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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堂的课程多陈腐无聊之论，引起学生不满。清末进入大学堂的孙炳文就曾站出来抵制过。当时，有个姓叶的教习给预科学生讲“人伦道德”课，学生对他的空谈不满，他仍赖着不走。当此课考试时，孙炳文就在考卷土大书“叶公好龙，尸位素餐”八字。结果孙炳文被学校挂牌开除。孙炳文后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回到北京大学，1912年毕业于预科第一类。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5）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臭名昭彰
满清皇朝覆灭前夕（1911年），国立大学共有学生不到500名。
（1）京师大学堂的分科大学1910年才正式招生上课，但没有大学毕业生；
（2）北洋大学堂大学部仅有工科毕业生35名，法科毕业生9名；
（3）上海南洋公学上院（即本科大学）到1909年才初具规模，没有大学毕业生。
可见清末我国大学教育尚在初级阶段，而且发展缓慢，举步惟艰。
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但离开现代化的大学标准，差得很远。据蔡元培先生晚年回顾：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学生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里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有阔教师作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学习上很有妨碍的。
辛亥革命前，京师大学堂办了10余年，几经周折，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外国人视之为“蒙养学堂”，连满请朝廷都自认其水平太低。辛亥革命后，学校的名称改了，但本质尚未变化，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良风气的影响，北京大学的名声臭到了极点，几乎不可救药。
首先是封建衙门习气仍重。京师大学堂时期，北大就是为了培养封建官僚，因而官场习气在学生和教师中漫衍，学堂像衙门。民园初年的北京大学，仍然是衙门气十足，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进大学教书只不过为做官准备；有的教师干脆就是清末旧官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派头却不小。如沈尹默记述的，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预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照送如仪。这位老先生还经常在上课时对学生留一手，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保密的，丝毫不允被借阅。教学内容陈旧，因循守旧。沿袭清末大学堂风气。
学生也以读书求功名利禄为目的，仍然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想，虽然取消了科举，一般学生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资格，以毕业后做官为目标。由于学生有做官发财思想，学生从预科毕业后，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更少。因为最终目的总是做官，不如入法科，学一点政治、法律，比较吃香。据统计，1917年底，北大法科的本科和预科在校学生841人，文科学生418人，理科学生422人，工科学生只有80人。读法科的学生是文、理科的总和，是工科的十倍半。以至于北京大学为招收文科学生，不得不降格以求，报考文科可以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力即可。
学风不正。师生满脑子当官发财思想。学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学生花钱一年在上千银圆的，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千银圆。一些有钱的学生，在学校里带听差、吃花酒、打麻将、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当时北京大学还流行一种坏风气：无聊师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妓院集中的地方。以至当时民间流传说：“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最好的主顾—— “两院”指当时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北大此时虽己改名，社会上仍有许多人习惯称之为“大学堂”。此语指去逛八大胡同的，以国会议员和北大师生为多。
为毕业以后做官，许多学生在校期间拉帮结伙，往来应酬。当时在北大还流行“结十兄弟”，即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买官，那么花的钻营费由十人分摊。如此乌烟瘴气，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府”？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1）
（三）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
清朝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在北京成立前一年，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它的创办者本是几个印刷工人，戊戌维新后由于张元济、蔡元培等文化人的加入，在清末民初迅速发展为我国文化人的出版阵地，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
商务印书馆——文化人的出版阵地
京师大学堂带有浓厚的封建王朝官场习气的烙印，而商务印书馆则带有新进的资本主义民间商业的色彩。它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手工业印刷工场，创办人是夏瑞芳、鲍氏兄弟和高凤池等，原为西文报馆的排字工人，设法集资银洋３７５０圆，以５００银圆为一股分，共四股半；起初只能印刷一些简单的印刷品。
１９０１年他们预见到科举制度必将废除，及早编印了新式学堂的各种教材，得到了新教材的印制和发行权，利润大增。为了迎合新潮流，也开始编译《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一类英文读本，同时还翻译了一些日文书，可是译笔粗糙，出版后无人问津。多方联络商讨之后，由南洋公学译书院（１８９７年创立）张元济推荐蔡元培担任商务编译所所长。
不久《苏报》案发生，革命党人章太炎、邹容被捕；蔡因有牵连，被迫逃亡青岛。夏瑞芳就聘请张元济担任编译所所长，时在１９０３年。
此后张元济主持编辑了我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并大力提倡汉译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又创办东方图书馆等等。
１９０２－１９１６年间，中国新创文学报刊５７种，其中２９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中，上海占２２种。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２－１９２０年间，出版图书３５２２种，其中文学类（以小说为主）８４６种占四分之一。
1903年商务印书馆聘请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并开始出版“说部丛书”。当时许多文化名人，如林纾、梁启超、蔡元培……都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林纾因《巴黎茶花女遗事》在文坛走俏一时，此后译述并出版西方小说181部，每部约为20万字左右。其中一些小说，既发表又出版，发表时也有稿费。郑逸梅等回忆说，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很受读者欢迎。他的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几年间，共达140种。……稿费也特别优厚。当时一般的稿费每千字2—3圆，林译小说的稿酬，则以千字6圆计算，而且是译出一部便收购一部的。” （据《藏晖室札记》，载《新青年》第３卷第５号；转引自《中国近代文学史论文集·小说卷》第688页） 这样每部稿酬1200银圆左右（合今人民币6万元）， 林纾十几年间的稿酬收入高达20万银圆以上，合今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
商务印书馆1910年出版《小说月报》，闻名全国。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2）
南洋公学与商务印书馆的亲缘
1898 年，南洋公学筹建译书院，选译东洋、西洋的名著印行，供学生和国内人士阅读。出版西学书籍是“成才之助”，强调“兴学之要在译书”。9月，戊戌政变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新党，有些被西太后逮捕杀害了，有些逃往日本。有的新党则逃往上海租界，其中一位张元济（菊生），于1898年10月逃难来到了上海南洋公学。
1899 年南洋公学在上海虹口正式成立译书院，由张元济担任译书院院长，负责编辑近代中国最早的教科书。当时一批逃亡到上海的新党，通过张元济的介绍借住在商务印书馆楼上，其中有吴稚晖等。当时社会上学习科学和英文的要求迫切，加上张元济有编辑经验，就促进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译工作，例如英汉对照的四卷《华英国学文编》，这是我国最早的英汉对照读物。在 1899至1900年间合于社会需要，这几本书销路很大。同时新党也借此宣传“变法维新”。
张元济先生受聘主持译书院工作不久，南洋公学总理（教务长）何嗣焜去世。张元济接任了南洋公学第二任总理，兼管译书院，月薪为银洋350圆（合今人民币约2万元）。译书院逐步扩大，还聘请了外国人做译员，开办了“东文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