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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轰炸机又来了。我们再次逃到城门外，然后毛发无损地回来了，我们感到幸运，但那是另外一种幸运的感觉。晚上我们又庆祝一番，但这次没上次那么热闹。我们的经历还是很好笑，但没笑出眼泪来。
这以后过了几天，炸弹又落下来了。这次我们没开玩笑，没开怀大笑，我们很平静地聊着。杜阿姨听说我们一个熟人的太太伤得很重。胡兰纳闷咱们自己的空军干吗不还击。她希望我们的丈夫们赶快从重庆回来。我提到日本飞机好像总是从东边过来的，杜阿姨也同意：
“老从东面来。”
所以，事情就是这样。飞机经常来，一星期大约来三次，总是在早上。我不知道日本人干吗选择早上，好像没道理。它们好像只为完成任务，早上炸昆明，下午炸重庆。对我们来说，轰炸也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听到警报声，我们还是怕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先把东西安顿好，记住放的地方，以便今后找得到。杜阿姨则要弄清楚煤炉上正在烧东西的锅子有没有拿掉。
“要不然命倒是保住了，回来一看房子烧光了，还有什么意思？”
胡兰总是抓起她早就搁在门口的塞满食物的口袋。淡若伸出双手扑向我，准备出门。然后我们很快就走，神情严肃，好像去参加一个葬礼，一路上希望我们到达时这个葬礼不会变成我们自己的葬礼。
我们有时到北门，有时到南门，有时穿过早就被炸毁的地方，几幢房屋成了废墟，周围所有的屋子仍竖立着，只是草屋顶已经没了，就像被大风刮走了帽子。
我们一到城门口，立刻就跳进一个坑，或是躲在树背后。然后就和差不多每天要碰到的同一帮人聊天，互相交换看法，比方哪儿能买到最好的面条、最好的纱线、最好的咳嗽药等等。
我总是选对了城门。真的，一星期有三次我们都有可能被炸死。
但是那么多天，炸弹从没落到我们头上，连旁边也没有。我就想我天生就运气好，能避开炸弹。我总是选对了大街，选对了门，选对了藏身的地方。
一天，我们吃完中饭后正打盹，胡兰就说我们该上市场了。淡若已经睡着了，我就把他交给杜阿姨。我们先到了菜场，找新鲜的毛豆，碧绿的，吃起来很甜，很难得，虽然很贵，但我还是买了一些。
当然，我很幸运，还有钱买这种东西。许多人都穷得连最普通的食物都买不起。但在战争期间，如果你幸好有钱，你是不会想到省吃俭用的。一有机会就尝鲜，就像你们的口头禅“吃，喝，结婚”。哪怕明天就完蛋，总还有东西可指望。
所以我的陪嫁钱花得如流水。有时我都懒得跟摊主讨价还价。他们都乐于跟我打招呼，一见我就喊，“太太，太太！刚摘下的豆子，刚产下的鸭蛋。”
我们走到卖鱼的摊位前，胡兰告诉我，她刚收到家国的一封信。
她抽出信，给我看信封。
尽管家国一直在教她读书写字，她学得不用功。所以结婚四年后，上了四年认字课，她只认得市场上的标价，和所有代表她喜欢的食物的字，像“鱼”、“排骨”、“面条”等等。
当然，在家国面前她小心掩饰这一点。她假装什么都看得懂！如果我看了市场上贴着的通告什么的，她就要问我上面说些啥。当天晚上，我就会听见她对家国说，“嗨，我今天在市场上看到有关铁路的通告，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家国肯定以为自己是个好教师，胡兰是个好学生，才给他太太写了一封长信，肯定以为她自己能看懂。
但她当然看不懂。她把信递给我，借口说今天她的眼镜不够好，看不清信上那么小的字。完全是胡说。家国一笔一划写得很仔细，像学校里教学生写的那样，像他教胡兰写的那样。
“‘亲爱的太太，’”我大声读了出来，“‘我老早想给你写信了，但一直拖到今天才动笔。今天我回想起我们在绿湖边的谈话，我们在离别前说的话多痛苦呀！’”
“哇！”胡兰连忙把信从我手中抽走，“他没说这话！”她笑着，好像这封信是在开玩笑。她瞧着信，想看看凭自己的眼镜是否能看出意思来。
“你到底还要不要我读了？”我问。
她慢慢把信递还给我。
我很快扫了一眼，然后又读了下去。这次读得慢一点：“‘我希望你眼泪不要哭干了。我的心肝都为痛苦而燃烧，虽然我知道，作为你的没用的丈夫，我给你带来的痛苦更大。’”
“不要念下去了，不要了！”胡兰喊道，一只手捂住我的嘴，另一只手就来抢信。我慢慢把信还给她，她转过身去，很快把信塞进钱包里。然后转过身来，神色很紧张。
我们静默了几分钟，我觉得没话好讲。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她不想让我知道的事情。在还信以前，我已经很快地把后面几句扫过了。我知道了秘密：家国很后悔他没对妻子尽到丈夫的责任。现在他发誓，只要他还活着，就要做个真正的丈夫。他希望到明年，她就能做他孩子的母亲。
当然，我大吃一惊，没想到他们的婚姻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俩婚后一直像兄妹那样生活，一个做和尚，一个做尼姑？难道还会有别的意思吗？为什么胡兰没有孩子？难道家国对她没有欲望？难道他一直忠于她的死去的姐姐？要不，他就像文福，看上了别的女人？
一下子我更加了解她了。每当我抱怨文福对性的要求大强，她就责备我；每当我把淡着抱在膝头，她就妒忌地看着我。我马上原谅了她，后悔自己总把她往坏的方面想。
可我还是妒忌她。她的婚姻没有性，我的婚姻没有爱，她还是比我强。我弄不懂她──这个女人对我来说成了一个谜，那么多事情她都隐瞒着。
“你千万不要以为家国做了什么错事。”胡兰严肃地对我说，“只不过稍为争了几句，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都忘了是什么了。”
“我当然不会那样想，”我说，“我一直觉得家国很通情达理，待人很和气──”
就在这时候，警报响起来了。
胡兰皱起眉头说，“怎么可能呢？”
“天不早了，已经快到傍晚了。”说着她就往回家方向走了。
我叫她回来，“别傻了！别人不会在家的。他们已经跑出家门，正朝城门跑呢。”
我决定我们该怎么着。胡兰走北门，我走东门。然后我们就往回走，一路上互相找对方。我的想法比较实际，我说，如果天不晚，我们就回到市场去买鱼，还赶得上做晚饭。我们笑着分手了。
我一路匆忙走着，一路还作着各种各样的决定。我拐进一条小巷子，因为那样就可以抄点近路。我一路上不断张望着，心想万一能碰到杜阿姨和淡若呢。然后我又盘算着，回市场时该买点什么呢，当然，买点豆腐皮，回家炒青菜。
我正在盘算晚饭的时候，飞机声响起来了，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有点纳闷，它们干吗不掉头飞到市区的另一头去。飞机声越来越响，我脑子更乱了。不知不觉走到大街中间，我简直疯了，飞机就在我脑袋上呢。我正想，它们真傻呀，肯定是迷路了。
突然，机关枪射出的子弹打在我的面前一幢白色的建筑物上──墙壁上顿时出现了一排弹孔，就像一下子拉掉线头露出针脚一样。针脚下的墙壁碎片飞溅，接着上半堵墙壁也倒了，就像一大堆面粉从口袋里倒出来一样。一刹那，──就那么快──我脑袋里的聪明念头一下子全冒出来了。我尖叫起来，灰尘马上呛了喉咙，刺痛了眼睛。
我感到一阵窒息，不断地咳嗽。我揉揉眼睛，想再看看。警报还在响。飞机在头顶盘旋，到处是机枪声、炸弹爆炸声。我终于睁开了眼睛，发现眼前站着一个女人。她手中拿着一把破管帚，眼睛像鸡蛋那样睁得大大的，呆呆地望着天空。然后她的嘴巴耷拉下来了，越来越大，样子很可怕，好像她喘不过气来了，就想把嘴巴拉开来。
于是我也抬起头来看天，两个样子像鱼的影子落下来了，摇摇摆摆的，越来越大。我还没来得及对自己说“炸弹”，就趴倒了。大地抖动起来，耳中一片轰鸣，四面八方都有玻璃打碎的声音。
我神志清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脸朝地面趴着。我不知道是自己趴下的，还是被气浪推倒的，是过了一秒钟，还是一整天。我抬起头来，世界变了，天上落下沙子来，我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人们走路都很慢，好像还在梦中一样。或许我们已经死了，正等着发配到阴间去。但这时我咳嗽起来，喉咙里呛得好痛。
警报停了，我站起来，开始往回走。在我的左面，我看到屋顶后面在冒烟，也许是远处的大街上着火了。屋子里的所有东西都被抛到了屋顶和大路上，什么毯子、凳子、自行车轮、煤炉和茶壶，还有衣服碎片──不光是衣服，还有一只带胳膊的袖子，带一只脚的鞋子，真是惨不忍睹啊！
我慢慢地经过这些东西。我看到那个拿扫帚的女人还在，炸弹还没落她就发出了叫声。她坐在地上，胳膊举起又放下，向天哀求着，“你在哪里啊？我叫你不要出门。现在你还听不听你妈的话？”
这时我忽然想起来了：淡若──他在哪儿？
我拔腿就往家里跑。一路上见到在爬的人，在哭的孩子，有个男人耳朵里流出血来，可他还在傻笑呢。离家越来越近，我看到街上挤满了通常那些幸运的人，在七嘴八舌地聊天，跟平时警报解除后一样。
我进屋的时候，胡兰已经在喝茶了，她把眼镜慢慢架上鼻梁，打量一条浸在大碗里的干鱼，“啊哟！回来不到一个钟头，瞧，现在至少有十个虫子在我们的晚饭里游动了。”
“他们在哪儿？”我问。
“在这碗里，和鱼在一起。”
“哎！我说的是淡若和杜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