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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美国8大名案-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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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写给苏珊的那封信。    
    汤姆·费利也走上了证人席。他是公诉方的关键性证人。汤姆通过他的证词成功地帮助公诉方确立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但他同时也告诉陪审团,他觉得苏珊是一个“温柔可亲的人”,而不是公诉人所形容的铁石心肠的刽子手。在被告方律师达韦德·布卢克的交叉取证中,汤姆·费利说,苏珊如同一只小鸟依人,“她在做爱时所感受到的欢娱并非来自肉体的刺激,而是在与人亲近和被人爱抚中的陶醉。”汤姆·费利还提到,大约一年前,在苏珊和戴维分居的一段日子里,有一次他打电话给苏珊,戴维藏在壁橱里偷听。后来戴维由于嫉妒而跳出壁橱,从苏珊手中夺过话筒,冲着汤姆·费利说,如果他再与苏珊来往自己就会揍他,等等。三名苏珊在康硕产业的同事作证说,苏珊曾多次提到,如果她不是这么早就结婚生子,她的生活一定会比现在好得多。公诉方最后一名证人来自查尔斯顿的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她就是替迈可和亚历克思验尸的医生珊卓·康拉狄博士。因为威廉·霍尔法官不允许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两个孩子残骸的照片,也不允许康拉狄博士陈述其遗体腐烂的情形,珊卓·康拉狄作证的时间非常短,只有15分钟。    
    苏珊承认她亲手结束了两个孩子的生命,被告方律师在这一点上已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他们曾经考虑过以下两种方案:一、以苏珊患有神经病为由,为她作“无罪”辩护。这就需要证明苏珊在作案之时完全丧失意识,毫无是非概念,分不清对与错。而其科学依据必须是该行为人患有妄想症,或精神分裂,或精神错乱。以赛摩尔·豪勒博士为首的被告方专家小组诊断的结果否认了这种可能。二、承认苏珊“有罪”,但因其神经功能失调,虽然能分辨是非,知道什么是违法的,可是在案发之时丧失理智,完全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专家小组认为苏珊的情况也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于是,被告方辩护律师只得再退一步,证明苏珊·史密斯的双命谋杀案,实际上是一次“自杀未遂”。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必须反驳公诉方的“作案动机”,即被告人为了满足情人的要求而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    
    1995年7月20日,星期四,被告方开始传唤他们的证人。首先出庭的是毕特·罗根和卡萝·爱丽森,两位曾为公诉方作证的办案人员。因为他们俩都非常同情苏珊的境遇,达韦德·布卢克着重请他们谈了苏珊所表示的悔恨和自责。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阿尔琳·安佐斯博士是被告方所聘请的心理专家小组中的一员。她认真研究了苏珊的家庭病史,她告诉法庭沃恩家族中曾有多人患忧郁症,并详细讲述了发生在苏珊亲戚中的数起自杀和自杀未遂的案例。被告方最重要的证人当属赛摩尔·豪勒博士。他说在1994年10月25日的约翰·D·隆湖双命案发生前数月,苏珊·史密斯已经有了明显的忧郁症和严重的自杀倾向。为了排解其孤独感,苏珊开始酗酒,并陷入了一种自我毁灭式的性关系网中。在案发前的六个星期内,苏珊同时和几个男人之间有性行为,包括她的继父巴威利·卢索,她当时的男朋友汤姆·费利,汤姆·费利的父亲、康硕产业的总裁及苏珊的老板J·卡瑞·费利,还有她已分居的丈夫戴维·史密斯。赛摩尔·豪勒博士认为,苏珊的性行为只是暂时地缓解了她压抑的心情,接踵而至的罪恶感反倒使她跌进了更深的压抑之中。赛摩尔·豪勒博士印证了汤姆·费利的说法,他告诉法庭:“她的性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为了自身生理的满足。”就像她小时候勤奋学习以讨好家长和老师一样,在与男人做爱时,“苏珊更关心的是取悦于他人,让他们都喜欢她。”赛摩尔·豪勒博士进一步指出,苏珊与汤姆·费利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苏珊“和许多男人都有强烈的、长期的性关系,很难说汤姆·费利就一定是她最钟情者。”所以公诉方关于苏珊·史密斯为赢得情人而谋杀两个孩子的所谓作案动机的推论是“一个荒谬的想法”。当谈到双命案发生的夜晚时,达韦德·布卢克向赛摩尔·豪勒博士提出了一个人人都关心的问题:“为什么苏珊·史密斯最终没有走进湖水里?”豪勒博士答曰:“出于人人皆有的求生的本能。尽管在她拉开车门跳出马自达之前,苏珊已经决定了要和孩子们一起葬身约翰·D·隆湖,但在最后的一刻,她害怕了。”赛摩尔·豪勒博士告诉法庭,当苏珊·史密斯压下紧急制动手闸,让马自达滑入约翰·D·隆湖时,她的脑子里出现了空白,使她没有意识到两个孩子的存在。豪勒博士分析了苏珊离开湖岸到麦克劳家的路上,开始编造谎言时的心理过程,指出苏珊并非公诉方所描述的处心积虑的谎言家,她这样做只是生怕别人把她想成一个坏女人。赛摩尔·豪勒博士最后说,如果苏珊的压抑症和自杀企图能及早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稍加治疗,这桩震惊全国的惨案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被告方还传唤苏珊的朋友,熟人,邻居等,这些了解苏珊,甚至看着她从小长大的人们告诉陪审团,苏珊自幼便是一个听话的,但心思很重的孩子,她从十岁起就出现了自杀倾向。他们还作证〖BF〗说苏珊确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戴维的妹妹贝奇·史密斯说,在本案发生以前,她一直把苏珊当作一位为孩子鞠躬尽瘁的母亲的典范〖DK〗。    
    7月22日,星期六,总结性发言。首席公诉人托马斯·波普声情并茂地向陪审团勾画出史密斯兄弟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被困在车座里,哭泣,叫喊,要妈妈。而那个把他们放进车里的女人却站在高高的湖岸上,用双手堵住了耳朵。”托马斯·波普再次强调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她以那只紧急制动手闸作为武器,结束了两个年幼的生命,只是为了创造一个和她所倾心的情人汤姆·费利一起生活的机会。”被告方的茱迪·克拉克的发言则不那么富于戏剧性,她一如既往地利用每一次机会争取人们对苏珊的同情。她强调苏珊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们的无条件的爱”,指出她:“并没有蓄意要加害于迈可和亚历克思,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谋杀。”“被告人并不是邪恶的化身,而只是一个被生活所扭曲的绝望痛苦的灵魂。”“苏珊确实是自己作出了选择,一个有悖情理的悲剧性的选择。”“她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真正导致这一行为的,却是她的郁闷,压抑和孤独无助。”法官威廉·霍尔显然也是同情苏珊的,他在向陪审团作指示时告诉他们,除了公诉方所起诉的谋杀罪外,他们在审议时也可以考虑较轻的如过失杀人罪。根据南卡罗来纳州的法律,过失杀人罪只判3至10年有期徒刑。陪审团经过两个半小时的审议,于当晚7点55分作出了裁决。陪审员一致认同公诉方对案情的陈述和分析,认为当苏珊·史密斯在约翰·D·隆湖畔压下马自达轿车的紧急制动手闸时,她完全清楚她在做什么。他们也支持公诉方关于被告人作案动机的观点,指出苏珊·史密斯之所以谋杀迈可和亚历克思,是因为她那位花花公子男朋友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孩子。当陪审长在法庭上宣布,陪审团裁决被告苏珊·史密斯两项预谋杀人罪成立时,苏珊以手掩面,浑身颤栗,泪水从指缝间流出。    
    只过了一个星期天,7月24日,12名陪审员又回到威廉·霍尔法官的审判室。他们这一次的任务是为被告苏珊·史密斯量刑。在南卡罗来纳州,对谋杀罪的量刑可以是无期徒刑或死刑。判刑与审理的法律程序基本相同。公诉方仍由凯茨·盖斯作开场发言。他再次强调苏珊·史密斯的“九天欺骗和九天诡诈”。达韦德·布卢克代表被告方致开场白。已经有了陪审团的裁决,被告辩护律师必须对自己的立足点作相应的调整。达韦德·布卢克在发言中接受了苏珊·史密斯的作案动机,指出她是一个在生活中陷入深深的困境的、心灵脆弱的女人,为了爱情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达韦德·布卢克说:“实际上,对苏珊·史密斯的最高惩罚是终身监禁,而非死刑。”在本案审理期间,不少证人,包括为公诉方出庭的心理专家唐纳德·摩根博士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公诉人托马斯·波普首先在法庭上播放了几组录影带。人们又看到苏珊·史密斯面对全国的电视观众眼含热泪,祈求上苍惩罚劫匪,让她的孩子们平安归来。亚当·维尔希中心的玛格丽特·弗莱尔逊女士第一个出庭。她说案发之后,苏珊·史密斯显得异乎寻常的镇定,不像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苏珊的表嫂玛嘉莉·格利高里则告诉陪审团,苏珊·史密斯如何在每次接受记者采访之前,编造谎言杜撰案情,蒙骗警方及公众达九天之久。玛嘉莉·格利高里就职于南卡罗来纳州里齐兰地区警署公共信息办公室。案发后琳达·卢索特地请她来代表苏珊家人处理与媒体的诸多事宜。    
    公诉方最后一个,也是作证时间最长的一个证人,是苏珊的前夫戴维·史密斯。他身着白衬衣,系一条孩子气的迪斯尼米老鼠领带,那是儿子迈可生前最喜欢的领带。戴维在证人席上声泪俱下地告诉法庭,自从1994年10月25日的那个悲惨的夜晚,“我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梦想,我一辈子的计划和打算全都破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再也没有可能与迈可和亚历克思共度我的后半生。”戴维·史密斯泣不成声,陪审员中至少有三个人和他一同掬泪,旁听席上也传来阵阵呜咽。法官威廉·霍尔几次击槌“肃静!”无效,只得宣布暂时休庭。当苏珊被法警带过戴维身边时,苏珊哭喊道:“对不起,戴维!”戴维无动于衷。出人意料的是,被告方没有对戴维交叉取证。在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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