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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厨房的伙食，一般早上是稀粥就咸罗卜丝加点儿花生豆；中晚八人合吃四个菜加米饭；10天一结账时，可以集体打一次“牙祭”。也有极少部分同学，每天只能大饼两块、配辣椒豆瓣酱加白开水了。
教师的生活比学生稍好一些，但也很困难，跟战前无法相比。三天两头请客聚餐也取消了。连像金岳霖这样的美食家也不得不闭紧嘴巴，只能偶尔设法弄块西点解解馋。一些单身教师和青年助教，便也跟学生一样自办“饭团”，改善生活就难以提上日程了。
40年代，学生食堂的伙食供应，通常有渗水发霉的黑米和见不到油盐的白水煮青菜。每天只吃两顿饭，生活得不到保障。为了继续学业，维持生活，有一半以上的人兼做商店会计、中小学教师、家庭教师、机关学校文书等。由于生活没有着落，许多学生被迫休学，有的则时断时续，甚至读了六七年大学才得毕业。
师生们的住宿和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教室都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时只能听到“叮叮当当”的雨声，听不清教师的讲话声。新校舍都是土坯茅草房，一个房间20张双层木床，两两相靠，用床单或蚊账隔成无数个小单元，彼此不免影响。也有个别学生在外租房。住在昆华中学南院和工学院的学生，都是二层小楼，条件比新校舍好一些。由于学生课多，活动多，因而对住处还不太挑剔。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一向校风质朴，在抗战之前几乎一律学生制服。到了西南联大时期，条件艰苦，制服依旧，但质量逐年下降。流行的学生服装是洗得褪色泛白的黄制服，黄制帽，冬天加一件黑色棉大衣。这是绝大部分同学一年四季的服装。其次也有少数蓝布大褂，西装较罕见。女同学穿蓝色布褂者较多。都是从平津、长沙、香港沿途带过来的。脚上皮鞋点半数以上，多是本地产的3元一双的货品，其余胶皮底鞋和粗布鞋地不少。袜子多是破线袜，有的也穿着打了补钉的粗布线袜。当然男女同学有个别出格的，女的浓装艳抹，同学称之为“妖”，男的奇装异服，大家呼之为“怪”。如此妖怪，全校不过几人，屈指可数而已。
与学生比，教师服装形色稍多一点，西服革履者有之，长袍大袖的也有，也都是教授常穿的服装，布料不一定好，但那是一种相当于学生制服的教师服装，大家都这么穿惯了。教师中“奇装异服”的也有：其一是吴宓，吴先生爱穿紧身细腿的旧式西服，脖子上一个炸弹形的脑袋，在联大校园内，很是显眼；而物理系的吴大猷先生，一条黄卡叽布裤，膝盖上补了像大膏药一样的补钉多个，在教授们的各种补钉中也是很有名的。
朱自清先生，那时生活很清苦。有9个孩子，一部分住在老家扬州，家庭负担很重。加上先生至情至性，衣服的钮扣丢了也不钉，找根绳子来系上。到了冬天，买不起大衣，就买一领云南“马锅头”用的粗毛毡披在身上；头上戴着大耳的帽子，用来御寒。南开大学的李广田教授回忆，他在昆明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朱先生，他说：“假如不是他老远地脱帽打招呼，我简直不敢认他，因为他穿了一件很奇怪的大衣，后来才知道那是赶马的人所披的毛毡，样子像个蓑衣，也像斗蓬，颜色却像水牛皮。以后我在街上时时注意，却不见有第二个是肯于或敢于穿这种怪大衣。”至于鞋袜，多数教授和学生一样，穿本地土产的皮鞋或布鞋，许多教授的鞋子和学生的一样，前后开口。哲学系沈有鼎先生不穿袜子、只穿着又旧又破的布鞋上课的情景，让同学们一辈子无法忘怀。
从1941年以后，西南联大参照其他学校的办法，在教职员月薪之外，每月增发各种名目的生活津贴。由此“薪水”改称“薪津”。其中“津”的部分愈来愈超过“薪”的部分。教职员和公务员的名义“月薪”类似，因有政府明文规定的死标准，不能逾越，只能作象征性的晋升。在西南联大校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提高每月的“生活津贴”首先是按照市场大米涨价的情况补助各家每人每年１石（160市斤）大米，以保障最低生存条件。此外，则是“爱莫能助”了。
为了补贴家用，人们从东部老家撤退时随身携带的一点积蓄和金银首饰已经消耗殆净。有些教授和讲师只好典当家具、出售衣物。例如闻一多夫人高真女士就摆个小摊出让衣衫，换取食物。不久，大家已无多余的衣物可卖，正像生物学系教授沈嘉瑞所说的：“现在只有剩下的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知识阶层最器重、最爱惜的资产就是藏书。由平津南下长沙、再由长沙辗转到云贵高原，一路上什么财物都可以抛弃，唯独不舍得扔下书箱。图书资料是读书人的命根子。但是到了１９４１年以后，剜肉补疮，连最后的珍藏也只有忍痛割爱了。以专门研究“明史”著称的吴晗先生，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转让云南大学图书馆，大哭一场。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教授费青先生，久病不愈，经济窘迫，只能将珍藏的德英中文图书求售；经协商后，由北大法律研究所全部收买。折价法币３千元，聊补燃眉之急。现存历史档案中，还有当年西南联大法律学系主任燕树棠教授“关于收购费青教授藏书”一事致梅贻琦常委函。
“半工半教”
昆明物价更在大后方居于首位，西南联大师生，沦落最低层，在饥饿线上挣扎。
1943年以后，联大教授的月薪，仅能维持全家半个月的生活。陈寅恪在形容当时昆明及后方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程度时，曾有两首诗：“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 诗句中的“双俸”，是指1942年８月１２日教育部核选西南联大资深教授７３名（任教满十年以上者）为“部聘教授”，其中第一名就是陈寅恪。按规定“部聘教授”每月薪俸６百元，学术研究费补贴１千元，所以叫做“双俸”。但是这教授里级别最高的“双俸”，还合不到两石（３２０斤）大米的价钱。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终因营养不良，导致目疾难愈，饮恨终生。
汤用彤等教授一度只能喝粥度日。一般教师的生活可想而知。
为补贴家用，教授们只能想办法，开头是典当出卖衣物等。吴大猷先生因夫人患肺结核病，花钱买药很多。他是西南联大教授中最早摆地摊的，抗战初年托人从香港、上海带来的衣物用品，都陆续卖出去了。
黄子卿先生，1941年得了疟疾，不得已，卖裘、书以购药，拖了一年才好。黄先生为此曾写诗云：“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草堂诗好难驱疟，既典征裘又典书。”至今读来令人怆然。
东西卖光了，便开始想方设法挣钱。同学们“半工半读”，而老师们则“半工半教”。
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卖。
航空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教授，合作研制“西曼”牌墨水来卖，据说可与派克墨水媲美，畅销昆明。
常委梅贻琦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梅夫人一开始便想去作工，后来被人家认出来，堂堂校长夫人，如何敢雇？有时只好在联大校门旁摆地摊，变卖儿女们的孩童时的衣服，换钱以补家用。又做一种点心取名“定胜糕”，到昆明冠生园去寄卖。
冯友兰教授的夫人则作麻花出售。也有的教授开小商店、茶馆、餐厅等等。
无力经营的只好出去谋兼职。许多教授便在昆明的其他大学、专门学校和中小学兼课，或者去教家馆等。有的教授为云南土司当幕僚，撰写寿文、墓志铭，换取酬金。师范学院副教授萧涤非，曾先后到中法大学、昆华中学、天祥中学兼课。刚生下的第三个孩子“啼讥号寒”，不得不忍心送给别人抚养。
真是“十儒九丐”。教师兼差既多，不免影响教学。个别不负责任者，上课迟到、或由助教代课。但大多数教授仍坚守岗位。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6）
物价高涨，高级人物并不在乎
《大公报》社论1939年11月3日指出：抗战两年多，物价平均涨了两倍，老实说，高级人物对此并不在乎，豪华奢侈的生活并无影响。尽管产品稀少，运输艰难，他们照样能用飞机把香港的牛油、洋烟、洋酒、华衣运到内地来享用。即使就地购用涨价的物品，在他们的开支上，也不算一回事。不过，这级人毕竟不太多，中下级社会的人却大感物价高涨的压迫了。
《中央日报》1939年12月2日文章指出：“有钱的人不在乎物价昂贵”。汽油的来源是何等难，汽油的价格是何等贵，私人汽车依然不绝于途。商店中的货物，无论怎样贵，依然是有许多人去买，商人是以营利为目的，对于顾客不加选择，既然有人肯高价来买，当然乐于高价出售。
1939年12月《国民公论》指出：物价高涨，使少数人变成暴富，而大多数人生活恶化。尤以目前中国这些暴富者，因为钱赚得容易，挥金如土，过着极靡烂的浪费生活。这固然影响国民的精神动员，同时也是浪费物资，促成物价的更加高涨。“一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面是荒淫与无耻！”今日的大后方，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照。就抗战的立场讲，这种荒谬的情形，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孔祥熙送来的钱
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相当于国务总理）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搜刮民脂民膏，却富得“流油”，人人唾骂。
1942年见到过孔祥熙的舒芜回忆，此人“是地道的老式山西票号商人的味道，胖得一身滚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