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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方法上怎样便于驳倒就怎样作，要领导好学习文件，开小组讨论会，写小字报，写批判文章，总之，这场严肃的斗争，要做的很细致，很深入，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绝不是开大会所能解决的。’‘如果群众激愤要求开大会，不要压制，要引导开小组会，学习文件，写小字报。’……”
看大字报的人如潮似海，走了一拨马上又拥上一拨，有的抄写，有的大声朗诵，但大多数学生都在默默地思考，静静地等待什么。
陆平看到这张大字报的抄件后，花白的头发几乎要直立了，心里像擂起鼓，又觉得喉头冒上了一团又酸又苦的东西，他没有马上作答，只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向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作了汇报。
在5月中旬的政治局会议上，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看到刚抄回的大字报时，心里猛地一颤，几乎念出了声：
“陆平和彭佩云（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完全用同一腔调布置北大的运动，他们说：‘我校文化革命形势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写了一百多篇文章，运动是健康的……运动深入了要积极引导。’‘现在急切需要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加强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北大不宜贴大字报’，‘大字报不去引导，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等等。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文化革命路线吗？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李雪峰的脸感到火辣辣的，大字报中的许多要批判的观点，也是他的看法，这岂不是说他也成了陆平等人的后台呢？他已内定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正式接管了彭真遗留下来的一摊工作。现在他亟需尽快熟悉北京市的情况，特别是文化革命的形势。虽然他在未上任之前便是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第一书记，但北京市的工作是中央直接过问的，他根本插不上手。这点他在向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汇报时讲得清清楚楚。刘少奇听了微微一笑：“怪不得毛主席说北京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呢，原来如此！”
短短的几天，北京市的秩序完全被打乱了，市委、市政府机关的干部们人心慌慌，李雪峰带来的几个干部成了“大拇哥”，他也取代彭真，成了北京市的风云人物。
“你是雪峰同志吗？我是陈伯达呀。”从电话里传来很少有人能听懂的福建话，但李雪峰便是很少的人中的一个。“我刚刚接到报告，说北大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师生们反响很强烈，不同意见很多，有人要找那几个人算帐。看来形势是紧张的，你是不是去一趟北大，控制控制形势呢？”
“伯达同志，我不好去。因为我的职务还没有公开见报，以什么样的名义去讲话呢？”
“你的职务很快见报，我马上就请示主席，希望你很快去一下！”
李雪峰还想拖，甚至在电话中就想请假，可是，接到的回话却是“非去不可”！陈伯达甚至硬声硬气地说：“你若不来，我就直接派车去接你！”
有什么办法！
在来北京前，有人就对他说现在全国已经成了漩涡，而北京则是漩涡的中心。尽管北京大学路途不远，他去去就回也不过几小时，但市委明天还要召开常委会，他是不能推辞的；他这个一把手必须得担负起重担来，因为人们都在看着他，他不能流露出任何怯火迹象。
谁不知道他从来说一不二，是个办事雷厉风行的人！
在秘书要按惯例去约请第二书记吴德一道和他去时，他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让高教部长蒋南翔和他去，凭经验，北大属于高教部管，让他陪同当然是天经地义的喽。
到了北大，他们当然是先接触陆平、彭佩云、宋硕这些校党委的领导，听取他们的汇报。大家经过一阵欲言又止的犹豫后，很快摊开了心里话。他们早已习惯于在党的领导面前畅所欲言，绝对不会不把心里的事流露到脸上，因此，李雪峰向他们回报着一个个镇定自若的微笑。他主持校党委会议后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于是他决走连夜继续召开北大党员全体大会，他要作一个稳定局势的报告。
他和蒋南翔刚走向大操场旁边的礼堂，整个会场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李雪峰素以讲话精练、不拿讲稿而著称。到了讲台上，他几乎不假思索，摆正话筒就发火：
“听说北大出现了几张故意泄密的大字报，我很不满意。文化大革命不是你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而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贴大字报也要经过批准才行，不要把内部和外部问题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党内问题贴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要内外有别嘛。”李雪峰身材虽然不高，但身板却很硬朗，他站在讲台上，打了个十分滞洒的手势，声音像口洪钟：“这场文化大革命涉及面很广，所以要一步步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地打，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机关、工厂、学校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北大这样一个文化重地，要做得好些……”
李雪峰没有注意到，就在他郑重其事地作报告时，离他不远的讲台下，坐着一位45岁左右的中年教师，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他的每一句话。她，戴一副深度近视镜，长长的脸盘，剪发头，穿着一件短袖臼衬衣，看上去朴素而庄严，蜡黄的面孔带着微笑。她不是别人，正是那张大字报的牵头人之一聂元梓。
“元梓同志，你听出来了吗？李雪峰完全是在指责左派，企图保护陆平黑帮过关。”她身后一位穿蓝衣服的男子探着身子说。
“把他的讲话记录全些，直接上报中央文革小组。”聂元梓头也不回地下令。
李雪峰继续在台上大发议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我们搞文化革命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北大要组织好，炮火要猛，要打中要害，但要有组织，北大的党要把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乌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这不是束缚大家的手脚，而是为了搞好革命。有些不合时宜的大字报贴了怎么办，有些人说通了，赞成撕，可以撕，不撕你可以贴上新的。大字报我可以贴，你也可以反驳么，明天就可以这样做。”
李雪峰当晚的讲话印成简报送到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案头，受到他的高度赞赏。
“不错，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我对这八个字非常欣赏。文化革命不能偏离这两个轨道，偏离一点就是错！”
刘少奇一拍板，北大的这件事便定案了。
康生并不认为这是事情的终点。他对刘少奇的表态很反感。他知道自己对毛泽东是忠诚的。他下定决心，如果有人在这件事情上企图讹诈他，他将供认不讳并辞职，但决不会就范。基于这些，他草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那张大字报的抄槁，给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寄去……
毛泽东把皱巴巴的睡衣披在肩上，拧亮台灯，顺手点燃一支香烟叼在嘴唇上，他端起暖瓶给旁边的玻璃杯倒满开水，再一次看起了那份材料：
“……‘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从理论上彻底驳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坚持讲道理’，‘要作的细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理论问题吗？仅仅是什么言论吗？你们要把我们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引导’到哪里去呢？邓拓和他的指使者对抗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手法，不就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讨论上去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这么干？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一股热血涌上胸膛，使毛泽东的精神为之一振，忍不住叫了一声“好”！手中的烟蒂掉到了地毯上，燃起一股青烟，但很快被他的大脚踩灭了。他自言自语道：“到底还是有孙行者跳出来了！”
他揪了揪睡衣，端正身体，继续读道：
“……‘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要积极领导才能引向正常的发展’。什么是‘正常的发展’？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不久前，你们不是亲自‘指导’法律系同志查了一千五百卷书，一千四百万字的材料来研究一个海瑞‘平冤狱’的问题，并大肆推广是什么‘方向正确，方法对头’，要大家学习‘好经验’吗？实际上这是你们和邓拓一伙黑帮一手制造的‘好经验’，这也就是你们所谓‘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实质、党中央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确道路、正确方向，你们闭口不谈，另搞一套所谓‘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
毛泽东提起笔来，想在这份抄件上批几句话，但提笔的那只手在空中停了片刻，却迟迟没有落下去。他又点燃了一支香烟，改为看康生的那封信。信中反映，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贴出来后，刘少奇、邓小平深夜派人匆匆忙忙去北大给大字报拍照，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使大字报的作者们普遍产生了压力。他还说，对刘少奇、邓小平组织的会议，他很想婉谢，因为他们开会，只邀请为数寥寥的几位知己参加，这种常常被大家谑称为“请吃偏饭”的会议，意味着特殊的光荣，但康生还是想一推二躲。
从去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