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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供美学家和鉴赏家欣赏。这些创业发家的人，凭着类似的感情和直觉，很自然地同这位半路转行、“白手起家”的考古学家站在一起，来回击那些保守狭隘的学究们对他的攻讦。 1873年报纸发表了谢里曼的报道与文章。几年之后，一位博物馆馆长撰文评论：“这些报道一刊载，在学术界和公众中普遍引起轰动。不论在家里，还是在路上、车上，人们都在谈论特洛伊古城。大家不止只是感到惊奇，而且都有许多疑问。” 假如说文克尔曼向世人“展示了遥远的希腊的奥秘”，那么谢里曼就揭开了远古希腊的面纱。他大胆地把考古学从学究的油灯里解放了，摆进了古希腊天空的阳光中；他也靠一把铁锹破解了古城特洛伊之谜。他从狭隘的古籍的局限下迈出了一大步，厕身远古的真实生活，客观上为考古学丰富了内容，开阔了眼界。
第一部分：关于雕像的记载同诸多学者的矛盾（图）3
谢里曼挑起的这场革命来得十分迅速猛烈，他的各种成就一个接一个出来了，而谢里曼其人的确不同凡响———他不是真正的商人，也不是纯粹的学者，可在经商、考古两个领域做出了非同寻常的业绩。这一切，加上公开发表的文稿里那种“沽名钓誉”的姿态，在学术界———特别是德国学术界引起了震惊。在谢里曼从事考古发掘的几年之内，就特洛伊和荷马的问题，众多学者发表的论文多达90篇，足以证明学术界对谢里曼的反应有多强烈。谢里曼那种业余涉猎的治学态度是被抨击的主要内容。纵观人类考古发掘工作的历史，任何局外人胆敢为发现未知领域提供新生的动力，就常常在学院派考古学家们的围攻之下被搞得焦头烂额，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因为谢里曼受到的攻击的根据是“原则性的”，所以在此就有必要援引一些相关文字。首先，我们一起来听听哲学家叔本华的声音：
“业余涉猎而已！”一种多么鄙薄的形容，是那些单纯以赚钱为出发点的人对真正因为爱好而从事科学艺术者的一种贬称。这些人为何要贬低别人呢？只因他们卑鄙地认为，除非受到贫困、贪欲或饥饿的驱使，谁也不会真正献身于任何事业的。一般公众的想法和观点也是如此，所以对所谓的“专业工作者”十分敬重，对业余活动者就缺乏信任。但实际情况却是这样，专业工作者只把活动当做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业余活动者把活动本身当做目的。然而只有当一个人关心一件事物的本身，当一个人喜爱某种活动并发自内心地愿意献身于这种活动时，才会真正地全身心地投入进去。顶极的成就从来就属于这种人，而不属于那些惟利是图的雇佣学者。
第一部分：关于雕像的记载同诸多学者的矛盾（图）4
威廉·多普菲尔德博士，一个与谢里曼共事的人，也是他的顾问兼知交。他是支持谢里曼的少数德国人之一。很久之后的1932年，多普菲尔德写道：“当谢里曼在特洛伊和伊萨凡工作时，一些学者，特别是德国语言学家对他冷嘲热讽，百般诋毁。对这些行为，我始终无法理解。后来，我依照《荷马史诗》着手发掘工作时，也遭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嘲笑和讥讽。这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遗憾。他们的意见不但不公正，而且的确很不科学。” 专业工作者不相信非专业出身的业余活动者，实质上是平庸之辈不相信天才人物。他们习惯于循规蹈矩地打发日子，如果别人要走出一条全新的冒险的路子来，即马丁·路德所谓“对人世间一切都不依赖”，他们就看不惯了。然而平庸之辈总是占大多数，并且往往有权有势。 回顾科学发展史，不论上溯到多少年前，都能够看到，数不清的伟大成就都是外行的、业余的、非专业性的人做出来的。这些人信仰坚定，自学成才，偏偏没有专家们的盲目与偏见，没有专业训练的条条框框的制约，所以，他们能够成功地跨越那些学院派正统设置的层层障碍。 17世纪最伟大的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冯·盖里克的职业是律师。18世纪制造蒸汽机的先驱帕平是个医生。富兰克林是肥皂匠之子，连中学的门槛都没碰过，更甭说大学啦；后来不仅成了著名的科学家，而且成了伟大的政治家。电的发现者加尔班尼首先是个医生。据奥斯特尼尔德所著的电子化学史记载，加尔班尼之所以发现了电，恰恰是他正好缺乏电学知识。弗朗霍佛尽管到14岁才识字，在光谱方面的著作却非常出色。铁匠之子法拉第，当过订书匠的学徒，他的知识几乎全靠自学而得。梅耶发现了能量不灭定律，但他不是物理学家，而是医生。同为医生的赫尔姆霍茨，26岁时就出版了有关同一内容的著作。乔治·布封是数学家兼物理学家，而一本地质学著作却是他最主要的著作。解剖学教授索莫林发明了电报机。画家莫尔斯编创了电报码，画家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术。三个毫无专业知识的军人齐柏林、葛罗斯和帕瓦西尔却发明了飞艇。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假如把这些人和他们在各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一笔勾销，那么整个科学发展就不堪想像了。然而，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曾经一度忍受当时的所谓专家们的嘲笑和蔑视。
第一部分：关于雕像的记载同诸多学者的矛盾（图）5
在考古学及其相关的领域里面也涌现了一批出色的业余活动者，例如，第一位优秀的梵文翻译者威廉·琼斯本来是孟加拉的一名高级法官，而不是东方学者；古文学家戈罗特劳德是楔形文字的第一个翻译者，而他的事业继承人罗林生却是军官兼政界领袖；医生托马斯·扬肇始了译解古埃及象形文字这项艰难工程，而历史学家商博良则是这项工程的完成者。铁路工程师休曼发掘了波贾蒙古迹。 如果这些出色的成就都出自专业工作者之手，那谁也不会非议它们的价值。但是，既然最后的成果是最为重要的，而取得这些成果的手段又无可挑剔，那么难道我们不应当格外感谢这些“外行”吗？ 诚然，在早期发掘工作中，谢里曼也犯过一些严重错误。一些应当保存的古建筑被他拆毁了，一些可能提供重要线索的古墙被他破坏了。但对此问题，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迈尔的观点是：“谢里曼的方法不分步骤，直挖到底。看来科学上最大限度的成果就是这种方法带来的。假如采用更为系统化的发掘方法，就有可能挖不到那山头下更加古老的几层，我们现在认识到的真实的特洛伊古文明就仍然深藏在地底下。” 谢里曼早期对史料的解释和年代的判断大部分是不正确的，这当然十分可惜。然而，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他却以为到了印度，但是这个错误看起来并没有降低他发现美洲的实际价值。 一开始发掘希萨尔里克高地的时候，谢里曼简直就像一个孩子，用榔头乱砸玩具；从这时起到发掘迈锡尼、梯林斯的这段时期，在考古学上的造诣，他毫无疑问有了巨大的进展。这一点，多普菲尔德和伊文斯都作了证实。 然而谢里曼却苦于自己在国内缺少知音。他发掘的成就明明摆在全世界的面前，偏偏福克汉玛学者直到1888年，在其所著《伊利亚特解》一书的再版中，竟然认定特洛伊战争只不过是诗人的一种比喻，是对海潮与江河的矛盾、特洛伊平原上雾与雨的矛盾的一种影射。对此，谢里曼从来就是严加驳斥的。一个名叫波依梯克尔的少校，习惯于无理纠缠，拚命似地反对谢里曼。他竟然说谢里曼故意破坏一些古墙残迹，因为假如保留下来可能会证明他的看法是错误的。谢里曼给这位少校寄出了差旅费，让他到希萨尔里克来了一趟。一起来到了现场，在场的几位专家都鉴定谢里曼和多普菲尔德是对的。可那位少校一副煞有介事的模样，认真地巡视了一周，就打道回府去了。回去以后，他居然言称，“所谓特洛伊”，不过就是远古时期的一座庞大的葬场而已。 于是，谢里曼邀请了几个国家的学者汇聚现场，在1890年作了第四次发掘。有英、法、美、德四国学者参加了，共计14人。为了学者的住宿，谢里曼特意在卡斯曼德罗斯谷周围建造一批木房子。在无可置疑的证据面前，学者们一致认为谢里曼和多普菲尔德所说的都是正确无误的。 最后，谢里曼积累了一批价值连城的出土的古文物。在他的遗嘱里他表示愿意把这批出土文物转让给“我最敬爱的”国家的国家博物馆。他先后向希腊政府和法国政府发出了信号，愿意把这批文物出卖给他们，然后到1876年，他又给彼得堡的一位俄国男爵写了信，说：
几年前有人向我打听这批特洛伊出土文物开价多少呢？我说是8万英镑。但是，因为我的一生中在彼得堡度过的有20年，我对贵国有最深的感情。我热切地希望把我的宝藏交给贵国。只要贵国政府出5万英镑就行了；如果有必要，我情愿降价到4万英镑……
第一部分：关于雕像的记载同诸多学者的矛盾（图）6
然而，实际上他最爱的是英国，这一点谢里曼公开地表露过。对他的成就，英国的反应最强烈，英国《泰晤士报》随时刊登他的文稿，而当时德国的报纸就拒绝他的文章。他的关于迈锡尼古城的著作的前言是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写的，此前，塞斯，这位牛津大学的著名学者，为他的关于特洛伊古城的书写了前言。 最后，这批文物在柏林找到了归宿，并且“全部永远由他们保管，归他们所有”。说起来也很凑巧：促成这桩事的是著名医学家微耳和———又是一位考古学界的外行。经过微耳和的努力，谢里曼成了人类学会的名誉会员并与俾斯曼和毛奇一起成了柏林荣誉市民。 谢里曼一度像小偷一样藏匿和看守着这批财宝，竭力避免使之落入当局手中。几经周折，几件主要的特洛伊文物终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