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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应如此，理应如此。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昆仲手足情嘛。祝总司令多抓俘虏，多打胜仗！”毛泽东也动情地说。
“有劳各位，谢谢大家的好意。”朱德向毛泽东等敬了个军礼，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后，义无反顾地向炮火连天的战场奔去。
炮火无情，毛泽东等担心地望着朱老总远去的背影。
1月28日下午1时左右，敌人向红五军团阵地轮番进攻。敌人依仗兵力优势和武器精良，采取小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企图动摇红五军团阵地。我军子弹和手榴弹快打完了，为节省子弹就用石头砸敌人，最后连石头也所剩不多了。
敌人四次冲锋都被打退了。敌人第五次冲锋一度突破我军阵地，最后也被红军战士的刺刀、石头打了回去。第六次冲锋，敌人以一团之众向红军阵地蜂拥而来，红军指战员挥舞大刀，向敌人冲去，砍得敌人抱头逃窜。肉搏中双方的鲜血染红了阵地。红军虽再一次打退了敌人的冲锋，但因牺牲太大，阵地岌岌可危。
就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命令干部团立即发起反冲锋。团长陈赓临危受命，立即与政委宋任穷一起率领部队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人，硬是把敌人压回其师部附近。后来敌人又有三个旅前来增援，一度反守为攻，但干部团仍拼死奋战，一直坚持到下午2时许，红一军团返回增援，干部团又与之协同作战，连续反击，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这次反击作战，干部团立了大功。一直在前沿观察的毛泽东，高兴地称赞干部团团长：“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干部团是一支奇特的部队。它是在长征前夕中革军委讨论组织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临时决定成立的，由原红军大学、彭杨步校、公略步校和特科学校等合并组成。陈赓被任命为干部团团长。该团的其他领导成员是：政委宋任穷，参谋长毕士悌，政治处主任莫文骅，党总支书记方强。干部团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第一营为步兵营，营长李荣，政委刘道生；第二营亦为步兵营，政委丁秋生；第三营为政治营，营长林芳英，政委罗贵波；第四营为特科营，营长韦国清，政委黄骅；上级干部队，队长萧劲光，政委余鸿泽（后为莫文骅），下设指挥科、政治科、地方工作科。
包括团长陈赓在内的干部团不少成员，是遭“左”倾错误领导者打击迫害的受害者，有些甚至是作为“包袱”、“累赘”而欲被抛弃的。例如上级干部队队长萧劲光，就是一个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公审，并判处了徒刑，失去了党籍和军籍的“犯人”。从陈赓当时的处境看，带领这样一支队伍，需要多么宽广的胸怀和多么巨大的勇气与智慧呵！
长征开始时，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干部团被编入由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第四梯队（代号公馆），在纵队司令员叶剑英的统一指挥下，直属中革军委领导的干部团随军行动。
《跨越雄关》 赤水奇兵一渡赤水摆脱尾敌，改变被动局面（3）
在长征途中，尽管环境异常艰苦，学习条件极差，但在陈赓的领导下，干部团始终保持了随营学校的性质，结合作战、行军、宿营、警戒、侦察等实际情况，坚持教育、训练，使干部团保持了较强的战斗力，在担负保卫中央机关安全任务的同时，还曾多次配合主力军团作战，常在关键时刻建立卓著功勋。土城战斗便是突出的一例。
土城战斗一直持续到28日黄昏。顽强的红军将士们虽击溃敌军一部，但敌主力仍在顽抗。两军形成了对峙局面。
面对此情，毛泽东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次难以为继的危险战斗，土城不能再打下去了！
毛泽东立即召集中革军委主要领导同志开会。毛泽东分析了土城不能再打的原因，指出：土城所以不能再打，一是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是敌人的援军已快要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三是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
接着，会议开始研究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根据各路敌军奔集川南追堵我军的新情况，原计划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方案行不通了。毛泽东果断提出：“为了打乱敌人尾击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师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
在行动方向明确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组织一渡赤水的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于29日拂晓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会后，在位于土城以东的青杠坡村建立了渡河指挥所。
根据会议决定，朱德总司令于1月29日3时发布了《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规定“我野战军拟于今（29）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前进”。于是，各部按照分工立即展开了行动。
朱德和刘伯承重返前线指挥。
周恩来亲自带领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和作战参谋来到赤水河边勘察，发现土城西南不远的一沙滩处，水流平稳，河面不宽，且两岸有疏散的道路和阻击尾敌的有利地形，具有良好的架桥条件，即连夜亲自督促并参与架桥。拂晓前，一座能同时通过三路纵队的轻便浮桥便出现在赤水河上。与此同时，朱德指挥部队在深溪渡口也夺得了敌人的一座浮桥。
陈云带领医疗和供给部门的同志深入前线，抢救、抢运伤员，逐个作了妥善安置，又把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投入了赤水河中。凌晨4点，他向毛泽东报告了部队轻装渡河的准备情况。
毛泽东随即赶到渡口。这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而且还下着小雨。警卫员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打着雨伞，伴随毛泽东登上了浮桥。毛泽东让警卫员撤去雨伞，说道：“雨不大，淋淋雨清爽嘛！”接着，毛泽东长吁了一口气，在小雨中迈着坚实的步伐，走到赤水河对岸。
1月29日拂晓前，红军各路纵队紧张有序地全部渡过了赤水河。为了防止敌人尾追渡河，红军炸掉了浮桥及所有渡河器材，并向老乡作了赔偿。追敌来到赤水河边时，看到滔滔的河水，只好隔岸兴叹。
中央红军渡过赤水后，调整了部署，分左右两路纵队，进入川南古蔺县境。左路纵队由军委纵队和红三、五、九军团组成，渡过古蔺河，经太平、大村、丫叉、镇龙山、白沙等地，进入古蔺县；右路纵队由红一军团组成，经古蔺店子坝、桂花、大寨等地，向叙永县的三岔河前进。
土城失利与毛泽东摔跤当然没有任何关系，但土城战斗毕竟是遵义会议后恢复了军权的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个作战行动，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评说。
无庸讳言，土城之战确是一场出师不利的恶战。中央红军不仅在人员、物资方面受到很大损失，士气受到影响，而且被迫改变了北渡长江的战略方针而转向西进。然而，一位伟大的军事家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不打一次败仗，而在于打了败仗之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能适时改变作战计划，从不利的战局中摆脱出来，化被动为主动，从失败走向胜利。
毛泽东在后来的扎西会议上，认真总结了土城作战的教训。毛泽东说：“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歼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上是六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二、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我们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这三条教训，一条是客观原因（敌情），两条是主观原因（轻敌和分散兵力），包含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接着说：“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改为轻装，甩掉了包袱，行动更自如了，更能打运动战、游击战了。”
一渡赤水是在土城失利、敌情严重的情况下进行的，它虽无法与其后的几渡赤水相比（其后的几渡赤水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巧妙地调动敌人、打击敌人，取得辉煌战果），但却是战略家毛泽东变不利为有利、转被动为主动的一个卓越指挥范例。毛泽东观察战场风云，在危急情况下，镇定自若，应付裕如，当发现原来对敌情的判断与战场情况不符时，以过人的胆略果断改变计划，撤出战斗，渡过赤水，不与敌人死打硬拼。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红军二渡赤水，连克桐梓、娄山关，重新占领遵义。
《跨越雄关》 赤水奇兵蒋介石哀叹“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1）
早在湘江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蒋介石就专邀四川军阀刘湘去南京，商讨堵截红军事宜。刘湘谒蒋之后，被任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并担任改组后的四川省政府主席。湘江战役之后，刘湘便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方针，即对红四方面军取守势，对立足未稳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取攻势，企图在中央红军未入川境以前，就把它堵住，并且扬言要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为此，他任命潘文华为川南“剿匪”总指挥，并将潘文华部36个团布防在长江南岸赤水、古蔺、叙永一带，严密封锁长江；并在宜宾至江津、宜宾至长江上游金沙江滩头的北岸，以及川南各县的要隘，赶筑了碉堡和工事，动员了民团等地方武装，全力拦阻中央红军北渡长江。
一渡赤水之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进入川南的古蔺、叙永县境。途中，中央红军先后在三岔河、叙永城遭敌截击，而且敌援军不断增加。军委和毛泽东及时分析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