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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兄弟是哪一房生的；这件事发生的年代是按阳历算的，还是按阴历算的；那个嫂子后来怎样了；我们干吗老是要改变对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
我怎么向移民局的官员讲清楚这么一段往事，他们理解不了！他们只知道一种政府。他们老是向我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堪的问题：“为什么你在这份材料上说1918年出生，又说1919年出生？”“为什么你没有结婚证明，也没有离婚证明？”“你在中国或别的什么国家得过寄生虫病吗？”
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现在我可以忘掉我的悲剧，把我的所有秘密抛到一扇永远不会开启的门背后，永远不会被美国人看到。我以为我的过去已经永远封闭了。
我想，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我。我可以把我的错误、我的悔恨、我所有的痛苦全隐藏起来，我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啊，我不是唯一能够抛开所有的往事Q适应新环境的人。到我们教堂里来的人，我的那个长着一脸雀斑的同学，林和他的太太，甚至还包括海伦──他们全都抛了一些东西在脑后：未清的旧债、糟糕的开端、年迈的母亲、生病的父亲、头房太太和众多的孩子、迷信和中国阴历的命运。
我甚至害怕我过去的生活会把我抓住。但是后来中国灭了灯，关了门，告诉大家说要安静。那儿所有的人都变得像鬼似的，我们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于是我以为这下子我真的能忘记一切了，没有人能够出来唤起我的回忆。
可就在这时，海伦想从台湾过来。我只能让她来。她告诉我，好多年前我还欠着一笔账，现在我得还她。所以，我就在1953年告诉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海伦是我的姐姐，是我父亲五个太太中的一个生的。她新来乍到，我不能同我们教堂里的朋友说我父亲有五个太太，我自己是牧师的妻子，我怎么能够说这话？
所以我只能说海伦是我多年前的嫂子，曾经嫁给我的哥哥，一个国民党的大英雄，死于战乱。太糟了。
我不能说出真情，海伦为什么要来这儿，我为什么不得不资助她，这样反而会越说越复杂。
我已经把海伦嫁给我哥哥的故事讲了好多遍，讲到现在连海伦自己都信了。她告诉那些问她往事的人说：“噢，我有过一个很隆重的西式婚礼，雯妮是我的伴娘。太可惜了呀，我丈夫那么年轻就过世了。”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好像她老早就取得了美国公民资格，没人能把她遣送回去。
海伦把我的故事也讲了好多遍，讲得有时连我自己也信了。什么吉米是我第一也是唯一的丈夫呀；什么是她在上海介绍我俩认识的呀；什么她是我的证婚人呀，我们举行过一个很隆重的中式婚礼呀。
现在要是我说海伦不是我的嫂子，没人会相信。她和我没有血缘关系，连姻亲关系也没有。她不是我选中的朋友。有时，我连她在身边也感到不舒服。我不同意她的观点，我不喜欢她的性格。但是说不定我们比姐妹还亲，我们被一笔共同的债务所牵连，被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为她保守秘密，她为我保守秘密，我们有一种用这个国家的语言说不清道不明的忠诚。
所以，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当海伦在她的厨房里告诉我，她决定公开我的所有秘密时，你可以想象出我该有多么愤怒。
第四章 漫长的距离
以下就是她告诉我的。
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亨利进房间看了会电视，就倒在沙发上睡了。海伦还在厨房里忙着，烧泡茶用的开水。我坐在客厅里，其实不能算客厅，只是厨房的一部分，用薄薄的塑料屏风隔了一下。但是因为海伦看不见我，她就大声喊叫着，好像打长途电话似的，吹她的宝宝三星期前结婚的事。
她说的就是宝宝长，宝宝短，就像电视节目里吹赢这个，赢那个一样，每星期都是老一套。
她儿子都三十一了，她还是叫他宝宝。但兴许海伦没叫错，她的宝宝还真是个宝宝，被宠得连等公共汽车都不耐烦。一次，他的车子坏了，他就打电话给我，口气可亲热可有礼貌来：“啊，姨，好久不见了。啊，姨，身体还好吗？好，好。啊，姨，能不能借您的车子用一下，我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求职面试。”
三天后，他把车子还来了，里里外外全刻上了他的印记──保险杠被撞得一塌胡涂，可乐罐扔得满地都是，汽油也全用光了。可就是工作没找到。
因此，海伦赞扬宝宝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正在想我怎么会为车的事生这么大的气。因为我从不抱怨，回忆使我又一次怒气冲冲。我在想，我的儿子是不会这样的，塞缪尔不会说客套话，作为借东西的借口，他也不需要借海伦的车去参加什么求职面试。他已经有一份工作，在新泽西，是一个高级福利管理员，分析病假、病假补助，谁是真的生病，谁只是胡搅蛮缠。
海伦端着茶进来了，口中还是大声讲着，好像我在远处似的。此刻她正在讲玛丽，“我有没有跟你说起过？玛丽几天前给我来了个电话，告诉我她和杜准备去夏威夷度假──又要去！连这回已经是第四次了。我说，‘你已经去过了嘛。没必要再去了。’可她说，‘没有人是因为需要去才去夏威夷的，就是因为没必要去才要去。’”
海伦把茶递给我。“我跟我女儿说，‘这是什么话？我不需要去夏威夷，我就不去。我想去中国，我也去不了。’”海伦自己先笑了起来。“瞧瞧我的女儿！”她又说。“噢，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昨晚半夜里，已经过了十点，她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海伦挥挥手，做出讨厌的样子。“把我吓个半死！我问她，咄什么事了？有谁病了？出车祸了？杜丢工作了？’她说，‘没，没，没。我只是想打个电话。
”海伦笑着说，“你是怎么想的？她干吗要打电话？说说看。”
“她是个好女儿。”我说。
海伦摇摇头，“这一次她说她打电话不为什么。不为什么！这根本不是打电话的理由。”
海伦给我续了水，“当然呷，这不是她的主意，不完全是。她看了一个电话公司做的电视广告，一个女儿给她母亲打电话，不为什么。我就对我女儿说，‘你那么老远地打电话来，不为什么？那么，别说多了，太花钱了呀。’她说，‘没事。八点以后，打折的。’”
“于是我跟她说，‘别犯傻了。电视上说的全是假的。你要是说快些，电话费还便宜些。谁知道他们的用意。’”
“她说，‘啊，妈咪，电话费算不了什么。’”
“我说，‘哇！算不了什么？怎么能说算不了什么呢？你想白白扔掉十美元吗？要这样，别把钱送给电话公司，送给我好了。’”
我想象得出海伦和她女儿争论的情景，她们浪费了钱来争论不要浪费钱的问题。海伦真是蠢透了。
海伦叹了一口气。“结果我总算说服她把电话挂上了。”她看看我，开心地笑了起来，然后开始用中文跟我说，“瞧，她还是听我的，她知道她母亲还是对的。”她很响地啜了一口茶，“那么，这星期珍珠给你打过电话了吗？她也费了不少钱打长途吧？”
我知道，海伦问我这个，实际上并不指望听到我的回答，因为她知道我女儿和我是经常不讲话的，珍珠不会无缘无故给我打电话。当然，她会打电话跟我说，苔莎和克利奥在我这儿放一会。她也会打电话跟我说，你能在感恩节带点塞火鸡肚里的中国填料来吗？她也打电话来通知我一些事。就拿上星期来说吧，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和她一家不能在我家过夜。实际上，电话不是她打的，是她丈夫打的，可我知道是她叫他打的，而她自己在同线电话里偷听呢。
“珍珠住得不算远。”我提醒海伦。
“圣何塞还是远的。”她争辩说，“有五十公里呢，区号也不一样。”
“可她到我这儿的距离不是很远。”我说。
海伦还不罢休，“够远的了！你每分钟还得付附加费。你还是不能说得太多。”
“兴许我们俩都不该说那么多，”我说，“亨利已经睡了。”我指指她的疲倦的丈夫，他躺在沙发上，嘴巴张得大大的，“我还是回家吧。”
“亨利，起来！”海伦吼道，然后推推她丈夫的肩膀，那一位迷迷糊糊地张开一只眼睛，两只脚下了地，慢吞吞地走到床边去了。
亨利离开后，海伦就跟我说了，“好了，兴许，我要讲点好消息给你听听。”她笑了。
“什么样的好消息？”
她又笑了笑，啜了一口茶，从袖管里抽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鼻子。然后又啜了一口茶，又笑了一下。她干吗把事情弄得像佛教仪式一样？
“现在你可没地方好躲了。”她终于开口了。
“我没躲呀。我就在这儿。”
“不，不，你一直在躲避你的生活。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她跳起来，找她的皮夹子，一个大包，然后把手伸进去，在里面乱翻。看得出来，她在找一样东西，急得要命。她摸出一只橘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又摸出两袋飞机上吃剩的花生、饭店里的牙签、她为防盗而准备的另一只小钱包。她把包翻过来，把里面七零八碎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就像过去我们为战乱而逃难似的：两截短蜡烛、她的用塑料夹子夹起来的美国身份证、她四十年前用过的中国护照、一小块旅馆香皂、一小块抹布、一双长袜，还有一条尼龙短裤，连牌子都还是新的呢。然后她又翻出更多的东西：她的养胃冲剂、她的咳嗽药、她的虎骨酒，还有她的观音菩萨，万一其他东西都不灵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到哪儿去了呢？”她说道，一遍又一遍地翻那些东西。最后终于从她翻了好久的皮夹底部抽出一只口袋。这是一封信，乍一看，像一张纸，但叠起来就成了一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