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币6千元二级助教月俸160圆，三级助教月俸140圆。（根据《大学院公报》第一年第一期）这比五年前大为增长，但物价仍保持稳定，所以学者们待遇更高了。
到了30年代，教授的数量和薪金都显著增加。
1931年胡适之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银圆；加上稿酬版税收入，他成了“文化万元户”的头面人物。当时在北平担任教授的，北大有胡适之、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等；清华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等；北师大有钱玄同、黎锦熙等；燕京大学有郭绍虞、陆侃如等。学者常有兼职，例如陈垣教授兼职所得月收入达1500银圆（合今人民币5万元），这样的“文化万元户”不胜枚举。
30年代初副教授黄节、顾颉刚等，讲师王了一、浦江清、许维遹等，在这些大学毕业后担任助教的吴晗、余冠英、谭其骧、吴组缃、要庚等，几年后皆因学术贡献而升级。他们的收入不断提高。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优惠的。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50家。闻一多所住46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14间房屋。到了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贷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这是30栋新盖的西式砖房，每人一栋。条件更好，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一应俱全。
据曹禺回忆：30年代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每月有30银圆生活费（合今人民币1千元），“足够你开销的。真要是沉下心来做学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曹禺又说，他在1933年夏天从北平清华大学西语文学系毕业时，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去保定教书，月薪2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8千元。可见当时清华毕业生待遇之高。
1931年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看到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华罗庚关于五次方程不可解的论文（当时年方20岁的华罗庚在一所中学当会计），就想聘用华罗庚。但是华只有初中学历，只好在算学系担任行政助理，月薪40银圆（合今人民币1千2百元），此后在清华5年内发表了十几篇数学论文。第二年成为助教，月薪80银圆（合今人民币2千4百元）；第四年升级为教员，给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程，月薪120银圆（合今人民币3千6百元）；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文学教育基金会乙种资助金，1千2百美元（相当于法币4千圆，今人民币12万元）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深造。
据黄宗江回忆，他的父亲黄曾铭20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北京担任电话工程师，30年代初的月薪300余圆。陪若珊的父亲阮慕韩1931年从日本庆应大学系毕业后归国在北平担任大学教授，月薪200多圆。她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父亲和杨秀峰、黄松龄、张申府、张友渔等都是有名的红色教授”。（参看阮若珊《我的良人》）
30年代中国学者在北平的收入，跟在美国的工作相比是差不多的。例如1938年7月27日周一良给北平谭其骧的信中说：“持宇（邓嗣禹，1937年赴美国）最后为外人治清史，年酬600圆，兼领哈佛燕京资金500圆，尚须为《亚洲学报》任译事，年得250圆（注：总共1350圆），生活当无可虑。”这有代表性，也就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月收入120圆，和北平燕京大学的助教相似。所以“学成归国”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还可以提供几个史料作为参照：30年代北平公立和私立中学教员的月薪约为100—200圆；高、初中都教的教员，以及主要课程国文、英语、算学教员，月薪则在200圆以上。而学校行政人员月薪50—100圆。勤杂人员月工资30—40圆；小商贩和粗工等10—20圆，厨师和招待8—12圆。不知何为脑体倒挂。（附注：20年代初银圆或国币1圆 ＝ 今人民币40元；30年代国币1圆 ＝ 今人民币30—35元。）
花费了很多工夫查阅、核实、分析了上述史料，我心想：难怪当时到欧美日本进修的中国留学生得到硕士、博士学位后大多回国报效中华文化事业，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不外流。
个案（一） 顾颉刚
顾颉刚，１８９３年５月生于江苏省苏州。１９１３年考入北京大学，１９２０年毕业，时年27岁，担任北大图书馆员，月薪５０银圆；又帮助胡适之教授编书，每月补贴３０银圆，共得８０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3千2百元，还不算多。１９２２年因祖母去世返归苏州老家；不久顾颉刚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专任编辑，月薪１００银圆。１９２４年回到北京，时年３１岁，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担任助教，月薪１００银圆；兼任孔德学校教员，月薪５０银圆，共得１５０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6千元，而立之年算是初步进入了“中间阶层”。后来到厦门大学任教，月薪300圆。
１９２９年９月，顾颉刚３６岁时又回北平，在燕京大学就职，搬家到海淀成府蒋家胡同；起初月薪２９０银圆，第二年增加到３２０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1万元）。同时，他婉言谢绝了北京大学让他担任教授月薪４５０银圆的聘请。
从助教晋升为教授，为时9年。这在当时还算是慢的，当时有一定学位的文化人大约三十岁出头最多不到四十岁就可以受聘为教授。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三部分30年代北平文化人（2）
１９３５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聘顾颉刚为历史组主任研究员，月薪４００银圆；他仍兼任燕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领取半薪160银圆。月收入共56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2万元。加上他著述和编辑所得，年收入超过国币一万圆（合今人民币30—40万元），就进入了“文化万元户”的行列。
为了组织“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以及办各种事业，顾颉刚不仅争取社会有关方面的赞助，并且经常捐献自己的薪金。如在１９３５年，顾颉刚每月收入６１０银圆（其中北平研究院全薪４００银圆，燕京大学半薪１６０银圆，兼职北大讲师薪金５０银圆）。他以５０银圆捐献《禹贡》，又以１６０银圆支付出版物的绘图、印图费用。从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禹贡学会总共收到捐款４３２４银圆，其中顾颉刚捐款１５００银圆，占三分之一强。
当时北平学术界流传一句话：“北京城（学术界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他们各拥有一班学者的队伍，好象形成三个学派。其实，胡适之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又掌握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各自拥有雄厚的经费。然而顾颉刚除了自己的薪水以外，并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他竟然做成了一番文化事业，培养了一支学术力量，真不容易。
１９３６年夏天，顾颉刚被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聘请为历史学系主任。开学后，他因每日往来于北平研究院与燕京大学之间，两地相距３０里，所以购置一辆汽车，每月除汽油费以外，支付司机费２０银圆。此时居住在北平城内西皇城根５号。
３０年代北平各大学争相聘请著名学者兼课、兼职，并且各支付全薪。有些学者常兼任几个职务，月薪可以达到１５００银圆左右。他们生活富有赢余，多用于购买房产等等。但是顾颉刚的兼职所得，完全用于学术事业和培养新人，自己毫无积蓄。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顾颉刚离开北平。１９３８年辗转来到重庆，担任中央政治部设计委员，月薪２００银圆；又与生活书店签约，编写通俗读物，每月稿酬８００银圆。收入甚丰。
１９４０年顾颉刚在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这时开始通货膨胀，生活与事业都发生困难。
个案（二） 谭其骧
谭其骧，１９１１年２月生于辽宁省沈阳皇姑屯车站；原籍浙江省嘉兴。１９２５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由于家境贫寒，在学期间由谭氏宗族义庄资助１００银圆、另外两位姑母又资助１００银圆。１９２７年又考入上海暨南大学，每月生活费１０银圆。１９３０年被推荐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
１９３２年谭其骧２１岁从燕京研究院毕业，被录用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馆员，月薪６０银圆。同时，他在辅仁大学历史系兼讲师，教“中国地理沿革史”，每周２点钟（２节）；第二年又在燕京大学兼任同样的课程。上零钟点课程的待遇是每小时５银圆，谭其骧兼课４点钟，每月（除假期）可多收入８０银圆。
１９３５年初，谭其骧辞去了北平图书馆馆员职务，专门教零钟点课程；同时靠著文补充收入，稿酬一般也是千字５银圆，与上一节课相等。这样，他每月可以保证１００多银圆到２００银圆左右的收入。
谭其骧单身时住在北平图书馆附近的景山涉山门大街宿舍，一间２０多平米的房子，月租金５银圆。在食堂吃包饭每月１０银圆，有时外出吃小馆子一顿饭几角钱就够了。１９３６年初谭其骧结婚后租赁四合院有十来间房子，月租金１０来银圆。
出门到处有“洋车”（人力车），从景山到东安市场的车资只有３分钱。在北京大学宿舍外面，还有专门在晚上拉到八大胡同的包车，包一夜的代价是５角钱。
谭其骧晚年回忆往事写道：“这三年（１９３２－３５）的图书馆生活，确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岁月。”这固然是指学术和交游上的收获，也有感于当时的生活。谭其骧业余的主要享受是吃馆子、听戏（主要是京剧）、逛旧书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