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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准确地描述了在力量结构推动下国家是如何走向对抗和战争的，即使那些真诚地追求和平的国家，也被这种宿命推动着走向战争。那些以生存为第一目标的国家，都不停地根据自己的力量计算方程估算着在国际体系中自己的力量。对于那些大国来说，就更是如此了。这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大国的宿命，用米尔斯海默的话说，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正是这一逻辑，推动着各个国家去提高综合国力。一些国家还把对综合国力的追求视做是自己国家最基本的国家利益。这些国家对国际体系内国家力量的变动保持着高度的敏感。
第二部分北京朝圣？
大豆（阿根廷和巴西为大豆生产王国）的价格达到了３０年来的最高点。原因是什么呢？中国需求！铁矿石（巴西生产）的价格难道没有暴涨吗？因为中国炼钢厂需要！铜（智利和秘鲁的特产）的价格在２００３年不是上涨了１５％吗？还是因为中国工业的需要！巴西的童子鸡、阿根廷的牛肉呢？也同样是中国需要的，随着中国１３亿人口中的部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食品也变得丰富多样。还有铝土、碳氢化合物、小麦、食油、饮料……中国这个日益壮大的机器需要一切。（法国《费加罗报》，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３日）
北京朝圣：“北京共识”对抗“华盛顿共识”？
“中国模式”的崛起在２００４年得到了格外地关注。中国经济强劲的增长以及这一年第二季度开始为经济降温的措施，为国际舆论重审“中国模式”提供了机会，这是其一。其二，中国从２００３年第四季度开始，发起了一场强大的和平攻势，高层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并被系统论证。作为“和平崛起”内含的一项重要政策，自由贸易上升为中国周边战略的核心，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中亚、中国与俄国、中国与日韩等等，都在讨论或已经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无疑为“中国模式”增添了魅力。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受到关注的程度。
第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著名的评论员托马斯·弗里德曼。这位在中国很多人眼里属于“老右”的专栏作家，２００４年５月２日写了一篇题为《让我们祈祷吧》的文章。他写道，如果你是日本、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俄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欧盟、菲律宾的领导人，那么你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做祈祷，祈祷词包括：亲爱的天父，请保佑中国领导人身体健康、政权平稳，让中国领导人活到１２０岁，让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在他们有生之年保持每年９％的增长率云云。这篇“祷词”指出，中国正与世界连接起来，中国的发展对亚洲乃至对全球的重要性不断增长。
第二个例子，我们举在亚太地区媒体上的名人斯蒂芬·罗奇。这位分析师几乎每天都在撰写报告，他报告的基调是“感谢中国”。在一篇评论中，他说“感谢你，中国，你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熟悉中国“文革”的人读到这个句子，或许以为罗奇先生接下来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哩。
第三个例子是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拉默（Ｊｏｓｈｕａ Ｃｏｏｐｅｒ Ｒａｍｏ）为论证所谓的“中国道路”而提出的“北京共识”概念。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１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北京共识》的报告。该报告“基于与中国大学、智囊团和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的１００多次非正式的讨论”，其基本观点概括地说是三个“定理”三个“公理”。所谓三个定理，指的是北京共识的三个内涵：创新，可持续和平等的发展模式，自主的国际关系；所谓三个公理指的是中国模式的国际关系含义，也就是说，中国模式吸引别国的三个原因。拉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是近年来海外学者对中国模式国际含义最为系统的一次阐述，尤其是他在反“华盛顿共识”的背景下提出“北京共识”，使该概念一经提出就带有论战性质。
上述三个例子，或许并不能代表西方关于中国的舆论的全貌，但是如果回想一下世纪之交和２１世纪初年海外的中国舆论，就不能不注意到西方的“中国形象”正经历着微妙的变化。从科索沃战争到海南撞机事件，从布什政府刚上台时把中国锁定为“竞争对手”，到２００３年“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流行，中国一再成为国际舆论的关注焦点，而且所展示的形象，大多是负面的。最持平的看法也不过是把中国看做硬实力上升很快，而软实力很欠缺的国家。在这个背景下看，“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提出所折射的，是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开始向正常状态回归。而所谓的正常状态，指的是在国际舆论的视野里看，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特的国家，而是一个其发展路径具有普遍性的国家。这一转变是对中国经验的彰显，换言之，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被接受为一种软力量，而对国际社会产生吸引力。即使仍然持“中国威胁论”的人，也丰富了自己的“威胁范围”。这些人指出，如果中国要对美国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并非来自中国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而是来自于“中国模式”。中国的威胁不是中国力量本身，而是中国的发展经验。作为一种软力量，中国经验可以在国际软力量舞台上争取一些发言权，以从美国那里抢走一些“客户”。
第二部分时间总是不够用：革命与改革赛跑
提到这段历史公案，是要警示人们，中国转型总是呈现为“未完成”态的特殊性，这一特点导致中国社会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先进的政治经济趋势被未解决的过去时代的问题拖累着，而往往无法确立自己作为问题的解决者应当拥有的权威地位。这是第一个警示。其次，这种未完成态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对中国的变革来说，时间总是不够用，时间总是最大的敌人，改革总是在与革命赛跑。而且，由于受未完成态累积起来的问题的拖累，作为总体性解决纲领的革命，最后总是跑到改革的前面，在歇斯底里的社会情绪中，等待革命女神的降临。但是，总体性解决常常造成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的复辟，同时，总体性解决把过去所取得的成绩，破坏掉了不少，这带来社会整体质量的退化，社会仍然被锁定在不发达状态。
这种不发达状态，影响了中国软实力的持续提升。前面我们提到的中国形象曲线，大体上就反映着软实力的波动。而造成其形象波动的原因，是转型空间上的多重叠加和时间上的浓缩。一个历史时期因成功解决某个问题而提升了的软实力，被新的历史波浪所淹没，软实力无法得以持续累积。比如，中国１９１１年发生的推翻皇权的运动，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这是亚洲第一个推翻君主制建立民国的国家。但是接下来的军阀混战以及袁世凯的复辟，把前不久获得的软实力，完全抹掉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国际地位达到近代以来的顶峰，作为亚洲抵抗法西斯的重要国家，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软实力得到提升，但是接下来的内战把积累起来的软实力，再次抹掉了。
近代以来，中国历届政府都奉行“追赶战略”。目前仍然如此。在中国１００年的追赶历程中，最近２５年所取得的成就尤为世人瞩目。中国的经济增长连续多年世界领先，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贸易国，中国已经崛起为制造大国，被称做“世界工厂”，中国人均收入２００４年突破了１０００美元。中国是世界核大国之一，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无疑构成了中国的软实力的基础。
但是，从软实力的角度评价中国的追赶，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喻希来认为，中国目前所拥有的软实力下降到本世纪以来的最低点５。根据约瑟夫·奈的定义，软实力即“罗致行为能力”，是一种能够“说服别人跟进、效仿”的社会制度或文明，其优越性是不能单纯以某些静态指标来描述的，例如年产多少吨钢，人均拥有汽车或报纸的数量，恩格尔系数高低，等等。更重要的是面对各种外界冲击时所表现出来的系统的长期稳定性，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以及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的强度与频率。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知识？穴包括制度知识？雪呈指数型的增长，近几代人创造的知识已经在人类知识宝库中占据了绝大部分。比较而言，中国人在２０世纪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思想奉献实在少得可怜。
２０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创造过几种“中国模式”，但是，这些模式都没有保持长期的稳定性。这是中国真正的软肋。只有保持着长期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