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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又问李井泉：“你们四川那个廖志高现在怎么样啊？”
李井泉回答：“开始不大通，会后一段比较好了，从历史上看。他还是一贯正确的。”
毛泽东笑着说：“什么一贯正确，群众起来后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宜宾去住。这次回去传达会议精神，振作起来好好搞运动。有人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革命，允许改嘛！依我看，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民主革命搞了20几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17年，文化革命只搞了5个月，最少5年才能得出经验来。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准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他看见李先念掏出笔记本来想说什么，就问，“你们今天的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说：“财经学院说要开声讨会，我想作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说：”你明天还是去检讨吧，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说：“明天我要出国。”
“那你也要告诉他们一下，算请假嘛。”毛泽东风趣地说，“我跟他们说，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飘忽不定，我看你还是稳定一下情绪。他们不叫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
参加汇报的各小组组长见毛泽东打开了他面前的那个绿皮本子，又点燃一支香烟，知道他的正式讲话就要开始了，也连忙掏出本子来，准备认真记录。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水，嘴角浮满笑意：“我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中央的班于要分一、二线呢？一是我的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苏联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看中的，但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让他当权，每一次开会都敬酒吹吹捧捧，结果一死就丢权。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向反面！”
陶铸插话：“弄得大权旁落。”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衬，不足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等等。”毛泽东瞟了陶铸一眼，加重语气说，“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他却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1959年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没有办法，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1962年，忽然四个副总理，就是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四个人都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
林彪坐在那里，看上去昏昏欲睡，其实头脑里正转着圈，暗自盘算呢。他知道毛泽东讲这些，无非是打骡子惊马，是让其他人总结教训呢。他眯缝着的眼睛像燃烧着的炭火，恨不得乘此机会把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彻底打下去，他感到失望的是毛泽东批评他们时调子很低，万一他们东山再起，情况就很糟了。然而现在，他已经有了一个很显赫的位置，但不能躺倒睡觉。看着他们，就会产生巨大的负担和压力，这促使自己始终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否则就会再使他们之间的位置再翻个个儿……
“1935年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1938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好多事都不打招呼，导致了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和彭德怀的百团大战。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那时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是分一、二线后就更分散了。1953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这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下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派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都没有好下场……”
周恩来感觉到了毛洋东的这些话的分量，它不同于其他一般的批评，那是对有些人的警告。他对这些太敏感了，他立刻联想到最近的许多事，待别是陶铸的一些活动。这种联想几乎不需要大脑的特殊指挥，就好象习惯性的反应。
一个政治家若要战胜对手，首先要懂得保全自己，不被别人打倒。这是首要条件。
他不得不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支持他考虑一切问题，他对这个人太了解了。这个人是个天才的战略家。党内的任何人都远远个是他的对手，他只要稍加暗示，那个人立刻就会垮台。
三十
自从看到刘格平的揭发材料以后，关锋就一直想见见这位他曾崇敬过的老前辈。他在自己家乡的那些革命斗争传闻，至今还在他的脑海里留俘着记忆。他担心，乘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机，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等在山西的黑爪牙会不会杀人灭口，伤害刘格平？于是，他曾经派人到山西，秘密通知刘格平注意安全。这一次，他来到北京，关锋决定立刻见他，并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康生，约他一同接见。等康生同意后，他马上派人去接刘格平。
刘格平虽然很疲劳，但毫不犹豫地上了车，汽车直驶钓鱼台。
不用指教，他就很清楚地理解了中央文革这两位要员接见自己的用意。他深深感觉到，他们的矛头正在指向刘少奇及薄一波、安子文，看来是非要置他们于死地不可了，没有半点犹豫的余地。他暗暗高兴，这一招用对了。过去想揭开此事不敢说，现在通过中央文革的手来报复他多年的宿敌要比自己出面顺当得多。
“我真没想到当叛徒可以升官，而且是升大官。”刘格平说，“我早就想向党揭发这件事，但他们一直不让我讲。他们借故迫害我，把我贬放在山西，目的就是为了封住我的口。我现在可以讲话了，我要……”
“格平同志，你不要激动，慢慢讲，讲细一些，而且尽可能地要准确。”
刘格平一抬头，看见对面的康生面容憔悴，一副老态龙钟、疲惫不堪的样子，那度数很深的眼镜后面，一灰眼睛射出警惕的光芒。他明白了，此刻说话要有根有据，不然很难说服这位经验丰富的审干专家。光靠自己不行，必须找到他的老战友韩培义及其他证明人，而他们在哪里呢？
关锋说：“你不要激动，就从你被捕讲起好吗？”
“好，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是否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凡是被捕的很少有人能保持自己的贞节而不作半点对不起党的事。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应该向党揭发一点关于我所知道的薄一波、安子文等人鲜为人知的历史。我在1934年，曾被国民党关押过。那时我已20多岁。在北平反省院，也叫草岚子监狱，在那里受尽了非人的折踌。我说的你们如不信，可以问韩培义同志，他知道这没有一点假话。”
虽然刘格平说话罗哩罗嗦，但他的话还是使康生暗暗吃了一惊。他听说过刘格平曾经被俘，但不知道他竟与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同关一处，根据他的经验，凡是同一牢狱出来的难友都具有某种深刻的特征－－不是同生共死的患难兄弟，便是视为寇仇的切齿冤家。于是，他表现出了很大的耐心，一再嘱咐他说得详细一些。
“1936年1月，”刘格平喝了一口茶水，咂咂嘴唇说：“我被送到北平反省院。当时里面有六七十人，分为南监、北监。前面有办公楼，后面可以放风散步。南北监之间有岗楼，不叫两面的人见面，每边最多装50人，房子面积很小，人挤得都不能翻身，平时每五六个人一间房。国民党狱头有一种敲诈勒索的欺骗天性，为了达到卑鄙的目的，他们什么手段都拿得出来。”说到这里，他看见康生和关锋皱了一下眉头，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些。
他便转了话题说：“和我一起去的共30人，大部分在北监，也有几个在南监。那时国民党军法处经常给做工作。方法很多，有的用钱收买，有的封官，有的把母亲、老婆、儿子等亲人叫去，设法叫你叛变。开始只有少数人叛变。”
“你把他们如何叛变的情况说一下。”关锋说，“他们写反共启事相互之间酝酿了吗？”
刘格平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会说：“敌人的反省政策是从1932年、1933年开始的。以前抓住就杀，后来采用了‘反省’政策，登报反共。我原来在外工作时，凡是登报的都是叛变，就不是党员了。在狱中有的想出去，我们就不和他接触，不理他们，想法孤立他们。”他又喝了一口茶杯里的水，凑过身来，发红的眼睛盯着他俩。“1936年秋天，南监有人可能是殷铿，要登报出去，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不出去。’他说：‘可以不写反共启事’。开始他就对我说了声明的前几句‘因年幼无知交际不慎’等等，看来他们和薄一波早已酝酿，那时狱中争论虽也很厉害，但跟我联系不多。南监的支部书记殷铿在苏联住过，后到德国医院看病，被发现是党员，后来被处死了。薄一波派人找我联系说外面组织已批准，让我们出去。我坚决反对。开始大多数人是抵抗的，逐渐薄一波、安子文他们便把我叫作顽固的钉子，我反而受孤立了。第一批出去以后，他们就来信号召说什么外面很需要人，进行反共宣传。这样出去的人就多了，原来抵抗的就不抵抗了。到七七芦沟桥事变时差不多就都出去了，留下的也不过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