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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门。我就等着杜阿姨说，“呵，这是我女儿。”
但恰恰相反，胡兰问，“这是谁？”杜阿姨也问，“她病了吗，大白天睡这么晚？”
我告诉你，我当时差一点就摔倒在楼梯上！杜阿姨和胡兰看着我，还在等我回答呢。“一个客人。”我说。我当时能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我后来才知道，杜阿姨的女儿参加了越南共产党。杜阿姨对她女儿的选择既没同意，也没反对。她说，“至于说我自己，我已经穿惯了旧衣服，已经改不了啦，接受不了别人的新思想了。”
当天下午，我丈夫一回来，我就问他，楼上的姑娘是谁。我没用愤怒的口气问，我也没骂他趁我生孩子的时候，鬼鬼祟祟把一个女人引到家里来了。我把脸俯向淡若，这样文福就看不见我脸上的表情了。
文福几乎不假思索说，“哦，那个人啊？是我班上一个飞行员的妹妹。因为不能呆在他寝室里，他就问我可不可以让她在这儿呆几天。当然呷，我不好回绝。”
“那她干吗在我们的床上？”我问。
文福回答，“我也不知道，或许她累了。”我马上就听出他在撒谎。要是她真是一个客人，他肯定会暴跳如雷，“哇！在我床上？把她踢出去！”
开头我真是气坏了，他居然在我鼻子底下干起这种肮脏勾当来了。他把我当一个乡下傻女人看待！他居然让他的姘头穿我的睡衣！
但我转念又想，我干吗让他看到我很生气，好像我在和他吵架似的？我干吗在乎他跟她睡觉呢？这样不更好吗？说不定他就让我一个人自由自在了。
所以，最后我用相当友好的口气说了，“告诉我们的客人，她可以睡到另一个房间的沙发上去。”我说完就背过身去，让他在一旁发愣。
那天晚上，我早早上了楼，关上了房门。文福很晚才上床，我假装睡着了。早上，我还闭着眼睛，他蹑手蹑脚爬起来，进了另一个房间，我假装还在睡。每天早晚，我都如此。我睡得可真好啊！我不用再担心他什么时候会把手伸过来，掰开我的大腿。
就这样，我让一个小老婆进了我们的屋子。当然，我把她介绍给胡兰和家国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我说她是个客人，是一个飞行员的妹妹，跟文福说的一模一样。而那个叫敏的姑娘呢，还真把自己当作一位贵客了！她睡得晚，起得迟，下楼吃好多东西，常常吃两份，没等人家请，她自己又给自己添上了。她没文化，不会看报，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说话粗声大气的，亲热得过了头。
不久，文福对她的态度差起来了，就像对我一样，一点也不尊重。她说话的时候，他不睬她。她举止有点不恰当，他就给她看脸色。
所以虽然我从来不有意要这样，但我开始觉得有点对不起她。
我心想，哪种女人会落到这般地步，来给我丈夫当姘头？他既不动人，又不温柔。看看他那只耷拉下来的眼睛和满脸的凶相，哪儿算得上潇洒？他一天到晚发脾气。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不过以前在飞行员二班待过罢了，可现在他连这个也不是了。那么他又能给她带来什么呢？──连一个糟糕的婚姻都不能！
我认定，把她和他勾搭在一起的，不可能是爱情，而是另外的东西：或许她只是在慢慢消磨她的生命，而不想一下子死去。这儿，她有地方好睡，有东西好吃。一切都无所谓。战争期间，许多人都这样，满怀恐惧，不问原因，绝望地活着。
我和敏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脸蛋漂亮，头脑简单，意志坚强，骨子里又胆小。当然，我们的背景不同，毫无共同之处，但实际上，我比她好不了多少。我们全都梦想着未来，或许是明天，或许是后天。可等它一到，我们又宣称我们的幸福已成了往事──幸福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
所以老实说，我并不讨厌她，或许还有点喜欢上了她，因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她很好相处。
尽管她举止粗鲁，甚至有点傻乎乎，可看得出，她倒是非常真诚的。她盛饭总是把自己碗里的饭堆得高高的，把饭菜的味道夸上了天。她羡慕我的戒指和项链，问我是不是纯金做的。她说我的衣服很漂亮──值多少钱哪？她不像有些人，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希望以后给他们一点赞美过的东西作回报。
还有，她从不发牢骚，从不使唤佣人，不像胡兰。哪怕为她做了一点点小事，她都要感谢她们。淡若哭的时候，她就主动去抱他。她用自己满口的北方土话跟他说话。文福不在家的时候，她就跟我讲所有那些正经姑娘不愿谈的事情──旧日的男友啦，舞会啦，上海的夜总会啦，其中有几个她还进去干过活呢。我承认，我喜欢听她说话，我喜欢看她说话时眼珠子滴溜溜转，手舞足蹈的神态，就像演戏似的。
在和我们一起已经住了差不多两星期后，一天她告诉我，“我是个歌手，也会跳舞。总有一天，我要当个电影演员。”
我觉得她简直是在做梦。“那么你给自己起个什么样的艺名呢？”我出于客气而问道。我知道许多演员都有艺名，像胡蝶啦，梁莺啦，都是我崇拜的演员。
“现在还不知道，”她说着，笑了，“但不用我在上海时人家给起的名字。我在大世界干活那会儿，大家都叫我橡皮仙女。大世界，你知道这地方吗？”
我点点头。有一次我和花生偶然听叔叔和他的朋友们在走廊里提起过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有拱廊的娱乐场所，设在法租界里面，是一个专供洋人享乐的地方，对女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下流、危险的地方。
叔叔说，里面全是希奇古怪的东西：畸形的男人和漂亮的姑娘一起玩游戏，动物和杂技演员一起在空中翻跟斗。各种各样过时的迷信都变成了表演。有身份的中国人是不去那儿的，叔叔指责这地方使洋人对中国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看法，好像所有的中国人都抽大烟，敬鬼神，所有的姑娘在自己家里都光着上身，一面倒茶，一面唱歌跳舞。现在，我眼前的这个人居然真的在那儿干过活！
敏站起来，走到房间对面，“我的表演很通俗。我出场时戴很重的头饰，披一件古式的长袍，像个仙女，我的胳膊上缀满各种各样的东西。”她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
“然后一个法国人，我的老板，就出场了。他头戴一顶圆圆的学士帽，穿一身学士装。他的眼睛眨巴着，就像洋人常常模仿中国人的那种样子，难看死了。他的脸上粘了络腮胡子，一直拖到膝盖，像老鼠尾巴似的。”
敏慢慢走到房间另一头，摸着她想象中的胡子。“呵，小妞，”
她模仿着老头的口气，“长寿的秘方在哪儿？快说出来吧。不说？那好，我要把它从你口中一点点榨出来。”
敏慢慢脱掉她想象中的长袍，先脱一个袖子再脱另一个。“我光穿紧身衣和超短裙，一直裁到这儿，膝盖以上。我的大腿和胳膊上涂了一层粉，白得像石灰。我穿一双大红拖鞋，戴一副黑手套。”她绞着双手。
这种事光想想就够吓人的。什么样的姑娘敢在洋人面前穿那么短的衣服？
“然后，那法国人就把我拖进一个魔术箱，这箱子是用木头特制的，像监狱里的笼子，有这个房间那么大。大家亲眼看见他把我的头塞进洞里，把手脚一段段切开，丢到箱子角落里。”她指指墙角。
敏坐到椅子上继续表演。“从观众席上望过来，我的脑袋、双手、双脚全露在外面。我摇摇脑袋，动动手脚，发出可怜的哭声，‘饶了我吧，求求你，别折磨我了。’然后我望望观众，请求他们，‘救救我！救救我！’我表演得很不错，我能用法语、德语、英语、p语说这话。有时观众们情绪激动起来，要那个法国人把我放了。但更多时候男人们会喊：‘快，快，让她叫呀！’
“然后一个男的挟一把小提琴上台，奏起了紧张的音乐，观众全往前靠上来了，那法国人就拉箱子旁的一根绳子，我的手脚就一段段地被拉开来了。”
敏就在房间里把手伸开来，把脚也伸开来，这样她就只有屁股还坐在椅子上。她眼睛睁得大大的，露出恐怖的神情。我也被她弄得恐怖起来了。
“我发出的尖叫声越来越响，”她轻轻地说，“小提琴的声音也越来越尖，直到我的手脚被扯到箱子的四个角落──离我的脑袋足足有十二英尺，还在痛苦地挣扎。最后，我哭着用一种嘶哑的嗓音对他说，‘我告诉你！我说了吧！’那法国人就摸摸他的胡子说，‘是什么样的？什么是长寿秘方？’”
敏闭上了眼睛，她的脑袋前后扭动着。“最后，”她用一种很慢很痛苦的声音说，“我吐出了那个字。‘慈悲！’我喊道，用p是你永远也不会有的东西！’然后我就全身瘫软，死了。”
敏闭上了眼睛，嘴张得大大的，真像一个死人。我盯住她扭曲的脸，说，“哎呀，好怕人呀。你每天晚上都得干这个？”
她突然张开眼睛，从椅子上跳起来，哈哈大笑。“不过是魔术嘛，难道你看不出来？拖鞋里的脚、手套里的手都不是我自己的。箱子后面躲着另外四个姑娘呢，她们每个伸出自己的一只手或脚，我一叫她们就动起来。明白吗？我不过是个演员，只要做做表情，张张嘴巴，发发尖叫就行了。”
我点点头，还想弄得明白一点。
“当然，我表演得很不错。每星期总有一次，观众席上要晕倒几个人。但干了一段时间后，我就觉得这活儿没劲了。我尤其讨厌，最后我装死的时候，许多人又是鼓掌啦，又是欢呼啦。”
她叹了口气，“我一找到好工作就放弃了。我到‘真诚’唱歌去了──你”q道，那可是南京路上有名的大百货公司。我跟一些姑娘在露天餐厅给客人唱歌。但我才干了两个月，打仗了，炸弹落在商场里，这活也就干不成了。当时的场面我全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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