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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再次改变了服装。
第二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爱上军装
法西斯分子永远无法拒绝一套好军装的诱惑，有人甚至认为，希特勒之所以当年在苏联前线失利，是因为他们太爱自己的军装了——那些德国士兵，他们穿着制作精良但并不厚实的制服跋涉在冰天雪地里，当然斗不过戴着可笑的针织帽、裹着羊皮大衣、脚穿毛毡里靴子的苏联红军。至于英国的军官们，如果你想说服他们摘下低顶圆帽和窄窄的武装带，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尽管这两样东西往往使他们成为狙击手的攻击目标。
女人们也发现了军装的妙处，她们从男人的衣柜里翻出制服或衬衫，有时并不仅仅是为了节省定量的票证。1941年，一些年轻的女性被强征进入工厂、农田和军队，开始了她们穿长裤的历史，那种劳动布的工人裤、帆布绑腿、绿色针织衫，有时还会加上一两条头巾，一副受尽苦难的模样。但有些女人显然喜欢上了这样的装束，并为此而加入军队，当她们穿上军用夹克、半截裙或紧身的短上衣，立刻就被这种特殊的感觉迷住了。于是，军服式女装随着弥漫的硝烟在欧美国家流行开来，这种在设计上强调直线和活动机能的女装，配以贝雷帽和丝绸围巾，的确使女人们史无前例地英气和洒脱起来。而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当炸弹掉下来的时候，这样的装束更易于奔跑。
一些军便服在战后也大肆地流行起来，如因艾森豪威尔而得名的艾森豪威尔夹克，这种掐腰、翻领、胸前有盖式大口袋的夹克因为坚固耐磨、质地优良而风靡当时的欧美。同时受到追捧的，还有空军的飞行夹克，那些时髦的男人们围着花里胡哨的丝绸围巾、脚蹬飞行靴，硬是要将这套出生入死的制服穿出洒脱的样子来。
军服式时装的设计从此以后便没有停止过，让我们看一则来自2003年的时装报道：
“早在今年春天，受到战争的影响，军装已经激情地冲上了时尚的最前沿。……今秋，大小名牌如LV、Christian Dior、Miu Miu等等，都一窝蜂加入军装热潮。值得注意的是，今季的军装主题大都体现在下半身上，例如裤子上多了几个口袋，裁剪硬朗许多，呈现男性化粗线条的美感。另外也会有更多的拉链装饰，更多金属性的搭配设计，例如腰带处的扣，这些安排将女性服饰的细节与精致粗犷化、阳刚化，在体现女性的柔婉之美中揉入干练、爽快的气质。著名设计师Marc Jocabs在他的个人系列中，大玩丝绒军大衣、铜扣、徽章等等，军味十足。Celine也以束脚、拉链等细节加入战斗。Miu Miu摒弃它一贯热爱的华丽色彩，让模特穿着卡其布裤子登上舞台。那种硬朗的风格，轻易就迷倒了和平年代里出生的人。同时，走青春路线的品牌，亦有不少军装推出，如刚刚入驻北京的香港品牌Touch jeans，更是让军装前卫得一塌糊涂。一位设计师说，军装与华贵的礼服，就像是强烈的对比，正是这种对比，刺激了上流社会对潮流的品位。”
所有的设计师都明白，没人能够抵挡军装的魔力。那些硬朗的线条、金属拉链、夸张的铜扣、大口袋……，当它们与女人的身体相遇，就会绽放出奇异的花朵来。合体的军装让女人出足了风头，它就像紧身胸衣的变体，在同样的欲盖弥彰中反衬出肉体的诱惑。没什么更让男人激动的了，那些穿军装的女人在另一个战场上唤醒了他们的征服欲望。
军装在中国的流行则被赋予了另一种意味。20世纪60年代，一些部队干部的子弟首先将它们穿上街头，并以一种特权的形象将自己与平民的孩子区分开来。穿军装的优越感在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有过十分逼真的表述，那些部队大院里出来的孩子，不管他们长得多矬、学习成绩多差，只要斜披着军大衣往那儿一站，立刻就能招来女孩子艳羡的目光。
拥有一套军装曾经是无数中国女孩的梦想，她们扎着羊角辫、束着武装带、背着军用挎包奔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街头，不砸烂点什么简直就对不住那身革命的造型。从这个角度看，军装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没有它的介入，文化大革命未必能进行得如此彻底，因为它在无形中唤醒了人类天性中的破坏欲望。
直至今天，军用书包仍被一些艺术家将当做特殊的符号继续使用着，有的甚至做到了“人包合一”——到那儿都是一身中装配着黄书包，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赋予了军装前卫的意义。而年轻的人们则更愿意在媒体的蛊惑下，将军装穿出时尚的味道来：
“例如上身穿军装，下身配窄身牛仔裤。女生一件简单的棉质背心、一条卡其布的七分泡裤，或是选择军绿色的迷你裙，但是，记得最好有许多拉链或是大口袋作为装饰。男生则可以来一身橄榄绿的线衫，配卡其长裤。当然，还可以不厌其烦地来上一大套水壶、帽子、布鞋、夹脚拖鞋和后背、侧背的软帆布包，或是头盔、护腕、粗犷的皮绳、金属饰物等，也都是增加气氛的道具。”
第二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认识巴伦夏加
被誉为“时装界毕加索”的巴伦夏加（Cristobal Balenciaga）也是西班牙人，他的客人名单中除了比利时皇后Fabiola外，还有阿娃嘉娜（Ava Gardner）、英格丽·褒曼（Ingrib Bergman）之类超一流的影星。
1895年出生于西班牙的巴伦夏加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的结果之一就是学会了裁缝手艺。他先是在家乡圣·塞巴斯蒂安开了一家服装店，后来又将地盘扩大到马德里和巴塞罗那。1937年，西班牙内战的爆发造成了许多人的死亡，但却从另一个方面成就了两个天才，一个是毕加索——他的不朽之作《格尔尼卡》因此而问世；另一个就是巴伦夏加，战争使他远走他乡，并催生了他在巴黎乔治五世大街的时装店。
要在法国时装界立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看惯了高级时装的巴黎人一开始并不买这个西班牙“裁缝”的帐。但人们很快就发现他的女装设计中蕴含了非同寻常的贵族气派，那种夸张的戏剧感甚至带有西班牙画家戈雅和委拉斯凯兹式的华丽与震撼。
巴伦夏加很快就出名了，他在巴黎的第一个服装展示会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他于1939年设计的束腰女装，事实上已经预示了战后“新形象”的到来。他的设计正如《时尚》杂志所言：“每次都有精彩的创意，并且保持一定的水准，令人耳目一新，对未来时装的潮流走向意识敏锐。” 他是一个优雅而温和的设计师，穿着的舒适性总是被他放在重要的位置，就连一向尖酸的夏奈尔也不得不承认：“只有他才会裁料子，配搭成时装，用手工缝制。其他人不过是时装设计匠罢了。”
精湛的裁剪技巧奠定了巴伦夏加在时装界的大师地位，他常常像建筑设计师对待建筑一样，研究服装的结构变化以及造型力度，所以他的作品以雕塑般的造型而著称。他于1961年设计的只有一条缝的大衣一经推出便引起极大的轰动，成为服装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时他还十分善用西班牙传统服装中的黑色或土黄，成功地将西班牙人的严谨与稳重体现在时装之中。其画稿生动优美、结构精准，被公认为时装设计领域里少有的全才。
然而巴伦夏加又是个勤奋的天才，从画图、选料、裁剪到缝制，服装制作的每一个过程他都要亲力亲为，甚至连选择配饰这样的小细节也不放过。此外，他还担任起模特教练的角色，教那些女孩怎么走路，如何微笑、傻笑、抽烟和摆姿势……。总之，他从未愧对“全才”这个称号。
尽管巴伦夏加的女装在二战前就已享有盛誉，但真正成熟的作品还是在战后的1950年代。1947年，迪奥推出的“新形象”虽说怎么看都有巴伦夏加束腰女装的影子，但后者还是被刺激了，他此后的一系列创作不能不说与这一事件有关。1950年代初，他推出的坦肩晚装以美丽的带子和性感的曲线令人叫绝；他把半紧身的茄克做成不定形的软套装茄克；设计了高立翻领和四分之三的中袖；在迪奥的“A形线”赢得新的轰动时，他的蚕茧状大衣和球状裙同样获得巴黎的喝彩。有人认为巴伦夏加是有意在用和“迪奥造型线”相反的廓形，来表达新女装应有的典雅。而巴伦夏加本人则轻松地将这个设计称之为“睡袋”。
此外，巴伦夏加还以吉普赛歌舞中的“弗莱门戈”装为蓝本，设计了一种前短后长的晚礼服。在这款精美绝伦的晚装中，巴伦夏加显示了极好的审美素养，精确地控制了比例及平衡的要素。为了获得惊人的效果，他还设计出或大或小的帽子，与晚装相映成趣。他的邮筒式小帽也因此为成为他独特的标志。
被贴上古典主义标签的巴伦夏加并不急于在每个季节亮相，他创作是间歇性的，总是要隔上一段时间才发动出新的灵感，并且，还要化上一大堆时间对即定作品修修改改，臻至完善。他的日装舒适、优雅，可穿性极强，但晚装却往往由于装饰得太过的华丽而显得不切实际：裙撑、垂挂的饰物、泡褶、花边镶嵌、毛皮和花朵，累赘的装饰让穿着者几乎无法落座，但也因此而令人过目不忘。
巴伦夏加设计的女装在1950年代的欧洲犹如一座丰碑，他的设计思想和方法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包括纪梵希、古海热、安伽罗在内的时装设计师都曾出自他的门下。进入1960年代以后，由于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急剧变化，以少数贵妇为服务对象的高级时装业趋于式微，一批年轻的时装设计师开始活跃起来，并获得年轻人的欢迎。那是1968年，玛丽·奎恩特的迷你裙正风行天下。面对服饰新潮的冲击，巴伦夏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