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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纳入他的结婚，倘若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恋爱不是也不足以赎却这场罪过吗？……
我所列举的疑问，都是些地地道道的琐事，但却让我感觉到它们似乎给鲁迅一生，因此也给他的文学带来了浓重的阴影。当然，除此之外也并非没有疑问，比如说在《狂人日记》发表以前，他在北京生活了六年……
竹内好的外国书虽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是已经指出了一个方向，向前摸索一段路就可以进入鲁迅的最隐秘的内心世界了。
第二部分兄弟失和的原因（1）
1923年7月14日，鲁迅在日记中有这样一句：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外人不得而知。三天后，周作人7月17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据周作人说，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池上来诊”一事很值得注意，似乎透露了一点秘密。池上是日本医生，常来八道湾看病的，医术想必是高明的。周作人是只相信西医的，中国的西医当然不如洋西医。后来周作人的爱女若子死于某洋西医之手，周作人也只痛恨此一洋西医，而不迁怒于全体西医，这也算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吧。洋西医是来为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看病的。据俞芳回忆，鲁太夫人曾对她说起过： “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 每当她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就昏厥过去”。俞芳： 《我所知道的芳子》，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7期。信子的病可能是心理矛盾所致，不知洋西医如何治？反正是信子的病由洋西医久治不愈。周作人笃信西医，既耽误了老婆的病，也闹得好兄弟反目成仇，自食恶果，又不知病根何在，还要自作聪明大度。读外国书写时髦书所为何事？信子此病不去，周氏兄弟欲“将来永不分家”，不可得也。
又过了两天，7月19日上午，周作人将那封著名的决裂封信交给鲁迅，在外人看来，信写得不明不白：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在信中没有说与鲁迅决裂是因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只于局外人才有意义。笔者最能明白的也只有“愿你安心自重”六字。这几个字对于一般人来说，只是一句套话罢了，对于鲁迅。却是重重地一击。“愿你安心自重”，即是说鲁迅做了不能“安心自重”的事情。“自重”的潜台词是说鲁迅“不检点”，而“安心”的潜台词就更严厉了，可理解为鲁迅“不道德”。
鲁迅当日的日记道： “昙。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问之，不至。下午雨。”鲁迅似乎也不明白周作人被生了奇怪的病的日本老婆迷惑的程度如何，想与之沟通一下，周作人竟不理睬。
萧文邦《鲁迅新传》第七章“蔷薇之梦的破灭”对此信解释说：
这封信应该是分析兄弟反目唯一的也是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信的内容告诉我们，周作人是晚鲁迅三天，即七月十七日，才知道这件事的，内容不外乎是鲁迅调戏了羽太信子有关的谣言。这里所说“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为什么不想责难呢？因为“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众所周知，基督教义是不允许男女私通的，否则就会受到全体教徒的谴责和咒骂。这在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写得最清楚，克利斯朵夫到瑞士由于和医生的妻子阿娜私通，被人发现后，受到全城基督教徒和市民的谴责和辱骂，使得阿娜抬不起头而企图以自杀来清洗她“污秽”的一生。
这种对基督教的理解恰恰与周作人的意思相反了，倒与伊斯兰教相同了。基督徒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宽容。基督曾经对气势汹汹正欲用石头打死淫妇的人们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过的，就可以用石头打她。结果没有一个人敢于用石头打她。基督巧妙地保护了淫妇。这才是周作人的本意： 真正的基督徒可以“担受得起”的事，我也担受得起，虽然我并非基督徒。写信时他还算“大度”，并不想责难鲁迅。然而，一年以后，周作人却忘记自己说过的话，竟做出以香炉代石头欲打死鲁迅的举动，他毕竟不是基督徒。
信中接着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院子里来，愿你安心，自重”，后院子，是指羽太信子的房间，当时八道湾的房子正房分三进九间，第一进座南朝北的是鲁迅的卧室，第二进座北朝南的三间是鲁迅的母亲和朱安的卧室，第三进座北朝南的三间中的最西一间是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卧室，中间一间是周建人和羽太芳子的卧室，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曾在那东间住过，爱罗先坷寄住鲁迅的家时，也住在这间东屋。周作人要鲁迅“自重”，不要到“后院子”来了，就是不要再到后院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的卧室来了。这很明显和鲁迅与羽太信子之间的私情有关。因此从这封信的内容分析，兄弟间的反目，完全和鲁迅与羽太信子调情有关，而不可能是其它的原因。
7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 “晴。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8月2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 “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周作人日记则说： “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鲁迅缩写，这是当年的文化精英们倡导废中国字代之以拉丁字母的妙处。
第二部分兄弟失和的原因（2）
此事平静以后，事隔十个月，鲁迅大约以为周作人的情绪稳定了，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去取自己的书籍和器物，却不料又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当天鲁迅在日记中记道： “六月十一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訾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在此处，有一段惊险的插曲，就是前文说的周作人以香炉代石头打人一事，周作人抄起一个一尺高的狮形香炉，向鲁迅头部打去，多亏被人半路接住，才没有击中。（许广平： 《鲁迅回忆录？五》）民主自由的斗士应该懂得，即使是警察对待犯人，这样做也是不可以的。此一击虽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已充分暴露出周作人所学所知的时髦理论皆似是而非之论。时人砸烂孔家店，周作人有大功焉，扫荡“修身齐家”的旧观念也是身体力行。周作人并写文章骂鲁迅是“破脚骨”。面对周作人的行为，鲁研家只能表示“难以置信”、“不可思议”、“鬼使神差”、“惊恐地问道： 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真是谁也说不清楚”云云，为什么不是理所当然？周作人读外国书，写时髦书，然而一到实际行动时就如此鄙陋不堪，当年有人赞他“内蕴不露，接物谦和，予哑然失笑其皮相也。”（《周作人日记》壬寅二月初二）周作人颇有自知之明，他本质上其实是偏激的人，他歌颂秦始皇还不算，又称颂汉奸秦桧，不赞成文天祥、史可法。这种人最终做了汉奸，也是水到渠成之事，正不必问“怎么了？”周作人今日极被世俗文化精英们看好，人们于此也略可看出今日中国世俗精英文化的病根之所在，不把此病根拔除，谈中国文化的重建或其他什么什么的，都是水中捞月。
羽太信子当着徐耀辰和张凤举罗织了鲁迅“罪状”，很多“秽语”，这些“罪状”和“秽语”大概无非是骂鲁迅如何调戏她。
可惜的是，徐耀辰和张凤举生前都对此事避而不谈，没有留下这些“罪状”和“秽语”的内容，所以也无从断定。但是，徐耀辰和张凤举虽然没有留下文字的回忆，但曾把这些“罪状”和“秽语”的主要内容曾透露给了他们的朋友郁达夫，现在的所有的关于鲁迅与周作人反目以及所谓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的一段隐情的回忆文章，只有郁达夫的《回忆鲁迅》道出了一点真情：
据凤举他们判断，以为他们兄弟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对我说： “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但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郁达夫的这段回忆，是揭示得最客观、最完整的兄弟反目的原因，当时类似这样的谣传，似乎已不止郁达夫知道，传播这些谣传的，除了小报外，连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机关报《中央日报》也在散布，一九二九年八月八日《中央日报》副刊上曾发表过署名冀野（即卢冀野）的一篇《茶座琐语》，其中就谈到“有一位北方的小姐说： 鲁迅与乃弟作人尝阋于墙，不相见者已数年，此中原因大约是‘为太太之故’。”
但只要有头脑的人认真作一分析，这事很快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的，但由于郁达夫的这篇回忆文章，发表于一九四○年抗战的战乱时期，很少有人注目，所以这个秘密，一直无人来捅破它。以致造成周作人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故弄玄虚的对鲁迅的诬陷和攻击，他在晚年所写的《知堂回想录》里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那个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