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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崖石刻是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但显然他无法确定是哪三种文字。这三种文字是波斯古文、巴比伦文和伊拉姆（波斯湾古国、公元前6世纪被亚述所灭———译者注）文。在这篇留传后世的石刻当中有一段这样的公告：
国王大流士公告如下： 将来如果有人 看到这段奉旨凿出的 峭壁上的铭文 并且见到这里的人像， 不要去掉或者毁损它们。 只要你们的子孙繁衍， 要世代注意保留它们。 这段古文被罗林生缒在绳索上抄录下来了。几年之后，他才把巴比伦的段落抄录下来，因为在中东，很不容易弄到为靠近这段石刻需要的长梯、长索和许多铁钩这些东西。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1846年他终于把这篇著名的摩崖石刻的手抄本连同全部译文递交皇家亚洲学会。英国在破译亚述古文方面最早的伟大成就就在此。 然而，其他各地的学者特别是法籍德国学者奥颇特和英国的兴克斯，也没有闲着，而是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当时梵文研究已一天比一天深入，对整个印欧语系的了解也一天比一天广泛，人们运用比较语言学对这些语言进行分析，进而把波斯古文的语法结构弄清楚。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逐步辨认出了60个古波斯时代的楔形文字。 白希斯吞的古铭文是一批空前丰富的资料，这时罗林生等人已经对这些古铭文作了深入的研究。罗林生发现了一种情况；有人希望找出一套密码规律来翻译东方古文，尤其是博塔出土的那些铭文。罗林生的发现对于这种向往不亚于一次严重的打击。 前面说过，波赛波里斯和白希斯吞的古铭文都是用三种不同的文字写的。虽然戈罗特芬德弄懂了其中一部分的含义，但这一部分文字和其他语言中相似内容的文字，在时间上应该是最为接近的。戈罗特芬德集中精力钻研之处是铭文最容易的部分，是当中的一行；楔形文字中间一行文字被戈罗特芬德之前的研究工作者定为第一类。 在基本解决了第一类文字的问题之后，破译工作就转到了另外两类。第二类楔形文字的破译方法后来终于找到了，这应归功于丹麦人尼尔斯·威斯特加德。1854年，他在哥本哈根初次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破译第三类文字的功劳应归奥颇特与罗林生分享；其时罗林生出任驻巴格达总领事。 分析第三类楔形文字时发现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第一类文字是拼音文字，如同欧洲文字，每个符号代表一个音。但第三类文字却不是这样；在这一类文字里每一个符号即代表音节又代表整个的字。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些情况之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逐渐增加），同样的符号（即多音符号）可以代表不同的几个音节，甚或不同的几个字。与此相反，同一个字可以用几个同音词来代表。最后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含义的可变性就是第三类楔形文字的规律，这就让人无所适从了。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尼布甲尼撒的黏土牌词典（图）3
在这一词多义的荆棘中，怎样才能开辟出一条通路来呢？起初谁也不知道。这些不利的消息，尤其是罗林生的报告公开以后，在学者当中造成了震动，而一般读者则感到恼火。专家们当然一致认为总有一天总有人会看得懂这些古文字，于是一场争论在专业的与非专业的研究人员之间展开了。许多专家和业余研究者，许多作家———知名的和不甚知名的，在科学和文学报刊上提问：是否可以真的相信，如此杂乱无章的文字竟然会被人当做交流的工具呢？是否应该接纳某些人的保证，认为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将来会变成能够读懂的文字呢？人们提出了猛烈的抨击，专家们成为了攻击的靶子，罗林生首当其冲，罪名是他开了“不科学的玩笑”，所以应该“就此收手”。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其上下文太繁复，不作转录）就能够说明第三类文字难以捉摸到了什么程度。r的音能够用六个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其不同取决于用在ra、ri、ru、ar、ir和ur六个音节中的哪一个里。然而假设需要表示ram或mar的音，即在ra或ar之上加一个声母，结果却由发音不同而造出了一个新的表意词。这个新的表意词的组成部分还不能决定它的发音。进一步说，如果几个符号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表意组合，用来表达某种内容，但这个表意组合的发音并不是构成它的每一个符号的发音的集合。比如第三类文字中代表著名的国王尼布甲尼撒名字的几个字，如果依照每个字母按顺序读出，就会读成“安—帕—撒—都—西斯”，然而实际上也读作“尼布甲尼撒”。 在外行人看来，这时楔形文字的破译工作简直就是一团乱麻。但就在这时，近百块黏土牌在博塔当年挖过的库云吉克出土了，后来考证它们是公元前7世纪中叶的产品。也许这些泥牌是为了帮助后世的学者而特意制作的，因为大量的单词表被刻在了上面，把表意文字的发音、含义同拼音文字照写出来了。 这些文物的出土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翻译古文的人从此可以使用一部“词典”了。可以看出，当时旧的多音节象形文字开始向拼音文字简化，词汇对照表在这时才造出来了，作为楔形文字初学者的辅导资料。 渐渐地，几本“阅读指南”和“词典”根据这些黏土牌编成了。词典把苏美尔词都注出了闪米特文的释文。最后，一部类似百科词典的工具书出土了，里面有各种物品的插图，其中属于法律和宗教仪式中使用的东西，附有苏美尔语和闪米特人的名称。 这些材料的意义虽然是重大的，但是它终究是不够完备的，只不过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已。对这些复杂而含混的楔形文字，破译工作者要克服多少困难、走过多少弯路、钻入多少死胡同之后才能最终破译出来，其中的艰辛只有专家们才能深深体会。 像过去开拓新领域的学者一样，罗林生公开宣称他能看懂这些最难懂的楔形文字时，也遭受了不少攻击和诽谤。这时伦敦皇家亚洲学会做出了一件学术史上罕见的，乃至空前的事情。 皇家学会给四位最著名的楔形文字专家———这四个人互不认识———各发了一封密信，信中要求他们尽快译出随信附寄的一篇最新出土的亚述语古文。 这四位专家为罗林生、兴克斯、塔尔伯特和奥颇特。四个人同时动手翻译，谁也不知道另外三个人的活动，并且各自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最后，四个人都把各自的译文密封寄回，四篇译文由一个专门小组进行破译。那些过去一听到谁说他能破译楔形文字就百般嘲弄的人，现在被证明是错了：这些极其复杂的多音节文字的确能够看懂。四篇译文大体上是相同的。 当然，这次超常规的测试活动招致了亚述学家们的不满，他们觉得自己被愚弄了。他们认为不管一般群众怎么拥护，这种测验方法是违背科学的。 但是没关系，1857年，《亚述王梯格拉斯———辟勒塞的铭文：罗林生、塔尔伯特、兴克斯博士、奥颇特译》一文在伦敦出版了。这本书令人无比信服地证明了，尽管译者走过了各自不同但无不极为坎坷的道路，但破译的成绩是准确而又符合科学的。 亚述学仍在继续向前发展；十年之后第一部亚述语基本语法书问世了，学者们接着动手探究亚述口语的奥秘。现在能读楔形文字的人已不计其数了。但有时也碰到困难，那是因为泥牌不全或刻工不良所引起的；这些古老的泥牌经过3000年的风吹雨淋、烈日曝晒之后，给人类带来一些客观上的困难，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智斗总督的业余考古家（图）1
在海德公园作为世界博览会会址三年之后，伦敦的水晶宫1854年拆迁到了西德纳姆，改为了博物馆。从此以后，西欧人才有机会欣赏到《圣经》里所描写的一些古城的豪华，而预言家往往把这些城市贬低为腐化和罪恶的渊薮。在这座新建的不列颠博物馆里，两间巨大的叙利亚住房和一座宫殿的正面再现出来了。这些展出的建筑物蔚为奇观，此前只有在《圣经》和神话般的游记里才能看到。 一座古代的礼仪殿和一间帝王的寝宫在展览馆里搭起来了。展品中有人头狮身的飞兽和猎狮人、“征服英雄”、“大地之主”———吉尔加美什的形象。有些墙壁用的是巴比伦砖砌成的，这是一种带彩釉的砖，别处的古建筑是绝不会有的。墙上的饰板上画着打仗和狩猎的紧张场面，描述的是2700年前亚述纳西尔帕执政时的景象。 这些展品得以展出主要是因为奥斯汀·亨利·雷亚德的努力。1839年，雷亚德抵达底格里斯河上游的摩苏尔时，其处境和流浪汉差不多。但当西德纳姆的不列颠博物馆展出了他所找到的亚述文物时，他已经是英国外交部副部长了。 在事业上，雷亚德和博塔、罗林生非常相似。三个人都有开拓型的性格，又都喜爱权力；既是优秀的考古科学家，又是普通人；参与政治、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却都具有机敏锐利的审美能力。 雷亚德生在一个定居不列颠的法国家庭里。1817年他在巴黎出生，少年时随父居住在意大利，1833年回到英国学习法律，1839年游历了中东。他先在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大使馆住了七天，1845年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开展考古发掘工作。1852年到1861年两度受命为外交部副部长，1868年出任负责军用建设事务的部长，1869年担任英国驻马德里特命全权公使。 他从少年时期起就向往遥远的东方，渴望有朝一日能够亲自赶赴波斯、巴格达和大马士革。雷亚德22岁时就开始在伦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办公室很沉闷，工作单调而乏味，除了法庭外再也没有发展的余地。雷亚德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毅然摆脱了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