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烁窈妥杂伤枷耄运搅恕叭ā焙汀扒钡淖杂芍耙底魑裙痰木帽Ｕ稀！ �
因此我重申这一判断：离开了经济生活的鲁迅，决不是完整的鲁迅。
鲁迅为版税而奋斗
鲁迅后期在上海的十年间，完全成了一个“爬格子”为生的自由撰稿人，经济来源几乎完全依靠：版税、稿酬、编辑费，占他生平总收入的半数以上。由先前的公职人员到自由职业者，在这过程中有个关键性的步骤，就是鲁迅以法律方式捍卫自己的著作权、向北新书局追索版税之争。
但当时（1929年前后）鲁迅和书局出版商两方考虑到社会影响等各种因素，这场剧烈争端一直是“关起门来谈判”秘而不宣的。事后，鲁迅和有关人士都没有著文评述这场严重争端的来龙去脉和细节过程，只是偶尔透露过一鳞半爪，例如在鲁迅跟林语堂的“相得复疏离”关系中，隐约提到几句罢了。鲁迅去世后，只有此事见证人之一郁达夫在1938年《回忆鲁迅》一文中作了几百字的简述，但语焉不详，知者甚少。
这场爆发于1929年8月的鲁迅著作权争端，究竟牵涉到多少钱呢？根据我对于“鲁迅经济状况”的多年研究，从20－30年代鲁迅著述应得的版税、稿酬、编辑费核算，参照《鲁迅日记》中的帐目统计，鲁迅在这场争端之后共得到国币２万多圆（合今７０万元）。这相当于鲁迅全部著述稿酬的４０％，或他一生总收入的将近五分之一。
所以这场争端，对于鲁迅一生说来，具有非同小可的价值。
回顾一下，鲁迅从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以后好几年里，投稿都是无私奉献的。前文说过，鲁迅担任教育部公务员已经有了丰厚收入，所以并未计较过稿酬。据我研究的结果，一直到1923年《鲁迅日记》才初次出现他领取版税和稿费的记载；但1924年鲁迅生活中开始有一个大转变，这年他的经济来源中，第一回发生了公职收入（教育部公务员薪金）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他写作和兼课收入共占５９％，超过一半；而公职收入仅占４１％，也就是不到一半。从经济状况说来，鲁迅进入了由公务员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化。
当时鲁迅并没有把主要著作如《呐喊》《中国小说史略》等交给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一类大出版社去印行，而是委托给自己信任并扶植的北新书局。郁达夫回忆说：“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是北大鲁迅的学生；因为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出来之后，和鲁迅、启明（周作人）及林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之发行，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李小峰一生的主要业绩，就是跟孙伏园一起经手办理鲁迅的《呐喊》《中国小说史略（上下册）》《桃色的云》《苦闷的象征》等著述译书的出版业务，此后在鲁迅等人支持帮助下，于1925年３月在北京市创办北新书店，出版《彷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并编印新文学书籍以及《语丝》《奔流》等刊物。他是２０－３０年代我国著名的出版商之一。
我查阅《鲁迅日记》，从１９２３年起，鲁迅和李小峰见面、通信、联系，１４年间总共达到７０４次之多，平均每年５０次，也即大约每周就有一次。可见关系密切非同一般。这些联系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北新书局出书、编杂志的业务和经济问题。《鲁迅日记》中对于李小峰的典型文字记载是：“某月某日小峰来交（或：得小峰信并）版税泉及编辑费若干圆”。
１９２６年鲁迅在北京时，北新书局送来的版税和编辑费还是９４０圆（合今人民币３万３千元）；１９２７年降低到４７０圆（合今１万６千多元），据说因为汇款不便而拖欠；这两学期鲁迅南下，担任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的月薪很高，所以并未介意。１９２８年鲁迅到上海后，没有继续任教，下决心以自由撰稿人的身分完全依靠“爬格子”谋生。他交给北新印行的著作已经增加到９部，销路也很好，还为北新书局编辑《语丝》和《奔流》杂志，并为《北新》半月刊译稿，所得报酬也应该大幅度提高。但他从北新书局得来的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比例仍不到全年的三分之一。这时他开始察觉北新书局的帐目很不对头，引起警惕。
鲁迅开始一项一项算细帐，并且约见知情者了解实际情况。他明白了：几年以来，北新书局确实克扣了他几部著作的大笔版税，数目高达两万多圆，而已经支付的只有几千圆。从１９２９年７月以后的《鲁迅日记》可以看到他与文友们频繁商议的蛛丝马迹。８月１２日他写信宣布停止编辑《奔流》杂志，并且访问律师杨铿进行著作权法的咨询；次日“委以杨律师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7）
仔细分析《鲁迅日记》的简略记载，与这一阶段亲友们的有关书信、回忆录相对照，可以看出：从８月１２日到２５日的两个星期里，鲁迅每天都为版税之事奔忙；律师杨铿依据政府刚颁布的《著作权施行细则》，建议庭外调解，鲁迅和北新书局双方都表示同意。
北新书局承认确实拖欠了鲁迅应得的大笔款项。在律师参与之下，按原订合同２０％的版税率一笔一笔计算后，双方核实了数额明确无误；按照证人章川岛的说法“共欠债两万”（见同年９月章致周作人信）；按照另一位证人郁达夫的回忆“北新开给鲁迅的旧帐单等来计算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圆了”（见郁达夫《回忆鲁迅》1938年）。这就为争议的解决打下一个良好的共识基础。但李小峰方面解释了拖欠版税的缘由：北新书局在北京的总部被北洋军阀查封，不得不迁移上海，损失很大；暂时挪用了若干款项进行投资，保证追回；又因资金周转不畅，请予延缓期限，在一年内分批逐步偿还，等等；并再三表示道歉。有证人在场，经过律师依照《著作权施行细则》进行反复调解，双方达成这样的协议：
（一）北新书局把图书的印刷纸版交回鲁迅（由郁达夫、章川岛作证）；
（二）北新书局历年所欠鲁迅的版税分１１月内结清（由杨律师经手）；
（三） 双方重新签订合同，依据《著作权实施细则》实行印书证制。
协议第一项于８月２８日执行；协议第二项于此后分期执行，北新书局在本年剩下的四个月内将历年所欠的旧债务大约８千３百圆（合今２９万元）交还鲁迅；1930年鲁迅继续追回北新书局积欠的版税１万多圆（合今４０多万元），占这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根据《鲁迅日记》折算，鲁迅前后共支付给杨铿律师手续费5 ％ ，即大约4千圆。
由于这件争端的顺利解决，鲁迅仍然对北新书局给予信任，继续把自己许多著作的出版发行委托给李小峰负责，例如《两地书》《鲁迅杂感选集》《三闲集》《伪自由书》等。
依据当时《著作权实施细则》的规定，北新书局和作者签署了协议，鲁迅著作从１９２９年９月起，必须贴上“印书证”，或者叫做“版税印花”。当时这种保护著作权的方式就是：鲁迅在收到书局的版税以后，按照实际印数将自己设计和专门印制的“鲁迅印书证（印花）”——通常是盖有鲁迅某一专用印鉴的方纸片——交给书局，贴在图书的版权页指定位置上，才能出售。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有效地监督出版者实报印数，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杜绝盗版；它不仅保护了作者的权益，而且保护了书商的权益。中国２０－４０年代图书每次印数通常为一两千册，所以粘贴“版税印花”还比较方便。到５０年代以后图书每次印数大量增加，就显得很麻烦，必须改革了。这是后话。
鲁迅和北新书局的版税之争，是２０年代末中国一场典型的著作权案例。我建议，以当事人和证人之闻名、以涉及金额之巨大、以调解方式之成功、以历史意义之深远，应该将此案例写入中国现代著作权史，和大学政法专业教科书。
我还是这样认为：离开了著作权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鲁迅维护自己的著作权，为后代“爬格子”的同行们树立了一个范例。
鲁迅在上海的住房
１９２７年夏天鲁迅４７岁时，携许广平从广州来到上海，先住在北四川路景云里２３号，后来与弟弟周建人一家住进景云里１７、１８号，两楼两底。
日常生活很简朴，“购置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备了”（许广平《景云深处吾家》）。
不久，鲁迅接受“中央大学院”蔡元培院长之聘，担任特约撰述员，月薪３百银圆，加上稿费、编辑费、版税等，鲁迅每月收入在５百银圆（合今１万５千元）以上。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
１９３０年５月，鲁迅又搬家到北川四川路２０９３号拉摩斯公寓大楼内，“顶费五百”即预付全年房租作为押金（合今１万５千元），月租金４０银圆（今１千２百元），同时买下原住的一家外国人的全部旧家具。
１９３３年４月，鲁迅一家迁入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９号，是典型中间阶层的三层楼房。“付房钱４５两”（参看《鲁迅日记》下册第８２５页，每两银子作１．４银圆计算，４５两银子折合６３银圆，即今人民币１千９百元）。使用的仍然是原有的那套旧家具。
当时底楼用玻璃屏门隔成两间，里间当作餐厅，外间是客厅，有一张瞿秋白离开上海时留下的旧写字台和几把椅子，鲁迅常在此接待来访者。
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