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确是先前所没有料想到的。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样一个感想，但和猫的感情却终于没有融和；到了北京，还因为它伤害了兔的儿女们，便旧隙夹新嫌，使出更辣的辣手。“仇猫”的话柄，也从此传扬开来。然而在现在，这些早已是过去的事了，我已经改变态度，对猫颇为客气，倘其万不得已，则赶走而已，决不打伤它们，更何况杀害。这是我近几年的进步。经验既多，一旦大悟，知道猫的偷鱼肉，拖小鸡，深夜大叫，人们自然十之九是憎恶的，而这憎恶是在猫身上。假如我出而为人们驱除这憎恶，打伤或杀害了它，它便立刻变为可怜，那憎恶倒移在我身上了。
鲁迅痛恨猫——“恕道”和“中庸之道”的化身。在社会上，遭到了许多名人的攻击。在家中，母亲也很不满意。鲁迅的《兔和猫》说： “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虐待猫为然的……而我在全家的口碑上，却的确算一个猫敌。我曾经害过猫，……我觉得母亲太修善，于是不由的就说出模棱的近乎不以为然的答话来。”这些都是暗喻母亲的包办婚姻，所谓“太修善”就是不忍心退婚，以免伤害朱安。在北京，母亲对于鲁迅以性冷淡“虐待”朱安自然也不以为然。
“假如我出而为人们驱除这憎恶，打伤或杀害了它，它便立刻变为可怜，那憎恶倒移在我身上了”，本来人们“十之九是憎恶”包办婚姻的，鲁迅要抛弃自己的包办婚姻，也等于是打猫（朱安）。人们又会同情朱安，憎恶鲁迅的打猫（朱安）。
鲁迅除了写文章骂猫之外，在生活中见到猫就打。未与许广平
同居以前，周作人帮着他打，以后就与许广平合力痛打之。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一文中说： “有时我先睡熟了，听到楼下客堂冲击的声响，莫名其妙地赶紧跑下去一看，原来关起门窗，他拿着棒在打猫，猫南北地跳，朝着两头的窗，是困兽，却不善斗。他则追奔逐北地两头跟着去打，见到我来了，也招呼加入战线，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给它得间脱逃，准会死在乱棒之下的。”
鲁迅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仇恨都迁怒于猫，鲁迅对朱安的态度与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鲁迅所见到和所忌恨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世俗文化，对于中国的纯文化，鲁迅不曾从学理上批判过它，总是把纯文化解读为世俗文化之后再批判之。鲁迅这样理解中国文化很有代表性，绝大多数中国人也都是如此。世界上的一切文化观念都可以有多种解读。读中国书是如此，读外国书也一样。外国书古希腊人常说，两个人说同一句话，不是同一个意思。中国的世俗文化与纯文化也不是同一个意思，但往往混淆不清。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与个人婚姻状况是密切关联的。由于包办婚姻而成怨偶，没有爱，互相就不能理解，如鲁迅对于朱安所持的儒家恕道精神就深恶痛绝，视为猫的性格；对于纯文化也有这个问题，首先是不能爱，当然就不能理解。既然不爱，永远别指望能从学理上理解。这是许多现代学人的一大特征——这种现象在鲁迅身上表现得很典型，这也是鲁迅极受我们欢迎的一个原因。
第二部分绝望中的希望（1）
《野草》这本小书一向被视为难于索解，其实那是因为我们的文艺理论太政治化了，太革命化了，戴了有色眼镜，自然看不清本色。另外就是禁区的障碍——伟人的性压抑是不可以曝光的，现在禁区稍稍解禁，谈一谈鲁迅的性压抑也许不要紧。其实，比起禅宗的公案，《野草》并不难解，如果稍能理解禅宗公案，理解《野草》就不那么困难，又无可悟之处，只须猜一猜迷而已。悟公案须要抓住根本处，一切都迎刃而解，理解《野草》，也是如此。西方人有一句谚语说得好： “谁有什么病，就老说什么病。”鲁迅在《野草》中老谈什么病？就是包办婚姻导致的性压抑。只要承认“病”是事实，就不难理解鲁迅，试想，文人既然不满意自己的包办婚姻，又无法解决，以文字宣泄性压抑的苦痛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鲁迅在写作《野草》初期同时翻译了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厨川用“人间苦”来阐明人的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化用了弗洛伊德潜意识的观点（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源于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厨川白村认识到“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抵，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苦闷的象征）引言》： 《鲁迅全集》第10卷，232页。鲁迅颇赞同厨川白村关于文学艺术根源与表现形式的这一观点，将它视作厨川文艺理论的核心。鲁迅的《野草》也可以说是对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诠释，象征性地、曲折地表现了自己受包办婚姻压抑的苦闷。呐喊出“无所可爱”，彷徨于“无所可爱”。林贤治说： “精神分析学者认为，人类具有两种本能： 一作爱欲，一作攻击；一作生存，一作死亡。各种本能冲突的结果，每每体现为单一的倾向，于是成就了世上的许多宗教家、艺术家、伟大的统帅、铁血宰相、强盗、刽子手、书报检查官、裁缝匠等各种类型的人。对他来说，两种本能冲动却都是同样的激烈，相生相克，缠斗不已。当此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他不能不呐喊且彷徨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间。”
章衣萍回忆说： “鲁迅先生自己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了”，（章衣萍《古庙杂谈（五）》）外国书也称《野草》是鲁迅最伟大的作品，因此读懂《野草》，是了解鲁迅思想的钥匙。
《野草？题辞》是一首很成功的新体诗，比胡适的新体诗强得多，胡适的新体诗只是“我手写我口”，没有文化的传承，所以不堪卒读。鲁迅也写过几首类似胡适体的新诗，显然是不满意，以后就只写旧体诗了。由此可见，新生事物如果在一片废墟上凭空产生，决不会美妙。新的好东西必须由旧的好东西改革而来，鲁迅的新体诗明显的借用了佛道的思想形式和表达方式。像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志士仁人一样，鲁迅也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佛经。近代史上那些为中国的富强寻找出路的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陈独秀（在他的晚年）等人，都是想从佛教中找到符合人性的理想社会的根据。鲁迅则不同于他们，可能只是为了寻求消解性欲的方法。冬天不穿棉裤，是西医的办法，还是佛道的办法？肯定不是佛道的办法，大概是日本西医的办法。鲁迅虽然没有接受佛教的思想，但是道教的思想鲁迅可是吸收了不少。鲁迅说自己“思想上中了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写在〈坟〉后面》）郭沫若说： “鲁迅爱用庄子所独用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在文词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少庄子的反映，无论是顺是逆。”（《庄子与鲁迅》）笔者以为，鲁迅真正从外国书里吸取的营养远远不如从中国书里吸取的多。毋庸讳言，鲁迅自己也并没有身体力行他的“不读中国书主义”。不过，也不能说鲁迅一点都没有接受佛教的思想，比如在《寡妇主义》一文中，谈到女人独身的问题时，他说： “自然，特殊的独身的女性，世上也并非没有，如那过去的有名的数学家Sophie Kowalewsky；现在的思想家Ellen Key等；但那是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坟》）所谓“欲望转了向”颇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所谓的“升华”；所谓“思想已经透澈”，则是佛教对治性欲的方法，是根本的解决问题，比“升华”更难。可见，鲁迅对于克制性欲的问题，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践经验。
题辞一开头就表现了言与默的矛盾，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这里明显是借用了佛道的表达方式：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从形式上讲，鲁迅可能是从陶渊明的诗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脱化而成，可谓化腐朽为神奇。这种方式古人称之为“神仙换骨法”，《嬾真子？作诗换骨法》云： “古人作诗必有所拟，谓之神仙换骨法，然非深于此道者亦不能也。”《儒学警语？卷之十八》： 中华书局2002年版。陶渊明时代士大夫谈“三玄”（老、庄、易）、论佛法成为时髦，陶渊明虽然不大谈论，但是也不可能不受影响。鲁迅的灵魂中有很深的魏晋文人气质，对陶渊明又很有研究，这个“神仙换骨法”也用得好。对于陶渊明，鲁迅有很全面的认识，他说： “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既非全人，更加抑扬，更离真实。”以往，我们对于鲁迅多少也采取了这种有取有舍的态度，既非全面也不客观，现在的鲁迅研究应该依照鲁迅自己的意见稍微改一改。用狂人的话说：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
第二部分绝望中的希望（2）
再说潜意识，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的外国书说：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它自身的‘社会过滤器’，只有特定的思想、观点和经验才能得以通过。当社会结构发生根本的变化时，这个‘社会过滤器’也会相应地有所改变，这时，那些不需要必须留在潜意识的东西便可能成为意识上的东西。在一定时期，不能通过其‘社会过滤器’的思想是‘不可思议的’当然也就‘不能言传’。”鲁迅的包办婚姻是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然而却并非根本变化的转型时期存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