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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缘起（3）
现代中国文化人的发展
中国现代文化人，其源盖出自清末民初“文士”阶层，但必须脱胎换骨、面目一新。脱“官场、商场”功利之胎，换自由独立之骨，从而获得现代化的新面目，以文化创造与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不是像封建时代士大夫那样清谈“以天下为任”的高调）。
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主要阵地有三：
一为以现代出版社为中心的报纸、杂志、图书等，主角是作者、编者、译者等也就是“爬格子”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读者；
二为以现代校园为中心的课堂、讲座、研究会（院所）等，主角是教授、讲师、研究员、学者等也就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文化人，对象是青少年学生（知识青年）和同行们；
三为以剧场、电影银幕（近来再加上电视屏幕）为中心的表演艺术场地，主角是编剧、导演、演员等文化人，也就是从事节目创作和演出的文化人，对象是广大观众。
２０世纪上半叶，是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现代出版事业、现代表演事业逐步形成并获得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总的说来，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的高等学府主要集中在华北的京津地区（北大、清华、燕京、北洋、南开等），其次在江南沪宁地区（震旦、复旦、圣约翰、光华等）；京津的文化人大多在学校任职，也有一部分从事戏剧活动。而出版机构的大本营主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其次在北京；上海的文化人大多专职或兼职写作、翻译、办报、编剧甚至“下海”粉墨登场。所以写作、教研、演出这三大方面是互相交叉融汇的。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形成期。
中华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间，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1920年以来，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战乱不已，文教部门薪俸积欠多年，北京的教授们“开始逃荒”（梁实秋语）；特别是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军阀对于文化人的镇压加剧。奉军入关更走极端，取消北大，将北京九所高校合并为“京师大学堂”强迫读经；凶残屠杀李大钊、邵飘萍等进步人士。北京陷入恐怖时期，学者、教授、记者、编导、演员等多离京南下，转到厦门、广州、武汉、上海、南京等城市。1928年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而将北京改称“北平”；进步文化重心向南部倾斜。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一次大迁移。
1937年７月抗战爆发，国共合作抗击日本侵略者。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华东等文化中心的学校、报刊社、出版社、研究所、剧团、制片场，纷纷转入华西，主要是西南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贵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北联合大学）转入陕西、兰州等地。这加强了现代文化向西部的开发，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第二次大迁移。
八年抗战期间，以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办）、中大、复旦、浙大等为代表的教育学术界，和以歌咏、话剧等演出活动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等等，带动了中国文化人走向新的发展道路。而蒋介石一党专政导致的腐化堕落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迫使文化人丢弃了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幻想。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掀起的争民主争自由、要求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的群众运动里，中国现代文化人成为表达人民意愿、反对独裁暴行的强大社会力量，虽然人数少，但是能量大、影响深远，举世瞩目。……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人的普及和成熟期。
文化人经济状况的重大意义
自由独立的经济生活构成了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坚强后盾和实际保障。于是，文化人方能成为启蒙运动中传播和创新现代化知识的社会中坚。
我注意到，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第一个把文化人看作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的自由民主先驱，第一个高呼包括文化人在内的“劳工神圣”的精神领袖，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他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就是《劳工神圣》——
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凡用自己的劳力
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
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
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
的价值。劳工神圣！（据《北京大学日刊》第２６０号，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出版）
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从环境气候方面说来是实行宽容和学术民主、提倡言论集会结社信仰自由；从个性人格方面说来是独立思考和自行其是、追求科学真理。而文化人的经济后盾、生活保障，主要来自三大方面：
（一）教研收入，包括讲课、学术研究和在学校任职的薪金；
（二）写作收入，包括版税、著译稿酬和编辑费；
（三）演出收入，包括编剧费、导演费、表演费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中间，李大钊是第一个关注社会生活状况和经济权（生存权）的学者。1919年12月他在《新生活》杂志发表《物质和精神》一文指出 ——
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
笔者认为，所谓“革命”并不仅限于“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而应强调思想的解放、个性的独立发展、经济的自主、社会的平等自由。以经济自主、社会民主、言论自由来充分保障“独立的人格”。现代文化人决不应该沦落为腐败官场的驯服工具，更不应变质（即贬值）为股市公司的马崽跟班。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见到无数悲剧和闹剧，证明了权本位的威压和钱本位的诱惑都是扼杀文化、扼杀启蒙的刽子手！ 只有努力超越“权本位”的羁绊和“钱本位”的腐蚀，只有争得经济自主权，才能积极有效地实现文化的复兴，并在这奋斗过程中，实现“人本位”的真价值，逐步成长为真正自由的文化人。
２０世纪是全世界经济生产飞跃发展、物质财富空前高涨的时代，而精神文明的文化市场愈来愈扩展壮大，文化人已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坚强的生力军；另一方面，在２０世纪四大思潮：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纳粹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的消长存亡过程中，文化人愈来愈成为举足轻重的要素。
从这两方面看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人状况的研讨，必然是当务之急的课题。
本书做为研讨中国现代文化人经济生活状况的第一部专著，尝试走出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子。一得之见，权当引玉之砖。敬请斧正，尚祈来者。
陈明远
1999 年11月
于北京丝竹园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一部分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1）
（一）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
文化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启蒙。这是我国文化人不同于封建文人的基本特点之一。
启蒙（enlightenment ）是开创于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运动。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说：“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幼稚（未成熟）状态。”
我国启蒙的真正起点是清末的洋务运动，开始引进西方文化和现代技术。
19世纪60年代以后，满清晚期少数新派人士办洋务、兴“西学”。将近40年间的所谓西学包含两方面，即为政治外交服务的“西文”、和为富国强兵服务的“西艺”。
从同治元年（1862年）起，洋务派先后设立20多所“西学”学堂。根据我收集的历史档案资料考证，可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是主要传授“西文”的方言学堂，也即外国语院校，（把西方语言称作“方言”，还是以“天朝”中央帝国自居。）第二类是主要传授“西艺”的实业学堂，也即技术院校，包括水陆师和武备学堂，也即军事技术和军工院校。后来也有一些新式学堂兼顾“西文”和“西艺”，但总有所侧重。
设立“洋务学堂”同文馆等，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发端。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说：“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同文馆是新教育潮流的“最初的源泉”。（参看丁韪良《同文馆记》上篇，写于1907年6月19日，载《教育杂志》第27卷第4号。）
这些“西文学堂”和“西艺学堂”规模都不大，生员通常仅有百名左右。例如——
京师同文馆最初的英文馆学生只有10名；后来增添法文馆和俄文馆，各馆也只有10 名学生，共30名；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学生共120名；上海广方言馆初办时，学生40名，以后陆续增加，最多时每届80名；1896年，湖北自强学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