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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又想到，下一次我该自己来挑丈夫了。
我停下了手中的缝纫活。我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这时我才明白，我实在是很希望文福死去的。我不是因为恨他才有这个念头，不是的，那要在后来他变得更坏时，我才有这个念头。
但那天晚上，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在我自己的心中，我与胡兰，也与自己争论著：有时，一个姑娘会犯错误；有时，错误可以改过来。战争会改变它，这不是谁的错，一件倒霉事换另一件倒霉事，这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于是我缝好了衣服，剪断了线头，把衣服套在头上。但那时我的肚子和乳房已经因怀孕而鼓起来了，我刚伸进一只胳膊就意识到：我被卡住了。
哦，你觉得这很可笑吧？我的衣服卡住了，我的婚姻卡住了，我与胡兰的朋友关系卡住了。有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胡兰至今还是我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合伙做生意？
也许是因为我们早年吵得那么凶，也许是因为我们没别的人可以结交，所以我们总能找到继续做朋友的理由。也许这些理由至今还存在着。
不管怎么说，那次大吵以后，又发生了下面这件事。
过了几天，空军告诉我们他们马上要送我们去扬州，在那儿和我们的丈夫团圆。
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消息，当时还有点怀疑，我们想炸弹就要落在我们当时坐的那个地方了。
“肯定是这儿的情况危急了，”我说，“所以要把我们送走。”
一位名叫李俊的姑娘说，“那我们得赶紧离开，干吗还要在这儿待两天呢？”
另一个女的，梅丽说，“干吗去扬州？炸弹也会落到那儿去的。”
“扬州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我边想边大声说了出来，“一个日本人不要的城市，总是安全的。”你瞧我的推理多么合乎逻辑。我不说我不喜欢扬州，我怎么能说？我从来没见过扬州。
胡兰马上就和我唱开了对台戏，“我听说扬州很美，有很多名胜古迹，”她说，“扬州出美女，扬州的面条也很有名。”
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看什么美女，也不会去尝那种面条的。“我并不是说扬州不美。”我小心地解释道，“我只是说日本人并不拿它当一个好城市看待，日本人想要的和中国人想要的是两码事。”
于是就在那年夏末，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启程去了扬州。由于当时好些公路和铁路都已经不通了，我们是坐船去的。到达扬州后，我一眼望去，就觉得这个城市跟我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日本人决不会要的地方。
我们的新家到上海西北只要半天的车程。当时上海还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相当摩登。扬州可就完全两样了，没有高楼大厦，大多是老式的平房，有两层楼就算了不起的建筑了。谁知道杜甫和另外的古代诗人干吗都喜欢写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整个城市好像就是用烂泥和垃圾盖成的。我的脚下，是泥路、泥地、泥院子，我的头上，是土砖土瓦砌的墙、土瓦加茅草盖的顶。
空军为我们找的就是这样的屋子，烂泥加土坷垃，分成四大间，每间里有两个小房间，外加一个公用的厨房，里面放了四只老式的煤炉。我们一见到这副样子，全都惊呆了。
“现在是战时，”我终于对另外人说，“我们大家都得作出点牺牲。”李俊和梅丽马上点点头，表示同意。胡兰把脸别过去了。
然后她开始检查起来，每看到一样东西，她就要批评一番。她用手指点点剥落的墙壁。“哎！”接着又点点另一堵墙，阳光从破墙洞里照进来。“哎！”她用脚踩踩地，“哇！瞧，地上灰尘真多呀，全跟着我的脚步飞起来了。”
我在一旁瞧着，我们全在一旁瞧着。我真想喊出来：“你们瞧瞧她的样子，她就爱发牢骚，可我没有。”但我觉得我并不是非说不可。梅丽、李俊都在旁边，她们自己能看出胡兰是怎么一个人。
那天下午，一个烧饭的姑娘和一个男佣人也到了。部队只派了这二个人，所以这两个就给大家共用了。烧饭的姑娘是乡下来的，很年轻，脸盘很大，看上去很有福气。她的任务是每天准时生煤炉，洗菜，切菜，杀鸡，剖鱼，清理厨房里的垃圾。
男佣人是部队来的，一个中年男子，我们都叫他勤务兵，这是普通士兵的一种，只会用扫帚，只会和苍蝇作战。这人长得很瘦小，看上去只要杠点重东西，胳膊和腿就会折断似的。他也有点神经兮兮，经常一个人边干活，边跟自己说话，他想象自己是个高级军官，却在执行糟糕的命令：“这张床单拿去拍打一下！这块污迹洗掉！”
有一次我发现胡兰命令勤务兵把六个蛋白拌到一桶烂泥里。
“从哪儿搞来的偏方，”我听到他在自言自语，“我真是想不通，她要我用这东西来涂地。什么风吹进她脑子里了，莫非她要吃地，以为是个好吃的大蛋糕。哈！”
我把勤务兵的话告诉李俊和梅丽。我只能这么干。要是胡兰疯了，决定要烧掉自己的屋子怎么办？过了几天，另外几位太太也报告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胡兰命令勤务兵每天用这种蛋汤涂在她房间的地上，一连涂了三天。等这层蛋汤烤干，她又叫他涂一层上去。更糟的是，她还叫他用大米和泥煮一种粘乎乎的粥。
“把这东西泼到墙上，说是要像煮一样。”他说。我们听了都连连咋舌。可怜的胡兰。
但过了几天，勤务兵没话了，他只是不声不响地干活，只是抱怨小店伙计作弄他，卖给他一只打过气的公鸭，回家剖开肚子，那鸭子气一喷出，就小了一半。
“别为鸭子的事发愁了。”我说，“这不是你的错。”因为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就说，“总比喝烂泥汤好吧？”
勤务兵朝我皱起眉头。“对不起，太太。”他小心翼翼地说，“我今天耳朵不大好使。”
我朝屋子里面胡兰的背影点点头，“她要你搞的烂泥汤，不那么好吃吧？”
“对不起，太太，”他又说了句，“今天我的耳朵和我的脑袋连不起来。”
所以我只得找借口去拜访胡兰，看她到底疯成了什么样。我从篮子里抽出我最好的一枚绣花针。
“这枚针是你的吗？”我走到她家门口问道，“我在我家地上捡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趁胡兰盯着绣花针的当儿，我看到她用鸡蛋浆和烂泥汤派了什么用场。她家的地像瓷器般闪闪发光，灰尘再也飞不起来了。她家的墙本来也和我们一样，破破烂烂的，涂上这层东西后，变得又光滑又干净，连小虫也爬不上去了。
我眼睛盯着这些变化的时候，胡兰在一旁说话了，“不错。这枚针是我的，我已经找了好几天了。”
那天下午，胡兰帮我来整涂地和墙壁。我用这种方式让她补上了我们之间的缝隙：补k了这边的，也就补上了那边的。她明白我让她这么干的，因为她拿了那枚针，我俩心里都清楚，那枚针是我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讲那么多海伦的事。这并不是她的故事，但由于她的缘故我不得不把我的经历告诉你。我的经历要是由她来讲，她就会说我本来有个好婚姻，只是自己没有努力去维持罢了。我告诉你吧，我努力了。
就拿在扬州的那会儿来说吧。我们到扬州后过了两三星期，我们的丈夫们回家来了。我亲自为文福准备了一个很大的庆贺晚宴。不光是为他一个人，也为他的飞行员朋友们，都是来自二班和三班的，共有五六个人。
这些人都很喜欢文福，因为他很慷慨，他说，“到我家来吧！吃个痛快！”他邀请了他们，也邀请了家国。当然，我就邀请了胡兰，还有李俊和梅丽，以及她们的丈夫。他们都来了。我就准备了一桌十四个人吃的酒菜。胡兰主动提出帮我买菜烧菜，因为要做的事实在太多，我推辞了一下，也就接受了她的帮助。
所有请客的开销用的都是我的私房钱，那还是我结婚那天，我父亲给我的。那时文福家没从我手上拿走这笔钱。我父亲很精明，他以我的名义把这笔钱存进上海的一家银行里，共有四千元。结婚后我取过两百元，到扬州时我手头大概还有一百元左右。
文福每个月挣七十元，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差不多是一个中学教师两倍的收入。但文福常把钱花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上，买威士忌啦，搓麻将啦，打赌天气会不会像他说的那样啦。
所以我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所必需的家具，都是用我的私房钱买的，其实我并不非得这么做不可。我用私房钱买点比部队供应的要好一些的食物，其实也大可不必。晚宴的那天晚上，我买了上好的猪肉，做饺子用的新鲜的香菜，还有好多甜酒，所有这些东西在战争期间都是很昂贵的，总共花了五十多元。
我不在乎花这笔钱。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只想到这些男人，这些飞行员，还有文福，要是他们运气不好，也许就不能回来吃下一顿了。一想到这个，心里就有点难受，我的手脚也麻利起来，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向一块膘肥的猪肉。
然后我又决定做几样名字叫起来吉利的菜。我记得老阿婶在过年的时候做过──晒干的牡蛎肉叫淡菜，代表有财；又红又弯的油炸虾表示高兴和欢笑；还有一种头发丝般细黑色的菜叫发菜，谐音发财；还有海蜇皮，我觉得嚼起来的声音特别好听。
胡兰看我挑选这些东西。当我把它们凑成拼盘时，她的口水都出来了，我估计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回家后，我吩咐烧饭的姑娘烧许多壶开水，剁许多肉和菜，准备包上干只饺子，有蒸的，有煮的，还准备了很多蘸饺子用的嫩姜、酱油和醋。胡兰帮我和面，干成一张张饺子皮。
我得承认，我第一次对她手下功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干得很快，手中的干面杖按得很有劲。我干两张的时间她能干三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