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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叛国罪与象形文字（图）4
人们后来知道荷拉波隆大错特错了，不过是在商博良破译了象形文字之后，实际上，古埃及文字的演变，早已超过了原先的象征符号，例如旗子代表神、房屋的平面轮廓代表房子、三条曲线代表水等。把发展、进化了的古埃及文字还当做起源时的象形文字，因而用以形示意的解释方法来解释，其结果就产生了严重的甚至荒谬的错误。 以发明幻灯而著名的耶稣会会士阿萨纳西奥斯·凯切尔在1650年到1654年期间在罗马出版了一本书共4册，书中有几篇象形文字的所谓“译文”；和原文对照，没有哪一篇不谬以千里。例如代表“独裁者”的那组符号，原本是罗马皇帝的一种尊号，凯切尔的解释是：“奥赛里斯是所有植物和果实的创造者；神圣的莫夫塔从天上把这创造力引进自己的王国。”尽管错误丛生，但在认识到科普特语的重要性上，凯切尔却是商博良等人的先驱，而有些学者却不承认对科普特语深入研究的重要性。实际上，科普特语是埃及语的最新形式。 过了100年，在巴黎文学科学院，德贵格内斯演讲时，根据比较象形文字学提出一种理论，说中国人是埃及移民的子孙。然而，大凡得出这种错误理论的人总是在某一点上是正确的；例如德贵格内斯就正确地拼出了埃及国王“曼内斯”的名字，而他的一个反对者却读作“曼努夫”。因此，当时最尖刻的评论家伏尔泰对一些词源学者猛烈抨击，批评他们“既看不起元音，又不重视辅音”。同一时期，却有英国人颠倒了上述理论，居然说古代中国人是埃及人的祖先！ 人们也许会认为，随着罗塞达石碑的出土，这些不着边际的胡猜应该销声匿迹了。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因为问题显然能够解决，所以毫无专业知识的人都想插一杠子。一个德累斯顿的匿名作者，对照希腊文全文，把罗塞达石碑上的残损的象形文字“读”出来了。阿拉伯人阿哈麦德·伊本·阿布贝克尔又“揭示”了一段文字，接着，一向严肃认真的东方学者哈默…波格斯韬尔竟不辞辛劳把这篇文字翻译出来了。一个不知姓名的巴黎人声称自己在丹德拉的一座庙宇的铭文上识别出了第100首赞美诗，在日内瓦出现了一篇称作“潘菲力夫碑上的铭文”的译文，据说内容是“公元前4000年善良战胜邪恶的一篇报告”。 这时候有个人已经发展到了异想天开的地步了。柏林伯爵展现了丰富的想像力，非常狂妄又非常愚昧，他竞然声称一眼看穿了罗塞达石碑。借助荷拉波隆和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以及希伯来神秘哲学，只用一个通宵，这个伯爵就大功告成了。八天之后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译文，他说自己靠的是速战速决，“避免了由于思考过度而势必造成的全盘失误”。 尽管外界一片乱哄哄的，商博良却不去理会，只是在那里耐心地把材料进行排列、比较和试验，缓缓地前行着。这时，神父唐多·德·圣尼古拉的一本学究派的小册子被他翻到了，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是一种装饰的花纹。商博良仍无动于衷，早在1815年，他在谈论荷拉波隆的一封信中写道：“这本书虽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释的不是被我们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而是与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上去的宗教符号，即埃及人使用的各种象征图案。我的意见和一般人的相反，但我的根据是埃及文物。古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了荷拉波隆笔下的象征符号，如奇特的鹰、天雨、无头人、鸽子、蛇咬天鹅及桂花树叶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无象征内容的。”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叛国罪与象形文字（图）5
于是在那些岁月里，象形文字就被形形色色的神秘的伊壁鸠鲁主义者当成了集中目标。人们认为如同农业、贸易和行政管理的各种理论都来自于实践生活一样，希伯来神秘主义、占星学和灵知学的种种理论统统起源于象形文字。象形文字里出现了《圣经》中的话，还发现了洪水文学，乃至于希伯来语、迦勒底语和汉语的章节也不在话下。商博良嘲笑道：“看来好像埃及人根本没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 所有的这些解释象形文字的做法，无一例外地或多或少发端于荷拉波隆。而破译象形文字的真正方法只有一种，它是与荷拉波隆背道而驰的，商博良踏上的就是这惟一的一条路。 学术上的伟大发现很少有遵循准确预定的时间做出来的，而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问题上长期锻炼自己的头脑的过程中得出来的无数成果的总和，是自觉的东西与自发的东西，有心的观察与无意的冥想相交叉的产物。灵光一闪、一蹴而就的现象是十分罕见的。 有些伟大的发现，如果从它们的历史背景上加以剖析，就会感到黯然失色。在知晓了与它们相关的原理之后再来回顾，就会觉得许多失误显得十分荒谬，许多错误观念完全是盲目的结果，而许多问题看起来都是那样的简单。敢于离开荷拉波隆的传统而另辟蹊径，今天很难想像出当时商博良要具备多大的勇气。必须明白有两个重要的原因才使当时无论是知识界还是专业研究工作者墨守着荷拉波隆的陈规。一条原因是他已被人奉为古代权威，这和思想家们在中世纪尊崇亚里士多德、神学家们在后世尊崇古代教会的神父的性质十分相似。另一条呢，虽然有人暗中也许怀疑起荷拉波隆来，但对于象形文字除了被看成是一堆象征符号或简化的图形以外，他们实在是找不出别的更好的看待办法来了。十分不幸的是从表面上来看，象形文字很能令人相信这种看法。此外，生活在1500年前的荷拉波隆，比当代人更为接近晚期的象形文字。如果这也能够当做他的有利条件，那就使他的想法更加容易为人所接受了。在一般人的眼里，象形文字只不过是无数的图形，而荷拉波隆正说过这样的话。 可是，商博良却发现象形文字是“字母”，或更加准确一点，按他自己一开始的说法：“不是一套完整的按顺序排列的字母，然而是注音字母。”现在已经无法考证这一事实被商博良发现的确切日期，但是可以说，从发现这一点起，他就明确地抛弃了荷拉波隆学说，并找到了走向破译象形文字的正确途径。这种经过多年辛勤劳动的收获能够说成是灵感的启发吗？能够说这是霎那间的偶然现象留下的幸运吗？事实上，商博良最初想到把象形文字看做拼音字母时，他自己都立马否决了这个想法；他当时还把带角毒蛇的图形看成f字母，并错误地以为象形文字中不可能存在一套完整的拼音结构。斯堪的纳维亚人佐伊加与阿克布拉德、法国人德萨西和英国著名学者托马斯·扬，这些研究象形文字的人都看出罗塞达石碑上的这些古埃及世俗体铭文是一种“字母拼成的文字”，这样，难题的一部分已被解开了，然而，到了这一点上，他们就无法再向前迈进半步了，有的就此撒手，有的向后倒退了。德萨西公开承认他已完全失败，他说这象形文字就“像诺亚的方舟一样，仍然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叛国罪与象形文字（图）6
由于采用了拼音方法，托马斯·扬因此在罗塞达石碑古埃及世俗文体的铭文破译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但他在1818年也改变了原先的看法；在翻译“托勒密”这个词的象形文字时，竟然随心所欲地把这些字分为字母、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三类。 至此就看得很明白：两种不同的破译方法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方法的代表是自然主义者托马斯·扬。毋庸置疑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但对语言学却不甚了了。他采用了按图索骥的解法，把文字作比较式的研究，并巧妙地增补了一些东西。尽管他具体破译出来的象形文字屈指可数，而且对它们在拼音方面的含义也完全不懂，但经商博良后来证实，在扬译出的221组文字中，正确的有76个，这足以说明他具有非凡的直觉的理解力。商博良通晓十几种古语，因为他懂得科普特语，所以在探索古埃及语的实质上远远比托马斯·扬高出一筹。 扬不过幸运地猜中了少数字母或单字的含义，而商博良则看破了语言本身的内在体系。他不是零碎地译出几个字，而是把古埃及语言破解得能够读得懂、学得会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