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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开朗、无畏无惧、大大方方的李伯钊，向着他们开炮。
逆境出现了。1929年夏天，苏联开展清党清团运动，她的言行被上报上去，认定是反党反布尔什维克，立即被开除团籍。这一棒子打得沉重啊。李伯钊一下子仿佛明白了许多；也在留苏学生中出了名。她被送到莫斯科五金厂和红十月纺织厂劳动改造，遭受到莫大的歧视和打击。
正在苏联的周恩来听到她的消息后，将她要出来，送到红军医院去学习医护技术。在那里，她认识了杨尚昆。看到这位20多岁的四川小伙子身强力壮、活泼豪爽，很快产生了爱情。在周恩来的撮合下，他们结了婚。
自此后，这对夫妇一同学习，一块劳动，免不了唇枪舌剑，但却是勺子碰锅沿，虽然叮当响，心里则如蜜蜂落在百花丛，恩爱得格外有情趣。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都过去了，她万万没想到，新中国成立的16年后，她会因为他而再次被停止工作！
最初，李伯钊苍良着脸，流着泪找到周恩来，请他替她说话，周恩来绷着脸听完申诉，说：“这么大的运动也可能会有暂时委曲人的时候，但这不要紧，迟早会弄清的嘛。你应该坚定不移地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决不能对革命悲观失望呵！”
也许，周恩来只能如此安慰！
5月用日早晨6点多，李质忠又来到家里，突然对李伯刽说：“尚昆同志因不适应广东气候，要求北调。中央同意调他到太原另行分配工作。他将于今天下午一点钟左右到达石家庄，尚昆要求你能去看望他一下，当然，去不去由你自己决定。”
李伯钊打了个沉。这一段来北京的形势越来越紧，砸烂“四家店”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她在政治上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有人告发她至今包庇丈夫的反党勾当。工作早已停止，“晾”在了一旁；本来应该享受的待遇也取消了。她被作为清查对象，早已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尚昆已经是个反党分子，我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决不去见他，一定要和他一刀两断！”李伯钊强忍着眼泪，脸上显出勉强的笑容，“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保证听毛主席的话，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坚决揭发这伙反党黑帮们的修正主义活动。”
李质忠听了，脸上露出既惊讶又感动的神色，搓着刮得泛青的下巴颏，问道：“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请你转告中央，我想找人谈一谈，谈谈小组会上不便讲的东西。”
“好，我回去后就把你的要求向组织汇报，我想中央会很快答复你的。”
李质忠又看了看家里乱七八糟的场面，孩子们都不在家里，公务员也不来了，生活上全凭李伯钊一个人自己料理。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一下子陷入了四分五散的境地，而且背上了“黑帮”的包袱，确实叫人同情。他关切地问：“有什么困难吗？”
李伯钊怔了一下，随即摇了摇头。
“你现在一个人在哪里吃饭？”
“只好到北京饭店去吃了。家里就我一个人，也不值得开伙。”
李质忠叹口气，摇摇头，又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往门外伸头四望，知道没人注意，便放了十几块钱，匆匆走出门去。
天色渐渐黑沉下来，远处的山峦影影绰绰，霞云好似吐着带灰色的红火，飘向远方；西南，青林一片，黑浪滚滚……
汪东兴见毛泽东的神思一直陷在往事之中，便停止了汇报，说：“有关杨尚昆和他老婆的事，经过组织上的审查，大体就是这样。”
北京民航的双引擎喷气式飞机，在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湖面上倾下一只机翼，并降下高度，最后向长沙郊外的机场逼近。张春桥从他靠窗户的座位上热切地俯视着下面这座神秘的城市，大概是由于激动的原因吧、他反而产生出紧张不安的感觉。
他与湖南省委的几位领导人一道前往韶山参观完毛泽东的故居展览后，在宾馆住了一天便神不知鬼不觉地乘上事先准备好的轿车，直达滴水洞。
毛泽东刚从水库里游泳出来，听到张春桥到了马上赶回办公室，老远就向他招手：“早就约你来了，怎么才到？我还以为你又出什么大事呢？”
张春桥小跑几步，紧紧握住了毛泽东的手：“本应该昨天到，江青同志让我去了一趟北京取材料，让主席久等了。不过，这次的收效比较大，使我们基本上摸清了北京各大专院校广大师生们的动向。”
紧接着张春桥将毛泽东扶坐在沙发里，给他又泡上一杯茶，帮他点着烟后仔细地汇报起北京各学校反工作组的情况来。他说，自从北京的政治局常委批转了北大第九号简报后，全国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急转直下，“反干扰”、“抓游鱼”使一万多名学生被打成了“右派”，把数千名教师打成了“反革命”。
张春桥将一大堆材料摆在桌上，显得十分激动地说：“康老让我重点反映一下北师大发生的‘6·20’事件的经过。6月20日早晨，一位叫谭厚兰的女学生等17人贴出大字报《孙友渔把运动引向何方？》，反对工作组长孙友渔，又有3人贴出《郭影秋你是什么人？》的大字报，揭发北京卫戍部队准备在暑假中暂住人民大学，怀疑彭真黑帮在搞政变，而且牵连到贺龙同志。当天孙友渔便作广播讲话，号召师生起来斗争这些学生，提出‘反工作组就是反革命’。中午，又有人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晚上，新北京市委就派人接见师生代表，提出‘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的指示，然后谭厚兰等学生便遭到围攻、打击和批斗。现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一片白色恐怖。”
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看材料，整个面孔激动得通红，他狠狠地把烟蒂拧灭在烟灰缸里，大声说：“你回去告诉康生和伯达、江青同志，让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详细地了解学生娃娃们受打击、遭迫害的材料，同时告诉学生们，北大6·18事件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让他们坚决站在革命师生一边，反对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行径。”
张春桥很沉静地问：“是不是把主席的指示公开告诉中央？向少奇、邓小平、总理作传达，以便执行。”
“不需要，”毛泽东很果断地说，“让他们只作调查。现在北京的那些灭火队正在兴头上，索性让他们充分表演一下再说。我刚收到江青转来的一份落款为‘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响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写得漂亮极了！你看这段活写得多么好：‘还有些人，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缩在修正主义的蜗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们就神经紧张。这些日子，无情的斥责声天天送人你们的耳中，你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你看这话说得多么好，像不像北京的那些大老爷们？”
“像！非常形象！”
“听江青说，这些红卫兵组织也受到压制，不被承认，甚至被视为非法。”毛泽东说，“公民们有结社自由是上了宪法的，凭什么说人家非法？我准备回到北京后也参加红卫兵，看他们哪个敢镇压？”
“目前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非得主席出来扭转局面。”
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吸着烟，神情格外严峻。
乘毛泽东深思的时候，张春桥四下观看了一下他住的房间，发现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房间的茶几上整整齐齐摆放着未开封的中华烟，显然是宾馆的工作人员为毛泽东预备的，但他只抽自己随身带的烟，当张春桥要动茶几上的烟时，被毛泽东制止了，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烟来递给张春桥一根，说：“那是公家的，我从来不动，你是我请来的客人，理应抽我的，我们应该公私分明嘛。”
张春桥说不上是感动还是吃惊，怔在那里好半天才连连点头：“主席说得对，主席说得对，您处处事事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毛泽东听了，很不以为然。他似乎随口问道：“今年七月一日的党的诞生纪念，你们写什么文章了吗？”
张春桥忽然想起一件事，急忙说：“伯达同志起草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毛泽东思想万岁》。社论原稿有‘像毛泽东同志经历那样长时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的革命领袖，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少奇同志在审稿时，在这段话前面加上‘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他和小平同志还把原稿中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这类话都删去了。伯达同志很气愤，报告了江青同志，请示您看怎么办？”
“小人之见！”毛泽东说，“告诉江青和伯达，让他们今后不要在这类小事上作文章，这样会适得其反的。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如何评价自己，只要求他们必须承认和尊重马列主义的原则。要在原则问题上作文章。”
“主席，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觉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派工作组还是依靠群众、信任群众，这就是原则之争，牵扯到执行哪个路线的问题。”
毛泽东点点头：“我在滴水洞住了十多天了，该出去看看了。”
九
与北京那种沸腾、杂乱、吵吵闹闹的气氛相反，大连避暑地的气候却凉爽宜人，风清云淡，那海水和湛蓝的天空相映衬，棉絮般的云朵在空中和水上飘荡。
林彪和叶群早早就离开了毛家湾，在大连那座特地给他们修建的避暑区域的小楼里休息、散步，更多的时间是看材料、打电话，研究和了解北京文化革命的形势。那块鸟语花香、绿得深沉迷人的地方绝非是供游览之处。卫兵在一条畅通无阻的柏油碎石道路上巡逻；那是一条无形的分界线，旅游者不允许越过那儿。但那天上午，两辆高级轿车发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