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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罗塞达石碑的奥秘（图）4
他知道巴黎是欧洲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也知道自己马上就会进入事业上的新阶段。 商博良和哥哥一道坐长途马车奔波了70个小时，终于到了巴黎近郊，他的心已从现实转入了憧憬。那老得发黄的纸草仿佛就在他的眼前，那几十种不同的声音仿佛就在耳边响起。他想起了罗塞达石碑；在辞别傅立叶的时候他已见过这碑的手抄本。那些雕刻在玄武岩上的象形文字时不时在他的脑海里浮现。 根据可靠的传闻，在兄弟俩坐车前往巴黎的途中，商博良突然道出埋藏在心里的话。他对菲济克说自己原本想干什么，而现在突然看到自己已有力量去实现夙愿了。黑眼睛在他那黄脸上闪着光：“我要把象形文字破译出来，我一定能够做到。” 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罗塞达石碑的发现者是道特普尔，又有人说是布沙德。但调查证明，布沙德不过是一个指挥士兵们在拉齐德要塞废墟上进行发掘的军官，他本人并没有发现这块碑。这个要塞位于尼罗河畔，在罗赛塔西北约四五英里远，后被法国人改称朱利安要塞。负责把罗塞达石碑运到开罗的是布沙德。 实际上是一个不知姓名的士兵挖出了罗塞达石碑。估计这个士兵大概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或者最少有些考古常识，所以能看出这块石碑是一件稀罕之物。要不然，他可能是一个愚昧而又迷信之人，当他看到碑上石刻的一堆符号时误以为是些符咒，就大呼小叫起来，进而让布沙德知道了这块碑。 约有桌面大小的罗塞达石碑， 3英尺9英寸长， 2英尺4英寸半宽，为11英寸厚。碑体是磨光的玄武岩，“硬得像榔头”。三段文字镌刻在一面上，历经2000年的风沙侵蚀，已变得有些模糊了。第一段象形文字，11行；第二段通俗体文字，32行；第三段希腊文，54行。 希腊文！这是能够看得懂的！ 拿破仑手下那位懂希腊语的将军马上动手翻译第三段文字。这是一道教令，公元前196年由埃及教士起草的，内容是歌颂托勒密·埃庇范努斯的功绩的。 亚历山大的法军投降之后，这块石碑和法国士兵从埃及弄出来的大量文物一道被托运进了大英博物馆。幸好“委员会”早已安排人把所有文物包括这块石碑做了石膏复制品，并运回到巴黎。学者们就聚集在巴黎周围对这块石碑进行对比研究。 为什么是对比研究呢？因为这一段文字的排列形式本身就说明了它们的内容是相同的。《埃及信使报》曾经说过，在罗塞达石碑上能够找到一把打开这个逝去的王国的钥匙，借助它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来说明埃及”。在正确译出第三段希腊文后，再想办法找出那些象形文字同希腊文字之间的联系，这应该说并不太难。 参与这项破译工程的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工作在英国（应用罗塞达石碑原件）、意大利、德国和法国同时开展，结果却没有一点成绩。这些学者无一例外地犯了同样的一个错误。想从这些象形文字里找出希罗多德的框框里的东西来，这就是他们的错误。这是一直存在在人类头脑中的一种典型的错误观念。必须像哥白尼那样彻底转变观念，必须有冲破传统束缚的气魄才能揭开埃及文字的奥秘。 菲济克原先有一位老师名叫德·萨西，住在巴黎。德·萨西其貌不扬，却是一个享誉国际的学者。菲济克带着弟弟去拜见德·萨西，在德·萨西面前，17岁的商博良却用平等的态度说话。这还不足为奇：六年前，商博良在傅立叶这位名人之前也持同样的态度。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罗塞达石碑的奥秘（图）5
对这个外地的神童，德·萨西半信半疑。时年49岁的德·萨西在知识界属数一数二的人物；他只看到过商博良的《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一书的导言，而书中开列的计划就连作者自己也承认在他有生之年可能无法实现。对这样一个青年才俊，德·萨西一时不知该如何评价。然而，很久以后他回忆两人初次相见时，他说商博良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两人见面的当年年底，商博良就差不多把这本书写完了。又过了七年，书才终于出版了，并引起了轰动。但在成书之际，对于后来的荣誉，这位17岁的作者应该说当之无愧了。 商博良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巴黎的花花世界与他无缘，他奔走在科研机构之间，埋首在图书馆里，学习了阿拉伯语、梵语和波斯语———德·萨西曾把波斯语称之为“东方的意大利语”。商博良沉浸在各种东方语言的学习中，并打下坚实的基础知识，为了解这些语言在使用中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时他还写信给菲济克，请他弄一本汉语语法书给他，说是“为了消遣”。 他把阿拉伯语学得十分精通，甚至他的声音都变了样子。有一个阿拉伯人在一次社交场合，竟然把他当做同乡，向他行了加额礼。他从书本上获得了有关埃及的丰富的知识，同这位青年交谈之后，非洲著名旅行家索米尼·德·马涅古尔不禁赞叹：“我们谈及的一些国家，他了解它们的清楚程度简直像我了解我自己一样。” 又过了一年，科普特语被他学会了，既会说又会写。他说：“我经常自己对自己说科普特语。”为了练习，他的日记是用科普特语写的，谁知这种练习的结果竟在40年后酿就了一件有名的笑话。德国的格林教授把孩子们埋藏的兽骨当成了古代化石而成了笑话。无独有偶，他的这些日记被一位法国科学家看见了后，竟被当做了马库斯·奥列留斯·安托尼努斯时代的埃及古文，并特地撰文加以论述。 法国大革命时期商博良处境很艰窘，如果不是菲济克的大力援手，他险些成了饿殍。他在卢弗尔一间简陋的小屋里栖身，月租只18法郎，但就连这一点钱他都掏不出手；他常常写信向菲济克求援，说自己已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菲济克回信让他削减开支，否则就只能典当藏书了。可他的生活开支实在无法再削减了，鞋子早已穿烂，衬衣也破烂不堪，弄得他简直无法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商博良病卧在阴冷、潮湿的小屋里，因此种下病根，最后把他的生命夺走了。幸好有两件小事还算顺利，要不然他真会精神崩溃的。 祸不单行，法国皇帝要扩军，在1808年下令全国年满16岁的男子一律听候征用，这命令吓坏了商博良。对一切强制命令，他天生就十分反感。为了做好学问，他可以十分严格地要求自己，但一看到那些整装前进的部队就不寒而栗，因为他认为加诸那些士兵身上的约束把人的个性破坏殆尽了。当年文克尔曼不是同样面对过征兵的威胁吗！因此他在给菲济克的书信里曾经这样诉苦：“有时我简直疯了。” 一向对他呵护备至的菲济克这时挺身而出，想方设法保护他。他一面书面申诉，一面托朋友帮忙，写出的信更是数不清了。这样，在那战乱的年代，商博良终于还能够继续钻研他的古文字。 给他精神寄托的还有一件事，使他有时忘掉被征入伍的威胁，这就是对罗塞达石碑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他同谢里曼很相似。因为谢里曼当年有意推迟学习希腊语，直至通过自学能说会写欧洲各国语言之后才开始学习希腊语。罗塞达石碑之于商博良就像希腊语之于谢里曼一样。这位天才的心一直神往着那篇神秘的碑文，可他却一直举棋不定，因为要完成那样一个艰巨的任务，他自问本身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与齐备。 但在看到了伦敦新制成的罗塞达石碑的复制品以后，他再也控制不住了，跃跃欲试。然而，他还未径自动手破译碑文。只是把它和一篇纸草写的古文作了一下对比。对这块黑色石碑作了初步探讨之后，他已经能够“自己弄清楚整整一行字母的正确的价值”。1808年8月30日，他写信给菲济克，说：“我把这初步的收获交由你审查。”他十分谦逊地说明了自己应用的方法，但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这个年轻的探索者储蓄的自豪感。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罗塞达石碑的奥秘（图）6
然而就在他做了初步工作并且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就会有功成名就的那一天的时刻，却遭受到一场意料不到的打击。对逆境或吃苦，他都不放在心上；然而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好像会让他的辛勤准备和美好愿望完全落空的消息———那些象形文字已有人破译出来了。 消息刚刚传出来时，商博良的确灰心丧气，抬不起头，但这只是一场虚惊。那一天，在去法兰西学院的路上，他碰到了一位朋友，那朋友告诉了他这个消息。那个人并没有觉察到这个消息对商博良造成了多么沉重的打击。当时商博良面色苍白，身子摇晃起来，幸亏抓住了那个人才没有晕倒下去：自己长期以来忍饥挨饿、生活工作、孜孜以求的全部希望，一下子就化作了泡影！ “破译者是亚历山大·勒努瓦”，那个朋友大声说，“刚刚出版，名字叫《新译文》，书中把象形文字都译出来了。你想想看，这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啊！” 的确，破译了罗塞达石碑，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啊！ “勒努瓦？”商博良问，接着摇摇头。他又看到了一片希望。昨天，他还和勒努瓦见了面呢。两人认识已有半年，他认为勒努瓦是一位有水平的学者，但绝非天才。“这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