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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中央的各项会议上互相吹捧，就是不提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相反，他们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竭力排挤、打击和进行明里暗里的污辱。
他说：“不做工作的人就是最大的错误，林彪同志身体不行，彭德怀同志还可以当国防部长”，公然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这不是比《海瑞罢官》更为恶毒和直接吗？他还在各种讲话中贬低和反对毛泽东思想……
信的署名当然是“吴法宪”了。
前一天下午，各种工作的注意力就如旋风一般地集中在国务院总理的身上。办公室在一天之内就同时收到了北大、清华、地质学院、北师大等20多所大专院校的措辞十分紧急的报告，内容都是要求驱赶工作组。
其中清华大学一位叫蒯大富的学生接连贴了几份《致叶林》的大字报，要求工作组组长叶林承认错误，不然他就要进行绝食。周恩来立即派出联络员去了解情况，由于缺乏不容置疑的消息，连总理也很难迅速作出决断。他皱着眉头对联络员说：“你要工作组想法劝阻那位学生不要绝食，这种办法不好，很不好，这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每一个学生都采取这种办法解决问题能行吗？”两位联络员都用彬彬有礼的语言向工作组转达了总理的意见，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来自学校的控诉信和报告还是飓风般地飞到国务院办公厅里。
“伯达同志，你看该怎么办呢？”焦急不安的周恩来驱车来到钓鱼台，同康生等商量问题，“你们是不是配合工作组去做做学生们的工作，像这样混乱不堪的局面怎么收拾呢？”
陈伯达尽管在总理面前不敢放肆，但他的神态是很轻松的：“我已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过好几次建议了，这就是撤出工作组，你们都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呢？”
“在工作组问题上，中央有分歧。”周恩来忧心忡仲地说，“就连你们中央文革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嘛，像刘志坚同志、王任重同志、还有陶铸同志，都是不主张撤工作组的，所以，我们应该耐心地等待一下，求得意见的统一。我建议你们去清华看一看，劝那个叫什么大富的学生停止绝食，这样影响很不好嘛。”
“这我可作不了主。”陈伯达故意为难地摊开两手说，“学生绝食这是工作组逼出来的。已经死了好几个学生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清华是刘主席的点，我怎么能去那里插手呢？”
周恩来从头凉到脚，他知道现在除了自己亲自出马外，其余的人都已经靠不上了。他无可奈何地说：“你们都下去，那只好我去了。不过，我请你给毛主席通一次话，恳求主席迅速回来主持工作，现在中央的两种意见到统一的时候了，除了毛主席，谁也不能把中央的这几种力量统一起来。现在各自为政，无论是正确的意见或错误的意见都难执行下去。”
这时，王力在旁边插话问：“毛主席现在还在韶山的那个滴水洞里吗？”
“不，已经到武汉了。”陈伯达显得非常潇洒、得意。“主席昨天和我通了活，让我把这几天的运动情况写一份报告派人送去。我说总理哪，你就放心吧。主席什么情况都了解，有些事我们还不知道呢，他老人家就知道了，而且正反两方面的情况都了解。”
周恩来给陈伯达使了个眼色，陈伯达站起来，和周恩来一块进了隔壁的小会议室，这里没有任何人，便于密谈。
“你知道主席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极其重要的信吗？”周恩来问。
陈伯达打了个沉：“信好多呢，你指的是哪一封？”
“就是7月8日的那一封信，信十分重要，是谈论党内极其重要的大事的。”周恩来本想和他商量一些卡，但看他那个神色，立刻判断出他不知道那封信，于是马上刹住话头，改口问：“江青同志也没回来过吗？”
“没有。”陈泊达说，“不过也快回来了，她给我们捎过话，最近几天是要准备回来的。总理，我看有些事也只有等她回来后才能决定。我们准备分头到几所院校去了解一下情况，不然的话，不好决定问题啊！”
周恩来知道他这是打官腔，现在的人都学会了打这种官腔，而唯恐担负什么责任。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
十
毛泽东在汹涌澎湃的长江里，舒适自若地畅游了整整1小时零5分，才上了汽艇，得以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私下里进行交谈。此时此刻，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对于这位年轻的秀才书记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已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但他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的迹象，如同往常那样，他和王任重谈笑风生。
“主席的身体真好，我真不敢相信，你能游程近30华里！”王任重说，“游了1个多小时。”
毛泽东说：“我知道有人一直盼望我死，但我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去见马克思的。因为这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马克思不要我的。”
王任重笑着说：“主席万寿无疆才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呢。我看，中国的右派分于成不了气候，我看了主席7月8日的那封信，我觉得主席可能把形势估计过重了，我认为当前形势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是一派大好的。”
“现在不说那样的话。”毛泽东摆了摆手，站起来，走出汽艇大舱，这时江里的游泳健儿和岸上的群众一下子认出了毛泽东，大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确信这位身材魁悟、满面笑容的人就是自己的领袖时，大江水面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和我们一起游泳来了！”
毛泽东频频招手，向身旁那些欢欣雀跃，争相竞看的健儿们高呼：“人民万岁！”
那种人民无限崇敬领袖的场面，就是再大手笔的作家也是难以形容的。这里既有群众意识的作用，也有领袖威严的力量，还包含着人们渴望一睹领袖风采的那种心理和欲望。汽艇在警卫人员的催促下，很快地开走了。
回到下榻的东湖宾馆，王任重看到毛泽东还无倦意，就坐在他的对面想说什么，没等他开口，毛泽东就问：“你不是说我把形势估计过重了吗？能否具体谈一谈啊！”
“主席7月8日致江青同志的信我看后，产生了这种感觉。主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主席的这个估价是对的，但我总觉得中国不是这样，也不会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王任重说，“不过，我还是同意主席的断言和预见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主席的这些活，写得非常精彩！”
毛泽东听着，暗暗为王任重的记忆力而感到吃惊。自己的这封信写好后，正赶上周恩来到武汉汇报工作，便把信让他和王任重看了一遍，很快收了起来。这位秀才书记便过目不忘，记得如此熟悉，几乎连字句都没什么错误。
王任重走后，毛泽东伏在台灯下，再一次思考起湖北的文化革命和王任重这个人来。
王任重现年49岁，河北省景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参加冀南平原游击战争，是位学生牌的基层领导人。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地委书记、行署副主任、区党委书记等职。新中国一成立便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接着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刚调中央，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的第一书记的职务。令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王任重在1954年夏季担任武汉市防汛总指挥的时候，领导人民群众战胜特大洪水，几天几夜战斗在第一线，身先士卒，受到了群众的好评。1958年他又参加了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研究工作，成为一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省委书记。因此，他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但是，这一次毛泽东从长沙到武汉，和他谈起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时，却对他产生了一种反感。
“听说武汉也派了不少工作组。你把它撤出来。”毛泽东说，“让学生娃娃们闹腾一阵子嘛，不要怕乱。乱一阵子有好处。”
“乱不得呀，主席。”王任重口才很好，汇报起工作来头头是道，他说：“中南局的工作是在陶铸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们总不能给陶铸同志丢脸呀！”
“噢？”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问：“那你们这里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个搞法呀？”
“根据中南各省报上来的情况看，我们这里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以收尾了。”
“收尾？”毛泽东一怔，“你们都取得些什么样的胜利啊？”
“目前，各地已经揪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例如广东省作协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随着运动的深入，可能还会有一些黑帮黑线人物落网。”
“我看有些人不一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