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打！打！延伸射击！”杨得志再一次命令着。
又是一阵射击。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渡船靠岸了。17个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勇士们占领了渡口的工事。
敌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又一次向立足未稳的勇士们发起了反扑，企图把他们赶下河去。我们的炮弹、子弹，又一齐飞向对岸的敌人。烟幕中，敌人纷纷倒下。17位勇士趁此机会，齐声怒吼，猛扑敌群。17把大刀在敌群中闪着寒光，忽起忽落，左劈右砍。敌军被杀得溃不成军，拼命往北边山后逃跑。勇士们终于胜利地控制了渡口。
过了一会，渡船又回到了南岸。孙继先营长率领机枪射手上了船，向北岸驶去。这时，天色已晚，船工们加快速度，把红军一船又一船地运向对岸。后来，红军又在渡口下游缴了两只船，一起加入接渡后续部队过河的行列。
后续部队一船一船昼夜不停地渡河。然而，船的最大容量只能坐40人，往返一次要一个多小时，直至26日上午10点，红一团才全部过河。刘伯承一计算，照这种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据总部通报，敌薛岳纵队26日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刘伯承又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他指示工兵连千方百计地架桥，同时令各连千方百计地找船。工兵连根据他的指示立即劈竹扎排，试着架桥，但搞了几次都失败了。找船也未能如愿。这样，架桥和找船的希望都落空了。
5月26日中午时分，毛泽东、朱德等军委领导同志来到安顺场。刘伯承详细汇报了过渡和架桥的情况。毛泽东在了解了安顺场大部队渡河的困难后，立即与其他领导同志研究，提出必须迅速夺取泸定桥。他指出，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而敌五十三师等部正向我军赶来，红军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于是，军委领导当即确定了兵分两路夺取泸定桥的部署：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到大渡河对岸，为右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和聂荣臻（任政委）率领，从大渡河东岸北上，以策应西岸，准备攻占泸定桥；由林彪带红二师、一军团军团部和五军团，为左纵队，从大渡河西岸赶向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随后从泸定桥过河。毛泽东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同时还作了最坏的打算：万一会合不了，由刘伯承和聂荣臻带着红一师和干部团到川西开创局面。为此，毛泽东特别提出让罗瑞卿（任参谋长）和萧华（任政治部主任）也跟刘、聂一起走。军委领导为右纵队配备了一个很强的能独立开创新局面的领导班子，又配备了充足的军政干部，以便开展创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17位勇士强渡大渡河的成功，终于使红军从石达开全军覆灭之地杀出了一条生路。尽管红军大部队没有全部从这里渡河，但这一英雄壮举，震撼了敌人，也为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北上夹击泸定桥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红军夺取整个大渡河战役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英雄壮举，为世人所折服。
《跨越雄关》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石达开全军覆灭之地杀出一条生路（3）
国民党高级将领不得不惊叹：“自朱毛西窜以来，曾渡贡水、章水、耒水、潇水、湘水、清江河、乌江河、赤水河、白层河、黄泥河、金沙江，然无有过大渡河之奇妙者，洪杨之役，翼王石达开西行至此，而授命……今朱毛至此，竟安全通过。”
曾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1981年7月携全家（包括妻子穆斯卡，两个儿子马克、伊恩，女儿米卡）来中国进行“沿着长征路线朝圣”的旅游。这次旅游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安顺场。他在实地参观了当年红军渡河的地点后这样写道：“在我们走近大渡河时，曾经一度怀疑它是否真的像长征战士在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水流湍急，险象环生；及至亲眼目击，才知并非言过其实。这条河水深莫测，奔腾不驯，加上汹涌翻腾的漩涡，时时显露出河底参差狰狞的礁石，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有几处，河水还以异常的速度倒流回环。我们一行之中谁也没有见过这种水流现象，时而回流，时而顺流，时而侧流……似乎和地球的引力场不发生关系。原来大渡河自有它自己的生活规律！”通过对包括安顺场在内的长征路线的参观访问，布热津斯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
1984年夏，年近八旬的美国老作家索尔兹伯里携同妻子，满怀兴致地来中国“重走长征路”。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这位老先生这样描绘他在安顺场见到的大渡河：“大渡河水流湍急，几乎是从正北流向正南，然后东折，泻入成都南边长江的一大支流岷江。大渡河两岸峭壁耸立。五月里，黑色的崖壁上开满了杜鹃、玫瑰和各种蓝色和黄色的花朵……这里美得出奇。但对一支军队来说，又是出奇的艰险——渡江艰险，登攀陡峭山崖上的小路也很艰险。河并不宽，但其流速和多变的流向以及水中的漩涡和礁石令人望而生畏，这是个危险的去处。”
红军沿大渡河两岸向泸定桥夹击而上，与敌人赛跑。
《跨越雄关》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黑夜之中出现了两条火龙隔河而动的奇观（1）
蒋介石5月中旬在昆明部署“大渡河会战”计划之后，便带着“置红军于石达开死地而歼灭”的美梦回到了重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仅几天功夫，红军便神速地顺利通过了彝民区，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5月26日，当蒋介石得知红军强渡大渡河成功并准备兵分两路向泸定桥夹击的消息后，便又立即偕宋美龄、顾问端纳由重庆紧急飞往成都重新部署“围剿”，参谋团亦随同移驻成都。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见事不妙，担心泸定桥失守后，会被蒋介石治罪，也于5月27日赶赴汉源督战，急令所部第四旅由旅长袁国瑞率领开赴泸定桥增防。袁部抵达龙八铺（今泸定县兴隆乡），获悉红军正兵分两路夹河而上，袁国瑞立即命令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率部火速开到泸定桥，阻击红军左路纵队从桥上过河；令第十一团团长杨开诚率部沿大渡河东岸海子山、冷碛一带阻击溯流而上的右路纵队红一师；令第十团团长谢洪康率部驻飞越岭东西两面，为总预备队，旅部驻龙八铺。
从安顺场至泸定桥全程160公里。不少路段是盘旋在悬崖峭壁之上的羊肠小道，山腰上有终年不化的积雪，银光耀眼，寒气袭人。低头往下看，便是深达数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道路艰难不说，途中还不时有敌人阻击。这的确是一段极为艰难的征程。为了抢在敌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夺下泸定桥，军委要求夺桥部队以最快的速度行军。
5月27日，红军分两路沿大渡河向泸定桥急进。
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右路纵队出发不久，便碰上刘文辉的阻击部队。原来刘文辉的一个团已在前一天到达离安顺场不远的瓦坝。该团到达后，便派出一个营前出10公里向安顺场方向警戒，连哨又向前伸出5公里。午后，红二团政委邓华指挥先头部队与敌连哨接触。敌人凭险据隘，节节抗击。红二团不顾一切往前冲，打到瓦坝附近，已是黄昏时候。敌凭借所设阵地，又抗击了几个小时，才向富林方向逃窜。当晚，右路纵队在瓦坝宿营。
28日，右路纵队急行军50余公里，翻越了一座高山，到达德妥。这是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圩场，传说诸葛亮南征时曾在此驻扎。守敌有民团及在瓦坝被击溃的散敌100余人，经半小时战斗，红军再次将敌人击溃。这时，天色已晚，又下起了大雨，刘、聂首长决定在此宿营。
29日，右路纵队先头部队红二团继续前进，在离泸定城25公里的铁丝沟，进行了一场离开安顺场以来最激烈的战斗。铁丝沟的地势非常险要，左面是急浪滚滚的大渡河，右面是悬崖峭壁的大高山。敌二十四军第四旅由旅长袁国瑞统领在靠近铁丝沟的龙八铺驻防，袁国瑞派第三十八团扼守泸定桥，第十一团前出到铁丝沟向安顺场方向警戒。敌第十一团在这里凭险扼守，并占领了有利阵地。
显然，右路纵队面临的是一个背水阵。敌人居高临下，如不奋勇战斗，即有被压进大渡河的危险，情况万分危急。刘伯承果断决定由邓华率红二团二营从山腰绕至敌人侧翼，萧华率领一、三营从正面攻击。在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下，在红一军团教导营西岸火力的支援下，红二团全体指战员英勇无畏，向敌人发动了猛攻。九连的一个班绕至敌人后侧，扔了几个手榴弹，一下子使敌人乱了阵脚。这时，红三团一部也已赶到并投入战斗，从而迅速打败了敌人，夺取了敌人的阵地，溃敌逃向龙八铺。红军猛打猛追至龙八铺和飞越岭，敌人如惊弓之鸟，竞相逃跑。驻守飞越岭的敌第十团团长谢洪康，被红军的凌厉攻势吓破了胆，用手枪打伤自己的左臂，扮作伤员，上了担架，向雅安方向逃跑了。红二团随即占领了龙八铺和飞越岭。铁丝沟战斗的胜利和龙八铺的占领，为左路纵队进军泸定桥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红二团除留一部在龙八铺警戒以外，主力继续向泸定城急进。
在右路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进的同时，左路纵队以红二师四团为先头部队沿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急进。这两支英勇的部队夹河而上，正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