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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媒体通过扫描器捕捉到了这一信息。在警方设置警戒线之前，现场周围已经聚集了无数的记者，而记者们的到达又招来了更多的围观者，其混乱可想而知。这时，乔恩·莫克利正在学校参加橄榄球队的训练。教练把他从球场上叫下来，告诉他赶快回家。乔恩看出教练的脸色不对，忙问是不是玛莎出事了。教练说，赶快回去吧，到家你就知道了。乔恩开着车，疯了似的在贝尔赫文不算宽的街道上疾驶。到得家门口，他父亲的同事卢维尔·罗宾逊正站在前院的车道旁等他。卢维尔本来是准备到莫克利家陪伴杜丽丝和他的妻子玛利莲的，因为莫克利夫人已经彻底崩溃，警方于是请卢维尔代表被害人家属正式鉴认死者的身份。现在他等在这里，想亲口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乔恩。乔恩听完卢维尔的话，挥起一拳朝他砸去，卢维尔机警地闪身躲开了，他完全理解小伙子的愤怒与绝望。乔恩让自己冷静片刻，马上向罗宾逊先生道歉，然后又疯了似的冲进屋里。乔恩来到母亲跟前，杜丽丝紧紧地搂住了儿子。现在，她只剩下这一个孩子了。戴维·莫克利接到玛利莲的电话留言后立刻动身赶往亚特兰大机场。登机前他在候机大厅里打了一个电话回家，从玛利莲口中听到了这一噩耗。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调查侦破工作也差不多在这同时正式开始。警探们成扇形分布开来，挨户走访莫克利家的邻居们。
第四部分 跨世纪的审判第24节 跨世纪的审判（2）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本案遇到的第一个难题竟然是，格林尼奇警署不具备处理暴力犯罪的经验和人力物力条件。当时在现场的所有警方人员中没有任何人接触过此类案子。在格林尼奇警署工作达20多年之久的警长思梯文·巴瑞对赶到现场的《纽约时报》记者说：“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从来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在此之前，格林尼奇市发生的最后一起凶杀案是在1949年。于是，警署只得向上级部门求援。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康涅狄格州警署的犯罪现场流动实验室——一辆装备有各式仪器的大型面包车——到达贝尔赫文。格林尼奇的居民们无不为玛莎·莫克利的惨死所震惊，特别是，这桩案子发生在贝尔赫文岛。人们马上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外界，他们——包括被害者玛莎·莫克利的家人们——谁也不愿意相信凶手会是这个上流社会圈子中的一员，肯定是外面的什么人偷偷摸摸溜进来干的。这种“民意”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本案最初的调查。警方到达犯罪现场后不久，即在莫克利家园子的草坪上找到了部分凶器——三截折断的高尔夫球棍，包括棍头和两段长度分别为8英寸和11英寸的棍杆。之所以只是“部分凶器”，是因为球棍的手柄和与之相连的一小截棍杆不知去向。而缺掉的这一部分正是警方认为最为关键的，因为手柄上非常可能有作案人留下的指纹和掌印。
从第二天，11月1日开始，格林尼奇警署调集了大批人员找寻那段高尔夫球棍的手柄。他们用摘樱桃的长杆捅遍了莫克利家园子里所有的树，用金属探测仪扫描周遭的地面。他们抽干了贝尔赫文岛上大大小小的池塘和游泳池，搜遍了所有无人居住的房子、棚子、仓库、堆放杂物的地下室，还有附近的海滩和大西洋海域，真真把贝尔赫文跟篦头发似地篦了一遍，但终究一无所获。警方综合现场周围各户人家所提供的情况，根据10月30日夜晚那一阵奇怪的争吵声和狗叫声，把凶杀案发生的时间定为是晚9点30分到10点之间。作案现场分三个部分，以被发现的次序，首先是玛莎尸体的所在地，位于莫克利家住宅西南方向大约200英尺。玛莎脸朝下匍匐在地，身体略微左侧，头朝东，左臂压在身子底下，头发浸透了鲜血，以至警探们最初根本看不出她头发的颜色。当脸被翻过来后，可以看到玛莎的前额、鼻子和下巴有纵向的剐划伤痕，这些血肉模糊的伤口里和衣服的前襟上沾满了泥土、草屑、小石头碴和松针。
看来，作案人是将她脸朝下拖到大松树下的。玛莎的裤子被扒到膝盖以下，但身体的这一部分，即腰部和大腿，却比较干净。可以推断，凶手是把玛莎拖到这里以后才褪下了她的裤子。从大松树往北100英尺左右，莫克利家住宅的西侧，一棵低矮的日本榆树下有两大摊血，直径各为3到4英尺。同时在这里还发现了那段11英寸的沾有鲜血的高尔夫球棍杆。距此处东北方向42英尺，在莫克利家前院环形车道内的草坪中央，警方发现了少量血迹和高尔夫球棍的棍头以及那截8英寸的棍杆。棍头上也有些许血迹。据警方分析，作案的过程与此刚好相反。环形车道内的草坪很可能是第一现场。作案人在这里将玛莎击昏，然后拖到日本榆树处。警方在这两个作案点之间的车道路面上发现了有人被拖过的痕迹：血迹和被剐下的人体皮肉。根据日本榆树下的两大摊血断定，此处应该是主要的作案点，玛莎在这里遭到了致命的攻击。同时，从两摊血的量来看，玛莎停止呼吸后至少在日本榆树下躺了半小时以上，流光了她身上差不多所有的血。从日本榆树到发现玛莎尸体的大松树之间，草地和落叶上有一条明显的弯弯曲曲、血迹斑斑的拖痕。后来，在被害人的父亲戴维·莫克利先生的协助下，格林尼奇警方从底特律市警署请来了两名侦探。20世纪70年代，底特律是全美凶杀案发生率最高的地方，那里的凶杀案侦探被认为是最富有经验的。再后来，到90年代后期，曾就职于洛杉矶警署的犯罪文学作家马克·弗尔曼也专门研究过此案。据这些行家们的分析，凶犯把玛莎的尸体挪到离莫克利家住宅和街道较远的地方藏起来，说明此人就住在附近，他希望尸体尽可能晚地被发现。
第一现场没有多少血迹，表明作案人至少在最开始时并没有想要加害于玛莎。况且该处离街道很近，旁边又有一盏路灯，若是蓄意杀人，决不会挑在这个地方。由此也可以推断，玛莎与作案人很可能互相认识。现场没有因挣扎反抗而留下的打斗痕迹，说明被害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她会遭此毒手。此案发生在莫克利家的园子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排除了外人进入贝尔赫文岛作案的可能。凶手知道玛莎会来这里，他极有可能跟踪玛莎，或者甚至和玛莎一起走到这里。由此得出的结论很简单，作案人认识玛莎，而且就住在贝尔赫文。据此假设再往下推，高尔夫球棍就不是一件事先准备好的凶器，而是作案人随手抄起的家伙。更有可能的情形是，此人以前就经常随身携带此物，所以他手里的高尔夫球棍并没有引起玛莎的警觉。警方很快查出，这支高尔夫球棍属于六件套的铁质通尼·宾纳，这种老式的品牌当时在市面上已不多见。该球棍缺掉的部分，即手柄和与之相连的棍杆，总长约为20英寸。凶杀案发生后的第一个下午，10月31日，两名警探，泰德·布鲁科和金姆·卢尼来到斯卡克尔家，朱莉接待了他们。作为兄妹七人中的老二和家里唯一的女孩，在母亲去世之后，朱莉不自觉地承担起了许多母亲的义务和责任。
她告诉警察，父亲这个周末外出，为了照管在万灵节期间通常会胡作非为的孩子们，老斯卡克尔临走前安排让新任家庭教师肯·利托顿于昨天搬进来。朱莉还说，头天晚上他们去了海滩俱乐部吃晚餐，直到快9点时才回家。迈克·斯卡克尔在回答警探们的问题时说，昨天晚上9点左右，被害人玛莎曾经和海伦·伊克斯、杰弗利·拜伦来过这里。他们四个人一起在林肯轿车里听音乐，不久托尼也挤了进来。那天下午托尼·斯卡克尔不在家。因为迈克在谈话中已经告诉两名警探，托尼是有人看见最后和莫克利小姐在一起的人，所以当盘查完毕斯卡克尔家的上下人等之后，泰德·布鲁科和金姆·卢尼决定留下来等托尼。托尼直到晚饭前，5点30分左右才回来。根据当时的记录，托尼说他头天晚上9点15分去林肯车里取盒带，看见玛莎等四人，就挤进车里和他们玩了一会儿。约10分钟后，小罗斯顿等过来让大家下车。当林肯车开走时，海伦·伊克斯和杰弗利·拜伦也告辞回家。托尼和玛莎又聊了几分钟，然后彼此告辞，因为他要回去做功课，那时大概是9点30分。托尼最后看见玛莎时，她正离开车道朝斯卡克尔家的后院走去。托尼进屋后不久听见有人摁门铃，是安迪娅·莎克比尔。安迪娅说朱莉准备送她回家，让她过来取另一辆车的钥匙。托尼把钥匙交给安迪娅，然后就上楼去了。
归结起来，根据林肯车中的四个人，迈克、小罗斯顿、约翰和杰姆·泰利恩，以及海伦·伊克斯和杰弗利·拜伦的证词，再加上托尼自己的话，警方已经可以肯定，托尼·斯卡克尔确实是最后一个看见莫克利小姐活着的人。从这一刻起，托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玛莎·莫克利凶杀案的嫌疑人，他当即被带到格林尼奇警署作正式询问。据警方记录，托尼的陈述与其他几位证人的证词一致。托尼·斯卡克尔并非当时警方唯一的怀疑对象。嫌疑人的名单上还有一个名字，艾德·汉曼，26岁，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MBA研究生。汉曼家住在奥托罗路和威尔士街交叉口的东南角上，这个街口的东北角便是斯卡克尔家的大园子。汉曼家也是莫克利家的近邻。艾德·汉曼被列为嫌疑人是因为有人反映他性情乖张、行为怪异。10月31日下午3点，艾德被带到警署询问。同时，警方让他的母亲签署了一份《搜查许可书》并搜查了汉曼家。尽管后来艾德通过了测谎实验，警方也无法证明他与玛莎·莫克利凶杀案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