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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战斗中，从12月24日到30日之间，该师又不幸遭遇到一个更困难的情况。他们防守着一条长达25英里的防线，而受到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攻击。结果伤亡惨重，几乎全师覆没。希特勒和OKH决定要把这一个师的番号取消。我在适当时机之下，把这个意见打消了，因为这个师事实上并没有责任。希尔将军抱着重病离开了前线，他看见他辛辛苦苦所培养起来的一株幼苗，就这样给人糟踏掉了，真是伤心已极。希特勒还是不信任他，以后他就再也没被起用过。这样一个天才也就白白浪费了。
为了使西线方面总能有一点装甲预备兵力，我就命令把各学校中的训练单位都集中起来编成一个师，开始在法国境内加以集中训练。这个师就叫作装甲训练师（PanzerLehr）。我把新的装备发给他们，并且选用了一些优秀的军官训练他们。他们的师长就是拜尔林将军，他过去在苏联作战时，曾经充任我的作战处长。希特勒在12月间批准了成立这个师，并且加了一个按语说：“这个想法实在不错，可惜我事先并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候，激烈的战斗始终没有停息。在里齐特沙（Rechitsa）地区的中央集团军防线，已经为苏军所突破。在维捷布斯克和涅韦尔（Nevel）等地都已经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戈梅利和普罗普斯克都已经沦陷了，不过德军在莫吉廖夫和奥尔沙的东面，还守住了第聂伯河上的一处桥头阵地。
这时在第聂伯河上保留桥头阵地，实在是一个颇值检讨的问题，因为我们再向东面进攻的希望，真是可以说太渺茫了。不过，如果说希特勒是为了要获得尼科波尔的锰矿供应，这多少是一个理由，但这只是一个经济上的理由，而在军事上说，这种桥头阵地的保持，却实在是有损无益。我们军人都一致主张完全退过河来，利用宽广的河流，当作一条比较可靠的防线。这样就可以重新建立预备兵力，主要的是采取装甲师的形式，有了这种机动预备队之后，才可以进行机动性的战争，以达到战略上的目标。但是希特勒一听到“战略”两字，马上就会大发脾气。他认为将军们口里所说的“战略”，实际上就是退却的意思，这是他所痛恨的，因此他主张死守一切的地盘，即令是对于我们只有害无益，他也不管。
这一年东线冬季作战，德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结果使OKH感到焦头烂额。于是他们就顾不了在西线战场上进军的计划，但是我们可以很准确地预料着，在1944年的春天，盟军是一定会登陆的。所以，我就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不得不一再提出要求，将那些疲兵久战的装甲师撤回来，加以整编和补充。OKW本来应该也赞成这一点，因为西线是他们直接指挥的，可是他们却没有完全支持我。于是这个问题一拖再拖，终于我不得不向希特勒提出直接的申诉。蔡兹勒说他所颁发撤回某装甲师的命令，非常的明确，但是我反驳他的说法，指出OKH的命令漏洞百出，前线的将军们很容易按着自己的意思解释这些命令，蔡兹勒对我的直言当然予以否认。OKH的命令常常是这样说的：“只要战斗的情况许可，某装甲师应立即由前线撤回。”事实上该师可能一直与敌方保持作战接触，OKH应该明确地指出何时开始撤出才对。于是前方集团军和军指挥官的回应，也都是千篇一律地说：“前方的情况不许可，该装甲师一时无法撤出。”这样一拖就常常好几个星期。被留在前方的一定是拥有较强大战斗力的作战单位，特别是战车和装甲步兵尤然，而他们又是最急需休息和补给的部队。前线部队的正常轮调程序，最初是师属补给部队，再来是师参谋和多数师炮兵单位，而最重要的战车部分仍被他们扣着不放，于是我的整编工作还是无法进行。为了这件事，我和蔡兹勒之间发生了极大的冲突，但是西线战场的安危，我却不能坐视不管。
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1943年下半年的不如意事（5）
到了1944年6月6日，盟军开始侵入的时候，我们在万难之中，在西线方面算是勉强供给了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这些事留待以后再讨论。对于这些师的训练，我把他们托付给我的老朋友盖尔将军。花了很多的口舌，希特勒才批准了这个任命。盖尔的头衔是“西线装甲兵总指挥”，受西线战场总司令部的节制，但是有关装甲兵方面的工作，却完全听命于我。我们彼此之间早已建立有互相的信任，因此对于工作的推动是大有助益。
在1943年这一年当中，也还有少数偶然的事件值得在此一提。上文已经说过，当我出任装甲兵总监的时候，我曾经拜访过戈培尔博士。当时我曾经和他讨论到最高统帅部组织不适当的问题，我要求戈培尔劝希特勒把它加以改组，并且任命一个具有相当实权的参谋总长，以减轻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负担。戈培尔认为这个问题是很棘手的，但是他却答应我在适当之时机，他可以设法提出。1943年7月底，戈培尔恰好正在东普鲁士，我就趁着拜访他的机会，请他不要忘记了上次的谈话。于是他立即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并且也承认目前军事情形已经日益严重，最后他这样说：“当我想到有一天苏联人会进入柏林，我们不得不毒死我们的妻儿，以免落在他们的手里，这个时候你所提出的问题，就好像山一样的重，压在我的心上。”戈培尔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长此以往，战局一定会演变成怎样一个局面，但是他言行却并不能够一致。他缺乏足够的勇气，始终不敢向希特勒开口，提出这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于是我又改向希姆莱试探，这位特务头子态度却很坏，他以为我是想要限制希特勒的权力。
11月间我又去看约德尔，我向他提出改组最高统帅部的建议，主张参谋总长对于作战应具有真正的指挥权，而希特勒所应该过问的事情应限于一般政略和最高级世界战略的指导。当我说得很起劲的时候，约德尔却浇了我一瓢冷水，他反问我说：“你还知道有比希特勒更好的最高统帅人才么？”我只好把我的计划塞在我的皮包里面，匆匆走出了他的房间。
1944年1月间，希特勒写了一个便条叫我去吃早饭，他说：“有人送了一只野鸭给我，你知道我是吃素的。所以你能不能来陪我吃早餐，代我享受这只野鸭？”吃饭的时候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坐在一张小圆桌的旁边，室内的光线很暗淡，因为只有一个窗口有光线透进来。只有他的爱犬伏在他的脚下，希特勒顺手扯了一点干面包去喂狗。一个伺候的仆人，只是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在这种稀有的机会之下，也许可以谈论甚至于解决比较困难的问题。在略事寒暄之后，我们的谈话就又转向军事问题。我提到在明年春季，盟军可能在西面登陆，而我们现有的预备兵力却是绝对还不够充足。为了能从东线抽出更多的兵力，所以东线似乎有建立一条坚固防线的必要。我认为在我们前线的后方，没有一条防线，作为支撑的骨干，这实在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做法，我觉得若是能够把过去德苏边界上的要塞加以修复，其效用一定比目前随意选定任何村镇来当作据点的办法，要好得多了。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又触了一个黄蜂窝。
希特勒说：“请你相信我！我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伟大要塞工程师。我建筑了西线长城，我又建筑了大西洋长城，我曾经用了无数吨水泥。我懂得一切有关要塞工程的问题。在东线方面我们现在缺乏劳工材料和运输工具。甚至于到今天，铁路所能运输的物资，都还不足以满足前线上的需要。所以我无法调出火车来装运建筑材料，用来供给东线作建筑的用途。”他照例是一口气可以背得出来许多统计数字，却不管这数字是否可靠，总而言之却可以使旁人无法开口。虽然如此，我还是极力表示不同意。我知道铁路运输的情形，过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后，才开始有壅塞不通的情形发生，所以要塞的建筑绝不会影响到前线上的物资供应。铁路的负荷力是不会成问题的，而当地也不乏可用的材料和劳力。另外就战略来说，未来假使遇到两面作战的情况，就势必要在其中一线实行固守不可。所以我说，既然他在西线方面已经有了那样好的准备，那么为什么在东线方面，却毫不准备呢？结果希特勒又还是唱他的老调，他说假使他在后方修好了一道防线，那么东线上的将领们就只会想不战而退了。所以关于这一点他已经下了决心，是怎样都不会再改变了。
于是谈话的主题又转到各位将领们和最高统帅部的组织问题方面。因为我以前所作的一切间接的努力，希望使希特勒少过问军事指挥问题，是早已失败了。现在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直接和他谈论这个问题，希特勒可以任命一位他信任得过的将领，担任真正的参谋总长，而把今天这种乱杂无章的指挥系统，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结果我这一番努力也还是完全失败了。希特勒舍不得与他的亲信凯特尔元帅分开。他似乎很不相信我，而认为我是企图想限制他的权力。我算是碰了一个钉子。此外，实际上又有哪一位将军是希特勒所能够信任的呢？在这次谈话之后，我也觉得我实在太幼稚了，因为我也找不到一位可以供他信任的参谋总长。
所以一切都还是原封不动，依然还是采取寸土必争的战术。甚至当情况已经毫无希望时，也从未有过适合时机的撤退。不过，以后有许多许多次，希特勒常在我面前诉苦说：“我真不懂为什么在过去两年当中，一切的情势都完全不对了。”我的答复每次都是一样的，我说：“改变你的方法。”可是每一次希特勒都不肯接受我的意见。
第九部分 装甲兵总监决定性的一年（1）
1944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