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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开始筹备事务很艰难。首先是经费问题，只有以股分制的方式，筹集必要的资金。
这年年初储安平尚在重庆，他根据上海方面的报告，估计每期的成本是法币５０万元，如有６百万经费即可着手（其中２百万元为开办费、４百万元为８期的周转金）。这数目并不算大，但筹措时非常困难。储安平当时就说：“我们这批朋友，多是以教书为生的。读者一定充分明了，在抗战的８年中，教育界人员是如何地在饥饿线上挣扎。所以到真正收款时，常常止于口惠。其间还遇到使人极其难堪的事情。”
最难堪的事情就是全国性的经济危机：法币通货膨胀和物价飞腾。
抗战胜利后，法币一百元的购买力大约合今日人民币一元。
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０日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前线日报》（总编辑为宦乡）发表了一篇报道，根据社会调查的结果，认为当时上海等城市一个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为法币１５万６千元 （购买力大约合抗战前法币５０元，或者今日人民币１千５百元）。
当时计算出这个“最低生活费１５万６千元”的根据是： 大米１石２斗价２万元，煤球４担２万元，柴１担３千元，油１０市斤５千元，蔬菜和副食品每天１千５百元、每月４万５千元，车力（交通费）每月３万３千元，共计法币１５万６千元。
但是就在１９４６年初，内地如重庆等布匹价格首先浮升，春季大米价格上涨到每石２．４万元（法币），合每市斤１５０元。而公共汽车票由法币１５０元涨到２５０元，报刊售价涨到两倍，印刷费涨到３．７倍。……就在全国性的又一轮物价飞涨爆发时，储安平在１９４６年３月中旬，由重庆飞抵上海。这时社会经济形势险恶，通货膨胀严重，要办刊物的总费用金额，看来必须增加到两倍不可了。夏天，通货膨胀继续贬值的结果，法币２百元的购买力才相等于今日人民币１元。
但是储安平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灵活机动的办法，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７月底股金基本就绪，达到法币１千万元（合今人民币５万元），勉强可以启动。《观察》是股份制的同人刊物，有些作者和职工也是股东。储安平预定的股额是二百股，５万元一股（相当于２斗大米，或今人民币２５０元左右）。许多知识分子从自己菲薄的薪金中节约出５万或１０万法币认股，而他们的平均月薪只能买２－４石大米。这一股就占用了他们月薪的十分之一左右。他们支持《观察》的精神真是令人感动。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全面内战时期文化人的生活 （2）
事务方面的第二件大困难，是“房子”。当时在上海，房子就是金条。因为法币不断贬值，在金融市场上已经丧失信誉，大笔交易通常采用“黄白绿”即金条、银洋、美钞（黄的是金、白的是银、绿色的是美元）。一根金条为十两，一两黄金相当于大约一百银元；也就是说，一根金条的价值大约合今人民币３万元。俗话说“没有金条弄房子难于上青天”，后来储安平幸得朋友们的帮助，租到一间小房子作为编辑部，月租金法币２０万元（合今人民币１千元），以半年为期。
冯英子写道：“《观察》已经在上海出版了，而且很快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应当说，从《观察》的出版到后来的被迫停刊，这个刊物一直是办得比较成功的。”
风云变幻中初战告捷
1946年９月１日《观察》第１卷第１期创刊，售价法币５百元（合今人民币２元５角）；储安平说：“第一期究竟应该印多少份，事前无法得到科学的根据。一部分朋友甚至怀疑我们这样一个硬性的高级刊物是否可以销过３千份。我们第一期决定印５千份。”实际上很快加印两版，共７千５百份。第５－１２期都印９千份，自第１３期以后增印到１万份。
当时上海的物价如何呢？几乎每月都在涨价。
1946年夏季大米涨到每石４．２７万元（法币），合每市斤267元；黄豆每市斤２百多元，豆油每市斤８百多元，菜油每市斤７百元；猪肉每市斤１千３百元，白糖每市斤１千１百元，酱油每市斤３６２元，食盐每市斤１６０元；豆腐每（４块）７１元；白酒每市斤８百元，黄酒每市斤４百多元；士林布匹每市尺１千１百元，龙头细布每市尺７百多元；
因此１９４６年夏季法币２百元约合今日人民币１元。
但是在一年之内，物价飞涨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
１９４７年夏季大米涨价到每石３６．９万元（法币），合每市斤２千３百元；黄豆也是每市斤２千３百元， 豆油每市斤９千多元，菜油每市斤８千元；猪肉每市斤９千５百元，白糖每市斤６千３百元，酱油每市斤２千８百元，食盐每市斤１千３百元；豆腐每（４块）６千元；白酒每市斤７千９百元，黄酒每市斤４千元；士林布每尺９千９百元，龙头细布每尺６千６百元；都飞涨到前一年夏季的９－１０倍。
因此１９４７年夏季法币１千８百－２千元的购买力，约合今日人民币１元。
1947年２月８日《观察》周刊第１卷第２４期售价１千元；表面上比半年前的创刊号涨价一倍；而同一期间日用品涨价到３倍多；所以实际售价反而降低了，利润更为菲薄。
这时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列举了国民党２０年以来的统治给自由知识阶级造成三个影响：
首先是政治限制，政府拒绝保障人身自由和出版、言论、集会自由等基本权利；
第二是经济限制，知识阶层陷入了普遍的贫困状态，“政治活动必须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八年抗战，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弄得个个生活不安，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油盐这些琐事上，以至大大削弱他们在政治方面所能发挥的积极力量”，缺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经济后盾；
第三是思想限制，国民党政权顽固地对于教育界横加干涉，不仅未能从年轻一代中培养出“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相反，“２０年来党化教育的结果，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越搞越不象样，弄到青年大都厌恶国民党。厌恶国民党不要紧，党化教育给青年的并不是一种理性教育，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教化，于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满现实而日益泛滥。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必须在理性上有修养，始能接受自由主义的熏陶。情感泛滥的结果是趋于极点，不是极点的右就是极点的左。……党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罗奴才、放任浪才、杀害人才。”接着，储安平笔锋一转——
自由思想分子虽然受着上述种种限制，而客观地说：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长之中……实系由于时代使然。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
经过一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观察》周刊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知识阶级起来发表自由思想、履行历史使命的民主论坛。
到１９４７年３月１日《观察》第２卷第１期出版时，售价不得不提高到１千５百元；８月９日第２卷２４期出版，售价又提高到３千元；而实际上还是降低了价格（只合今人民币１元５角左右），依靠扩大发行份数而收回成本。但物价仍在飞涨，刊物的前途不仅受到反动政权的专制压迫、新闻审查的刁难钳制，而且愈来愈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威胁。
关于财务，按照《观察》周刊社“征股简约”第四条：“出版满一年时，主持人应向出资人提出财政报告”。
储安平在第一卷第２４期为刊物诞生半年所作的报告《辛勤·忍耐·向前》一文中说：“本社的资金是（法币）１千万元，但是现在的帐面上，本社的资金已超过２千万元。我们愿意向股东说明，我们在筹备时期，从未开支过一文车钱，也从未开支过一文交际费。第一次租屋及最近的迁移，我们都没有用什么钱。甚至在开办的时候，我们也几乎可以说，没有用过什么开办费，一切家具都是借用旧的，借以节省支出。而且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绝对干净的。一切比较大的支出，如买纸、付印刷费等，都由我亲自经手办理，在良心及人格上，我们可说绝无弊端。”
在风雨飘摇中，《观察》周刊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有所赢余，股东每年分红，还赠送股份给一些对周刊贡献较大的作者和职工。
储安平有一段话曾经感动了百万读者，他倾诉：“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社会上主持独立的事业，我们认为我们的信用及前途较之金钱远为珍贵。至于刊物本身，可以自给。”（引自《储安平文集·下》第87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忍辱负重，义无反顾
《观察》周刊基本上以半年为一卷，每卷为２４期；从1946年９月创刊，次年２月出满一卷以后，用两周时间稍事修整、总结；然后出下一卷，到８月再出满２４期。这样一直坚持将近３年，出到第５卷１８期，受国民党政府查封而被迫停刊为止；虽然政局非常动荡，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然而《观察》周刊３年中的发行量直线上升，在全国范围的信誉和影响不断扩大，读者不限于知识分子和学生，而迅速分布到工、商、政、军、律师、医生等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