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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高峰已过，地铁里的人流明显减少了。所以我很容易认出靠着地铁车厢中央的扶手细柱站着，脸望向窗外黑沉沉的水泥壁的人就是我早上在黄陂路地铁站看到的戴棒球帽的年轻男子。只不过他现在已经脱了帽子，穿着蓝色的条纹衬衫，钮扣扣到下巴，手里拎着印有“星球大战前传II”宣传图的GIODANNO服饰专卖店大号塑料袋。这次他好象挺累了，细长的双眼半闭着，没有躲避我的目光。
他和我一样在黄陂路站下了车，在我前面悠闲地走着，好象虽然逛了很久的马路，但是买到了称心如意的东西，所以脚步轻快的样子。纯粹出于好奇，我在他身后慢慢地走着。
从自动扶梯上来，走到有检票出站处的大厅时，他闲逛般走近一处栏杆。在这里，为了出站而开始掏口袋里的地铁票的人形成了一个暂时的密度不高的小群体。就在这时，留着棕色卷发的男子突然从岔道里大步走出，隔着护栏很快地擦过年轻人，转眼间大号塑料袋已经到了那人手里。我吃了一惊，正要叫喊，年轻人很快地走过出站口，朝前走下通往反向地铁的楼梯。脚下的地铁通道传来反向地铁到站的震动和隆隆声。广播也开始报站。只消几秒钟，他就随车离去，无影无踪。
我转头看见提着大号塑料袋的卷发男子向我要走的方向而去。我尽快把塑料的车票插进自动检票机，推开转栏出站，急急地往那人的方向追去。
虽然我眼见他前进的方向，似乎也没有耽搁多久。但是到了地面，就只见他远远的背影，穿过一条马路，走进拆除了一大片民居后新建的太平桥绿地。在这钢筋水泥的森林的环抱下，这片开方式绿地的人工的浅湖和新栽的瘦小的香樟颇显底气不足，完全没有阴森恐怖的气氛。我被好奇心的驱动着，追着那人一直往绿地深处走去。
当我在装饰成森林岩壁样的地下车库入口围墙背后的阴影里被一只有力的胳膊一把抓住，按在墙上掐住脖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大大高估了本市的治安水平。
“你是谁？为什么跟踪我？”那人低低地吼道。
我挣扎着扭住对方的手腕，按照军训时乱七八糟塞进脑子的格斗术提脚踩他的脚背。闪避中，他的身体往前一冲，半长的卷发甩在我脸上，扑来一阵在阳光里暴晒过的气息。
“…泰安…”我从牙缝里挤出他的名字。
他吃了一惊，猛推了我一把，顺势退后半步，半侧着头仔细打量我的脸。把自己暴露在周围大楼的灯光的包围里。他长得几乎和我一样高了，身体精瘦，小麦色皮肤，丰润的嘴唇顽皮而不屑地微翘着，灼灼的目光让人想起大型猫科动物，但秀气的脸形缓和了他相貌中野性的张力。他很快甩了一下头发，用右手往脑后一捋，不快地说：“原来是你！鬼鬼祟祟地藏什么！老早好露面了！我量你也追不上！”
我哼了一声：“你才鬼鬼祟祟！干嘛把我往这种地方引？”
在路灯的光影下，他歪着脑袋看着我，如同打量奇怪事物的野猫。
我不满地说：“你以为追你很好玩？我早就玩腻了，你怎么还是一副小孩子样，一点也长不大？”
他笑了，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我饿了。”
我叹了口气：“我也是！算了，不跟你搞脑子了。买东西吃去吧。”
封印一 从男孩到男人 下
我在高三下半学期通过了考评，确定可以免试直升进入医科大学以后，忙碌的班主任交给我很多学习以外的任务。其中包括参加我所在的街道居委会的“一帮一”活动。所谓“一帮一”，就是由学习成绩好的中学生帮助学习困难的特困家庭的小学生。当时这项活动已经开展了半年多，街道范围内的特困生基本上都有了固定的“一帮一”对子。剩下的只有一个老大难级人物，被从一个中学踢到另一个中学，最后塞给我们。不顾我的反对，学校硬把这个孩子指派给我去帮助，既不问我能不能帮助他，也不问他需要不需要我帮助。简单来讲，我的任务就是提高他的学习成绩，保证他能从小学毕业，升入附近的初级中学。最好没准儿还能进大学。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想进入高等学校只有一条路――高考。这座独木桥把同龄人分为截然的两类：大学生和非大学生。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备受瞩目，将来的福利和前途都有了保障。虽然中学里学的数理化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也用不上多少，考分的好坏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人人都痛说这种制度的荒诞和不切实际，但说这种话的人的子女照样还是苦读、苦考。
更容易被非难的是另一种制度：和北京一样，本市户口的高中生参加的是由本市自行制定考题的地方高考，大专以上的高校录取率在很大程度上由本市自行决定。在90年代初期，这个数字大约是40％。其他地方的高中生则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各省录取比率依国家计划而定，在上述时期最低的省份只有2％。这种不同的分数线造成的结果是，在进入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班级学习的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分数相差可以非常大。简单点说，在本市，成绩一般的学生上个普通大学不太热门的本科是探囊取物。而大学里与他同班的外地同学则很可能需要披荆斩棘杀开一条血路才能坐上他身边的位子。在这种制度下，学生还没有尝到人生的艰辛前，已经潜移默化地享受着作为大城市人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不过学习太不用心还是不行。至少会让老师和家长头痛万分。
班主任老师说：“朱夜，还是你去比较方便。他读书的小学就是你毕业的小学，他就住在你家对面，你们比较熟悉。”
听到这句话我的头就更大。我的确熟悉季泰安。弄堂里的邻居都熟悉季泰安。季家的长子季建国早就下乡插队落户去了。根据政策，已经有一个孩子下乡的家庭，如果父母身边仅有另一个孩子，那么那个孩子可以留在城里的父母身边，初中毕业后由街道安排工作。次女季建萍就这样留在了城市里，待业几年后，进入街道小厂当工人。早上我常从窗口看到她对着窗台上的小镜子梳头，两条小辫子梳得紧密而光顺。后来，邻里的阿姨阿婆们皱着眉头嘁嘁促促地谈起什么。接着，亭子间的窗帘就不再拉开。而后，开始有了婴儿的哭声。再后来，我第一次听到了“私生子”这个词。我曾经好奇地问外婆什么叫“私生子”，是不是和瓜子、桃子一样是可以吃的东西。外婆马上变了脸色，吓得我不敢再问。
在那个年代，私生子还是稀罕东西。在他出生时，还没有非常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在他外公给派出所写了检讨书以后，他和其它孩子一样报上了户口，有了相同的公民身份。但是这并不保证邻居们不会对他另眼相看。他们家的一举一动都是邻里小道消息的来源。后来那些频繁的争吵干脆毫不避讳人家的目光。老夫妻之间要吵，女儿和父母吵，每次季建国从乡下回家，吵架的激烈程度就会有质的飞跃。引来一堆闲来无事的邻居在亭子间的北窗下围观。
这个孩子就象沙滩上的椰子树一样，从热带暴风般的争吵的间隙里一点点地长大，黝黑、孤独、坚硬、青涩。小学的同学们多数同时也是邻居，深知他的底细，看他的目光总带着难言的暧昧。他和他们的交流似乎仅限于打架。
很多次我在窗台后的书桌上看书，偶尔抬头，对上了对面亭子间里那孩子阴郁倔犟的目光，总觉得那里面有种无言的悲哀，从他明澈的眼眸直射入我心里，让我恐惧，却又无法抗拒。
据说在我之前，泰安已经气走了3个“一帮一”的对象。
春天的下午，放学后的教室里只剩他一个人，在摊开的作业本上画画。我硬着头皮走进去，做了一番干巴巴的自我介绍，然后问他觉得哪一门功课特别难。他不说话。我只好随手打开他桌上的数学作业给他讲解做错的题目。突然一只足球从窗外飞进来，擦过他的耳朵，砸在他手边的桌子上。“哦！砸到野种喽！”操场上传来一阵没有负错感的哄笑声。泰安甩下本子，两手一撑桌面，飞身掠过旁边的桌子，直接从窗口跳了出去。虽然教室在底楼，窗台离操场的地面仍然有近一人高。我急忙走到窗口唤他回来。踢球的低年级学生四散逃去。他拔脚就追。在稍远处打篮球的高年级学生听到叫嚷声，纷纷聚拢。一场大战眼看就要开始。
我匆匆奔出教室，叫着他的名字，追赶着他。虽然我知道自己的1000米跑只有70分水平，但是我估摸着要追上一个12岁的孩子应该没有问题。可是他的步伐比羚羊还要轻快，我竟然追不上。我喊着、跑着，一个又一个惊叫逃散的小孩子撞在我身上。灼热的阳光蒸去了我的体力。小学高年级篮球队的男孩叫着“打死他！打死他！打死这野种！”在我身边跑过。
场面之混乱，不堪回首。
篮球队的男孩们操起了体操房里老旧的攀登架上拆下的木棍。我大叫“泰安！危险！”，一边追着他跑出操场，在老城由小菜场、老街、里弄和有电车架空线的干道组成的蛛网里继续无由的追踪。
在跨过又一个倒粪站的时候，我停了下来，两手支着膝盖，弯着身体，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他在眼角的余光中看到我不再追赶，也停了下来，挑衅地歪着头望着我。流汗的后颈在阳光下反着小麦般油亮的颜色，矫健轻盈的双腿不耐烦般踢着脚下的尘土。他咧着嘴，不屑地说：“我量你也追不上。”
我恶狠狠地喘着，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冲向他扑向他抓住他咬住他撕裂他吞下他……
不过，我挑了一个简单的法子。我说：“你要逃到什么时候？马上要考试了！你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