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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从第一手的“薪俸存根”整理的结果。 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准确地查清楚1919年9月份北京大学教授的薪俸数据。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还有45张存根缺失。由于月薪分两次发放，估计名录缺少20多人。他们究竟是谁？残缺的薪俸数据能否步补充呢？我尝试给出尽可能完整的答案。
设法补充薪俸名录
我搜集并整理了散见于国家档案馆、北大档案馆和个人收藏的 “北京大学文科一览” 和“北京大学法科一览”（1918…19年度）两种非公开发行的内部资料，但是可惜至今未能找到另外一半资料，即“北京大学理科一览”、“北京大学工科一览”两部分。我还找到了残缺不全的“1920北大三院一览”（缺少“北大一院”、“北大二院”两部分）等等，可以跟我发现的《北京大学薪俸存根》对照补充，得到第一手的正式数据，以说明历史真实情况。
在上述60位教授之外，可以补充的名单如下——
61）夏元瑮［理科学长］350圆，62）王健祖［法科学长］350圆；63）黄侃280圆，64）张相文280圆，65）马寅初280圆，66）黄振声280圆，67）左德敏280圆，68）黄右昌280圆，69）胡钧280圆，70）陈启修260圆，71）张祖训260圆，72）朱锡龄260圆，73）杨昌济240圆，74）沈兼士200圆，75）何尚平140圆，76）温宗禹［工科学长］300圆。 ［整理者注：陈独秀原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月薪300银圆，但于1919年６月离职，所以没有列入这个名单。］
五四前后北京大学教员待遇
我搜集并核实、整理了《1918…1920年北京大学教员月薪统计》，跟我发现的几百张《北京大学薪俸存根》对照补充，得到第一手的正式数据，以说明历史真实情况。
北大教员在五四前后，仅分为教授、讲师、助教三种。
教授和讲师都要开课。助教不开课，只在教授指导下，担任预定的助理。教授与助教是专职的，按月发给薪水。讲师是兼职的，按授课钟点给予酬劳。讲师并非比教授低一级，不过非专任而已。有些讲师的资格水平本来很高，但因在其他机关有专任职务，仅请他每周来校担任几点钟的功课，亦称讲师。 例如鲁迅在教育部任科长，到北京大学文科兼任《中国小说史》的讲师。若干政界或司法界人士，兼任法科讲师。北大教授若转到其他机关任职，则也改为讲师。例如秦汾（景阳）原为北大数学系教授，后调动到教育部担任参事，便改为北大讲师。
有的回忆录称：“五四前后，北京大学教授待遇最高薪每月大洋280银圆，也有每月260圆或240圆者”。实际上据我考证，并不完全如此。北大教授分本科、预科二类，各分为六级，月薪级差皆为20银圆。本科教授自280—180银圆，预科教授自240—140银圆；
助教授分为6级，月薪从110银圆—50银圆；基本上每隔一两年递升一级。
讲师为非常设教席，视难易程度从2—5银圆不等。
1919年，北京大学教师待遇的具体情况可归纳如下——
一级教授有：胡适、陈大齐、朱希祖、杨荫庆、辜鸿铭、宋春舫、陈汉章、康宝忠、马叙伦、蒋梦麟、陶履恭、刘师培、沈尹默、关应麟、马寅初、黄振声、左德敏、黄左昌、胡钧等，月薪皆为２８０银圆。
二级教授有：李景忠、贺之才、陈启修、张祖训、朱锡龄等，月薪皆为２６０银圆。
三级教授有：周作人、王星拱、钱玄同、马裕藻、朱家华、罗惠侨、钟观光、沈士远、杨昌济等，月薪皆为２４０圆。
四级教授有：吴梅、林损、伦哲如、顾兆熊、吴增勤等，月薪皆为２２０圆。
五级教授有：沈兼士、陈怀、陈清文、王彦祖、柴春霖、陈瀚等，月薪皆为２００圆。
六级教授有：黄节、叶浩吾、包玉英、龚湘、梁敬淳等，月薪皆为１８０圆。
讲师待遇按每小时5圆计算。那时侯讲师不上课时一般无薪水，所以每年除了寒假、暑假以外，可领到两学期（9－１０个月）的薪水。举例如下——
１９１９年９月，发给讲师梁漱溟讲课费１００圆；崔实１２３圆，张菘年１４０圆，秦汾１２３圆，梁钜屏８４圆，罗文干１００圆，李季５６圆，等等，属于按时计算的报酬，并非固定薪水。
助教的薪水，为每月50圆至100圆之间，基本上逐年递升。１９１９学年如林彬、杨铎、袁镇壹、龚开平等，皆为５０圆；张菘年、严毅、鲁邦瞻等，皆为60圆；张庭济、王启常、邱培涵等，皆为７０圆，等等。
20年代初，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圆即可维持。如每月用100圆，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20余间，租金每月不过20多圆，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1圆。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圆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圆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
20年代已经有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主席马叙伦（夷初），副主席谭熙鸿。北洋军阀政府常积欠教育经费（欠薪），该会议的重要任务便是向政府索薪。
教育界为索取欠薪向政府抗争
五四运动期间，北洋军阀政府拖欠教育经费，北京文化人展开了“索薪”斗争。
欠薪有两类：一类是教育部公务员薪金，另一类是北大等八所国立大专院校教员的欠薪。
据当时教育部员陈诒先回忆：“那时北洋政府已在闹穷，部薪不能按月发放，”在教育次长傅岳芬代理教育总长职务期间“弄得焦头烂额，部中有一次组织索薪团，职员二百余人全体参加，到财政部包围李思浩，从下午起至次日天明，我们轮流值班，带面包及水，每班约二三十人，盘踞在财政部总长室外，直到李思浩签发支票，始散（然而我们仍然受骗、因为支票不能兑现）。我与鲁迅也分派在索薪团内。”
１９２１年４月８日，北京大学等八校教职员因抗议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全体辞职，并通电全国。６月３日“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不仅继续索薪，而且进一步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全体罢课。６月３日，北京十五校学生为维持教育举行请愿。国立八校教职员向政府索薪，在新华门前遭到军警殴打，受伤十余人。这一事件，蒋梦麟《西潮》和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等回忆录中，都有记载。８月１５日，教育部公务员因欠薪达五个月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停止办公。
曾在蔡元培时期任北京大学总务长、后来继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回忆：“学生运动自从民国八年开始以来，背后一直有教员在支持。就是满清时代的首次学潮，也是教员支持的。后来教员也发生罢教事件，要求北京政府发放欠薪，情势更趋复杂。北大以及其他七个国立大专学校的教员，一直不能按时领到薪水。他们常常两三个月才能领到半个月的薪俸。他们一罢课，通常可以从教育部挤出半个月至一个月的薪水。”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二部分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8）
因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教育部及国立各校财务枯竭，长期欠薪。鲁迅在当时日记中，经常出现借款的情况。《鲁迅日记》到１０月２４日记载“下午往午门索薪水”，但无结果，只有继续借债度日。
１１月１４日教育部全体公务员因薪金拖欠七个月，屡屡向教育总长马邻翼催促无效，于是一律停止办公。１１月２５日，北京八校因上学期７月份所欠经费和１０月份经费分文未发，１１月到期无着，加上教育部罢工、部长辞职，异常窘迫殊难维持，各校长特呈文政府要求速拨经费，并请任命教育长官。１２月１６日，教育部薪金拖欠半年，十五名科长、主任联名呈文中华民国政府；２１日教育部召开全体公务员大会，决定一面通电全国，申明北京政府摧残教育之罪，一面呈文政府、国务院，提出全体辞职并索还欠薪。
根据《鲁迅日记》所载教育部拖欠部员薪水的情况：１９２０年他共收入１月至９月教育部薪水２６４０圆，平均每月２２０圆，拖欠３个月的薪水９百圆。１９２１年共收入教育部薪水２４９０圆，平均每月２０７圆７角，拖欠半年多的薪水。１９２２年日记缺失，仅存断片，据许寿裳摘录手抄本：教育部除补发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个半月的薪水。
到1922年３月初，交通部停发原定的教育月基金２２万银圆，蔡元培呈文代八所国立院校索薪。北京市各公立小学校长也因教育经费无着落，向京师学务局提出集体辞职。
1923年１月，因强烈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撤换法专、农专校长，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出辞职，学界爆发了“挽蔡驱彭”运动。１９日，北大、法专、工专等校学生数千人赴国会（众议院）请愿，遭到大批军警包围毒打，三百余人受伤，造成重大流血事件，激起全国学界的极大愤慨，许多地方的学生会、教职员联合会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形成了全国性的“驱彭运动”。
《鲁迅日记》载，本年共收入教育部薪水２０９４圆，平均每月１７４圆５角，累计拖欠九个月。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１８日鲁迅发表谈话《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克扣教育经费、欠薪严重的窘况。
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