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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家国与我和文福在一块吃。我们像这样在一块吃饭已经好多次了。我记得我当时想，胡兰的丈夫和我的丈夫差别多大呀。他比文福大，也许大十岁以上。因为他是文福的上司，是副机长，当然权力也更大。但他不是那样的。
一天晚上，我们听到胡兰在数落家国，说他肠胃不好，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还有一天晚上她说，她把他心不在焉放错地方的一本书给找出来了。又有一次，她说她整整一天都在洗他换下来的脏衣服，但他裤子上的污迹还是洗不掉。
听了这一切，文福和我都瞧瞧家国看他怎么发脾气。文福跟我说过，家国是个炮筒子脾气，一点就着。一天他把一把椅子扔向另一个飞行员，差一点点就击中了。但胡兰每次数落他，家国好像从来不生气，也不觉得难为情。我觉得他只是不想睬她。胡兰数落个没完，他照样管自己吃饭，口里应着：“嗯，嗯，嗯。”
我相信，文福要是能够禁止我去看胡兰，他肯定是会这么干的。
但他怎么会叫我不同他的上司的太太友好呢？相反，他经常在背后说胡兰的坏话。“这种女人，”他说，“简直是婊子和狐狸精的结合。
我宁可娶个死人做老婆也不会要这种女人。”
我不吭声，但心里暗暗妒忌胡兰，尽管她不是一个好妻子，她丈夫还对她那么宽厚。同时，我也不欣赏家国。我可怜他，他所有的缺点全暴露在大庭广众面前。当然，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婚姻的实情，不知道他干吗让她这么放肆。
晚饭后，所有的男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全都待在客厅里玩扑克牌。我们女的要是到外面去透透风，蚊子马上就高兴地飞过来──吱吱吱！吱吱吱！──把我们往屋里赶。所以胡兰和另外女的还有我，通常就只能待在屋里。我们在雪茄烟、外国汗臭和中国威士忌气味中看男人打牌。
从打牌的场面来看，看得出我丈夫在其他男人中很吃得开。有一个男的经常把最靠近吊扇的位置给他留着。另一个男人经常给他递烟倒水。文福经常报以大笑，很响亮的笑，一面用手拍着桌子，另外的男人也都开始笑起来，拍起来。
一次，我看到文福跳起来，宣布说，“想知道今天美国教练是怎么教我的吗？”于是就有两个男人报以欢迎，他鼓起胸部，两手叉腰，屁股前后摇晃着走了几步，哇啦哇啦地叫了几声，于是大家就大笑起来，笑得眼泪也流出来了。
我看到他的大胆、他那满不在乎的态度，成了别的男人模仿的榜样。他一举一动好像已经是个英雄了：不管多少危险，从来不会失败。其他人肯定已经相信，只有做他的伙伴，只有当他笑时他们也笑，这种英雄的感觉才会从他们胸中升起。
但他也要吓唬他们，使他们感到他的可怕，这种情况我也见过一回。一次，他突然从桌旁跳起来，一脸怒气，把大家都吃了一惊。他对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年轻人大吼着，拍拍那个人已经摊在桌上的牌，反复地问：“跟我玩这一套？这真是你的牌吗？”那个年轻人──实际上所有的人──全都吓得呆若木鸡，听我丈夫大吼。然后就在他这么站着，双手靠在桌子上的时候，他突然笑了。
“好吧，那么，”他把手中的牌全抛了──“哇”──他赢了。
大家面面相觑，然后爆发出一阵笑声，大家拍拍那个挨骂的年轻人的背，一面说我丈夫的玩笑开得好。
胡兰、家国，还有这房间里所有的男人──大家全都觉得文福聪明、有趣，讨人喜欢。我也大笑起来，带点神经质的笑。我看到我丈夫搞这笑中藏吓的一手，不光对付我，也对付他的朋友。我觉得他这么干是错的，是冷酷的，但好像没人看到这一点。
所以也许我还不是那么无知。另外的飞行员都很聪明，都是一些好人，但他们没察觉的东西我已经察觉到了。他又骂人，又折磨，又吼叫，又威胁，就在你不知怎么办的时候，他又把危险移开了，变得又温柔，又宽容，又是大笑，又是高兴。他翻来覆去表演这一手，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当然，我们全被他搞糊涂了，全被他耍了，大家都以为我们想讨好他。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努力赢回他的好脾气，我们怕没这个我们就活不了。
夏天的下午，天空经常阴沉沉的，然后隆隆的雷声就传来了。我和胡兰一听到这声音，就赶紧把装食物的小篮子、正在绣的花，诸如此类的东西收起来，这就像是一次冒险。
我们很快地跑上庙后的那条小路，爬上三级台阶，走进一个坐落在山坡上的小亭子，那后面望得见绿油油的山岗、山下的湖和远处喧闹的城市。在这个小小的天地里，我们眺望着被雨水洗刷着的世界，直到灰蒙蒙的雨帘完全把我们笼罩起来，再也看不见城市和山冈。
这个小亭子使我想起了崇明岛上的那个暖房，使我起了思乡之情──尽管不是想念叔叔、老阿婶、新阿婶住过的房子。我渴望着回到那个我藏身过的地方，那个我假装失踪的地方，那个我想象著有人把我找到的地方。我也想起了我那些可怜的小小的破碎的收藏：我母亲的肖像、一对化为灰尘的蝴蝶翅膀、一束干瘪的瓶花，我每天给它洒水，希望它能长成一个仙女，陪我玩耍。
当然我没把这些孩子气的想法告诉胡兰。我们静静地坐在亭子里，就像两个规矩的太太那样。可我想我们俩都沉浸在回忆中，竭力回想着我们那么快就失去了的少女时代。
我特别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坐在那个小天地里，电光闪闪，大雨倾盆，越下越大，好像没完没了似的。从来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这么长时间的雨。两个钟头过去了，我们有点紧张起来，虽然我们都尽量不表现出来。
“我们得赶紧回去了，”胡兰说，“哪怕雨再下个不停。”
“嗯，那怎么办呢？再着急，雨也停不了。”我说。
“谁着急了？坐在你身边的这个人一辈子和洪水打交道，我还没来得及想到把茶杯从桌子上拿开，洪水就没到我的腰上了。”
前几天我在大厅里找到了一张上海的旧报纸，在等雨停的同时，我就打开来看看有什么新闻。有趣的消息很多：一个女明星卷入了一场大丑闻，一位俄国籍的犹太歌手刚从满洲国到达上海作义演，一家两星期前刚被盗过的银行又一次被盗，一匹名叫“飞毛腿”的英国赛马在一周前的一场比赛中获胜，一幅广告宣称一种名为“黄药”的东西能治愈头脑混乱、思想悲观、担惊受怕、反应迟钝的毛病，老阿婶曾给叔叔买过一瓶。
有关战事的报道不多，只有一篇蒋介石发表的声明，说中国决不向日本投降，决不放弃一寸土地。
我一面读报，一面把手伸向一开头盛得满满的食物篮。也许是因为战争使我精神紧张，我的食欲下降了，常常是直到饿了还不知吃什么好。一会儿想吃这，一会儿一口也咽不下，一会儿又饿了，想吃别的了！所以我就包了许多好吃的小东西，每样都吃一点，凭我的舌头和胃的需要，过一会就尝一点。什么鱼片干啦、牛肉干啦、酸甜榨菜啦、酱菜啦，一个劲地往嘴里塞，直到塞得眼泪都流出来。你们这儿管这些东西叫小吃。
当这种种不同口味的东西也满足不了我的食欲时，我就问胡兰带了什么好吃的，有没有又脆又成的东西，也就在这时候，胡兰告诉我，我怀孕了。
“我知道，”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已经接生过一百个孩子似的，“肯定是你肚子里的那个东西饿了，想尝尝人生百味了。从你的大胃口来看，兴许还是个男孩哪。”
她这么说的时候，我还不信。我才十九岁，自己还在长身体呢。
胡兰比我小，她怎么会知道？我跳起来，把双手叉在腰上，绷紧衣服，看看肚子，没有，没有娃娃从我肚皮眼里探出头来。但我觉得里面有个东西，饿得慌，想吞掉我。
当时我就想，不，这只是我的不幸，生活给予的东西，它总是满足不了，它总想要更多的东西。老阿婶有一次告诉我，我母亲去世前也是这样的，“这儿太强，”她指指肚皮，“老是满足不了，手头已经有了十个梅子可挑，她总还想再要一个梨子。”
“只不过是我的胃喜欢吃酸的罢了，”我对胡兰说，“说明我快要倒霉了。”
“我告诉你，是有喜了。”胡兰说。
我摇摇头。
“一个娃娃。”她说着，点点头。
“嗨，你以为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体！”
“那么，告诉我，”她说，“你上次来月经是什么时候？”
我的脸一下子热了！她说这个字的声音这么响，好像在说咳嗽、头痛、眼睛里的灰尘似的。
“这跟生娃娃有什么关系？”我说。胡兰咬紧下嘴唇，尽量不笑出来。
“难道你母亲没告诉过你？”她问。
我拼命回想，第一次月经来潮的那天早上，老阿婶跟我说了些什么。
我醒来后，感到下身粘乎乎的，然后我就撩起睡衣，瞧瞧我的腿间。“有人砍了我一刀！”我喃喃地对花生说，以为是在做梦。
花生一见血，就尖叫起来。她从我们两人睡的床上跳起来，直奔院子。“快！”她喊道，“雯雯被人杀了，像她妈一样。她已经死了！救命呀，救命呀！”
老阿婶冲进房间，接着新阿婶、两个佣人、几个堂兄弟也来了，厨师的帮手，手中拿着一把菜刀跟在他们后面。老阿婶上前一步，冲我瞧了一眼，一点也无所谓的样子。她挥挥手，叫另外人出去。
“别哭了。”等房间里只剩下我俩的时候，老阿婶骂道。新阿婶和花生又进了房间，花生睁大眼睛看看我。
“瞧，她不是好好的吗。”新阿婶说着，递给我一些布片。
“仔细听好了，你们两个，”大婶婶说，“出血是一个征兆。一个姑娘家心里有不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