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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真少啊！想什么呢？”胡大一迈着轻快的步子，仿佛散步一般走到我身边，拉了张椅子坐下。
“我在工作。请勿打扰。”我干巴巴地说。
“你一点也不想知道9。29地铁谋杀案的最新进展吗？我觉得你是那种天生很有好奇心的人。老呆在这种中年妇女成堆的地方让你很郁闷吧？”
“哦？是吗？”我装作没有听到他的话，起身去关仪器的电源。
“我侦询了方华。但是他什么也不知道。”胡大一仿佛无意似地说，“一口咬定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你觉得无聊，我可以奉陪。不过，”我拉下水浴箱的盖子，“侦破任务照例要保密的。”
“哈哈哈…”胡大一笑道，“保密什么呀！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家不是都在说吗？唉，知道的人多了，集思广益也好。”
“唔。”我决定不主动问什么，尽管我确实烦闷得要死，很想有点东西换换脑筋，可是要犯错误的话还是让他一个人去犯比较好。这是生活教会我的又一课。
“方华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那天他要和一个业务员11点半到机场去接客户，所以上午不用去上班。他的父母证实他直到9点半才起床。10点的时候同事坐着出租车到他家楼下，看到他边吃早饭边从楼道里出来。”
“唔。”
“既然这样，如果谋杀案确实和他有关，那么只能是他托了别人去做。”
“唔。”
“当然，这只是常识性的推理。他完全不说，我们没有任何口供。他的个人帐目几乎无懈可击。他做业务员很多年，接触过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人，社会关系相当复杂，要一个一个去排查需要很大的人力和物力。如果能够在法医证据上找到一点突破就好了。这次的谋杀工具是很不普通的东西。可能和医院或者医疗器械有密切的关系。我知道你做过外科医生…你在想什么？”
“啊？”我刚刚回过神来，反问道，“你在说什么？”
胡大一很好脾气地笑了一下：“我在说9。29谋杀案的法医证据。你在想什么？”他绕过我，低头看我桌上的CT片子。片袋上用圆珠笔潦草地写着百帮公司的地址。那大概是别人带来给阿刚的时候为了记住地址随手写的。然而在这一瞬间，胡大一的脸上掠过一丝神秘的微笑。他的眼睛只是眨了那么一下，这个地址肯定已经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脑海。
我烦躁地越过他，抽回CT片袋，卷成一卷，用橡皮筋箍了两圈。我说：“一点个人的东西，和工作没关系的。”
他带着一种“我就知道你这小子果然怎么怎么样”的微笑，伸直了腰：“那么，你觉得9。29的凶器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问我？这又不是我的义务。”
“我只是随便问问。这是我的权利。你就当我在自言自语好了。”
“那你就继续自言自语吧。”
胡大一大声地笑了起来：“你很会保护自己嘛！那好吧。我走了。如果你想到什么，不要忘记给我打个电话。”
望着他在走廊尽头渐渐缩小的背影，我先是松了一口气，然而他最后说过的话随即从我脑海深处扎了出来，刺着我的神经。我把卷成一卷的CT片子往桌子上一扔，脱口而出：“真是该死！”
我在5点半的时候踏进了新康坊的百帮公司。我推开门的时候正听见阿刚在对泰安说：“再去睡一会儿吧？你待会儿还要上夜班。没事的。”
“阿刚…”我正想开口，才发现除了阿刚、泰安和内间里四仰八叉地躺在下铺床上的黄毛以外，屋子里还坐着两个不认识的人：一个梳着短发长着一张短脸和一双圆眼睛的中年妇女，和一个同她长得非常象的穿着“耀华国际学校”海军装式校服裙的女孩。女孩无聊地把玩着写字台上的钉书机。中年妇女的圆眼睛正不耐烦地四下张望，手中的小手帕不知在脸上擦了几圈，边缘已经发黄。看到我进来，她的神情一下子严肃起来，盯着我的脸，伸手在阿刚面前挥了一下，然后指向我：“唉，这个就是你说的医生吗？”
“啊！朱夜！”阿刚连忙站起来，着急地问，“怎么样？”
我冲着那中年妇女的方向一使眼色。女孩抬起头，好奇地看着我。阿刚挠了挠头说：“这个是我的伯母，还有我的妹妹小莉。”
阿刚的伯母满面堆笑向我打招呼：“啊，朱医生啊。这次全靠你了。小莉，快，叫叔叔…”
“叔叔…”女孩怯生生地说。
我赶忙说：“这样叫好象不太对头吧？无所谓的。叫我朱夜好了。”我可不想无缘无故地占阿刚的便宜。他看来已经连续工作了很久，脸色很差，眼眶凹陷，眼圈发青，巩膜上布满血丝，下巴颏上长出了一层短短的青色。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这么疲惫过。泰安和阿刚差不多疲惫，唯一的差别只是冷冷地望着那对母女的眼神。这种疲惫，只有在把所有精力都花在如何生存下去的人的眼睛里才会有。
“到底怎么样呢？”阿刚追问道，“我们都急死了。”
“我不打算给你们任何虚幻的希望。”我的开场白就让自己非常沮丧。自从离开医院，我以为自己不再需要在这种场合发言的能力了。实际上我很讨厌这种口气和这种立场。可是命运却再一次把我放到了这个地方。我简单地讲了一下晚期肝癌的疾病特点、治疗方法和预计的结局。总而言之，现有的以化疗、放疗、免疫疗法和中医疗法相结合的综合治疗有那么一点点作用。但是物质和病人身体方面的代价非常大，很可能是花了很多钱而病人身体垮掉，自己感觉比不治疗还要糟糕。另外，即使最好的情况下，病人预计剩余的生命不超过1年。
我越说，阿刚的伯母的眉毛就拧得越紧。在我说到免疫治疗的时候，她连连点头说：“对对！主治医生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干扰素和那个什么什么细胞用下去会有效果的，副作用也小。就是钱稍微厉害一点，而且不能报销，和你说的一模一样。”她转头对阿刚说：“小曹啊，听到了吗？和我从医院里听来的消息是一样的。”
阿刚垂着头，手指拈着工作服的衣角不吱声。阿刚的伯母接着说：“小曹啊，医生说什么时候钱交齐了就什么时候给用那个药。你知道现在医院里也很紧，钱看得牢得不得了。少一点钱就整天发催款通知。”
“唉――”阿刚跌坐在凳子上，愁眉苦脸地长叹了一声。
里屋的黄毛突然说：“喂，你到底还要不要那辆面包车？如果要的话最晚后天就要付定金。”
阿刚的伯母气冲冲地说：“我们在说病人的事情。人要死了面包车有什么用？面包车管我们家什么事情？”她盯着阿刚说：“我们隔壁那个床上的老头子整天哼哼痛死了痛死了，人家比发病到现在只有1个月不到，已经没人样子了。”
“哎呀――”阿刚用力地揉着脸，好象要用自己的双手把烦恼从脑袋里挤出去。小莉一双没有表情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屋子中间的空气，打了个哈欠。
阿刚低着头，慢慢地把手伸进工作服的内袋，摸索一阵，拿出出一个信封，抽出里面是薄薄的一叠100元，一一抚平，放在桌子上。然后起身打开小小的保险箱，从一个铁架上取下一张工商银行活期存折和一张零存整取存折，叠在那一摊薄薄的100元上。接着他从屁股后面的一个口袋里掏出钱夹。
阿刚的伯母接着说：“他只有53岁，平时做人很好的，怎么会得这种病的呢？肯定是当年下乡插队的时候太累太苦了，又没什么东西吃。那种地方肝炎多得不得了。医生一听说他在那里插过队就马上让他查肝炎病毒全套，还说肝炎会变成肝癌的。说来说去还是那个地方不好。唉――”
阿刚的动作顿了一下，一大滴的泪水落在黑色的廉价钱夹上，然后又是一滴。他稍作迟疑，很快地抹了一把脸，开始从里面往外掏钱。又一滴泪水滴在揉皱的钞票表面。他大声地吸了一下鼻子。先是100和50元面额的。然后是20元，10元，最后是1元硬币，把这些零零散散的钱加在桌上的那叠钱上，直到钱包全部掏空。
阿刚的伯母嫌恶地啧啧嘴，伸手快速地把100元面额的钱和存折从阿刚鼻子底下拿开，抖掉沾在上面的泪水，扫了一眼存折的数目，然后把钱攥在手里一张一张地数，边数边说：“小曹，我们对你算是很不错的。那个时候，大热的天辛辛苦苦跑派出所，到街道打证明，把你的户口从那个地方转出来。现在你也是城里人了，和我女儿过着一样的日子。如果没有我们帮忙，你会有今天吗？就算你没读过什么书，长这么大了人情常理也该懂一些。男小孩要大方，要有度量。要紧的地方拿一点点钱出来，就算肉痛，在自己家里人面前也就罢了，不能在外人面前掉眼泪呀……”
泰安说：“喂，钱已经到手，你怎么这么罗嗦？”
阿刚的伯母一边把钱往自己的手袋里放，一边说：“我们家的人，商量自己家的事情，外面人管什么？”
刚才听到阿刚伯母的这番话，已经让我感到相当刺耳。这时我难得地和泰安保持一致：“算了，阿刚。为伯伯出这么多力也够可以的了。不要太难过。”
泰安冷冷地说：“你们在说的这个人是他的亲爹。你怎么能说他是哭他的钱，不是哭他的爹呢？”
“什么？”这回我可是真的吃惊不小，“你们在说什么？她不是阿刚的伯母吗？”
黄毛躺在床上，一条腿支在床架上悠闲地抖来抖去，一副隔墙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