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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雯点点头，把孩子放到里间：“玲玲乖！娃娃在床上，自己去玩吧！”她走出里间，从一叠塑料袋中抽出一只，操起夹面包的夹子，低着头问：“你要哪一种？”然而，一滴泪水不受控制地落在她手背上。她慢慢地抓紧了塑料袋，指甲扒拉着，把它抓得不成形状。
“对不起…”我喃喃地说，“我恰好晚来了一会儿。”
她抬起头：“你知道是什么事情？”
我呆了一下：“我…”
韩雯冷笑了一声：“看这里。”她掀起自己的上唇，露出挨打时嘴唇在自己牙齿表面擦伤留下的流血的伤口。“还有这里！”她丢下面包夹，捋起袖子，露出胳膊上陈旧的青紫：“这个，是上次我叫他不要整天搓麻将，被他拎着我的胳膊往墙上撞，留下来的。今天一早他才回来，一副输得空空的样子。我已经不想和他罗嗦。他开口就要钱。我不理他，他就自己开收银机。我说现在生意这么难做，你多少体谅体谅我一点吧。他说开‘差头’也难挣钱还整天受气，男人家搓搓麻将解解厌气，女人家管什么。我拉住他不让他动进货的钱，他反手就是一个耳光。”她顿了一下，盯着我的眼睛问：“如果你在，你会干什么？”
家务事是我最怕的麻烦事，我自己家还没摆平，这里又让我碰上一件。我尴尬地笑了一下：“我会叫他不要动手。”
“还有呢？”
“那个…我会找他单位…至少找他父母谈一次，让他们教育教育他。”
韩雯冷笑一声：“还有呢？”
“我…我想他也有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吧？我会等他心情好的时间和他聊聊，多想想以前谈恋爱的时候的事情。不能老想着怎么去恨他，否则两个人不是要越来越僵？”
韩雯啧了一下嘴：“朱夜，你变了。”
“恩？啊，那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是小孩子了。毕竟你还是喜欢他才嫁给他的啊，总有让你高兴的事情吧？”
韩雯盯着柜台里自己的倒影，一字一句地说：“我只喜欢玲玲。我要让她打扮得漂漂亮亮，读最好的贵族学校，见大世面。绝对不能让她输在起跑线上。否则就和我一样……为了小孩我吃多少苦无所谓。只要她记得我曾经为她做过。”她忽然换了笑脸，抬起脚对我说：“看看这个。还记得吗？”
我茫然地看着她脚上时髦的尖头高跟拖鞋：“呃？那个…好象在哪里看到过…”
“瞧你这记性！怎么读那么多书的！这不是前几天你在店里时，门口走过的那个女人穿的名牌货吗？”
我苦笑着说：“对…那个…好象是。”
“我才不会被人斩冲头（欺诈），去买那种贵得要死的东西呢。名牌又不当钱用。这是在陕西路上的小店里买的，样子和正牌货一模一样，穿着很登样（精神）吧？只要30块钱。”
我赔笑着点头：“好便宜啊。”
韩雯得意地说：“省下来的钱积起来给玲玲交赞助费。”
我不解地问：“赞助谁？赞助干什么？”
“呀！你真是乡下人呐！现在小孩进好一点的托儿所都要赞助费。我看中的这家，每年赞助费1万块。”
“老天！比大学还要贵！”我叹道，“小孩能花那么多钱吗？”
“说你乡下人你就是乡下人啦！小孩这个阶段很重要的。好的托儿所会教她认字、被唐诗、弹钢琴、说外语，跟那种象养鸡一样放小孩野（做动词用）在那里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啦！小孩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对对对……”我点头应着。人真是很奇怪的动物。韩雯自己念书的时候最怕被古文，曾经在被迫罚抄某唐诗50遍的时候哭着嘀咕，永远不让自己的小孩受这种苦。但是做了母亲就大不一样了。
“你要什么？”
“呃？”我愣了一下，想起了到这里的原始目的，赶忙说，“这一种，这一种，还有三明治。还要…珍珠奶茶。”
封印四 窗外 上
9月30日 周一
本来吃了早饭就想回父母家，结果接到哥们的电话，拉我去打牌。我想这位老兄怎么这么有空。去了以后才知道这下惨了，原来无意中竟然做了人家的电灯泡。出于心虚，朋友中午带着我、那女孩和女孩带来的电灯泡女孩，4个人吃了一顿高级的韩国烧烤大餐，下午在体育馆按小时租的场地里打羽毛球。朋友和女孩多数时间对坐谈心。为了不浪费时间和金钱，我和电灯泡女孩一轮接一轮地打。我照例是很有绅士风度地到处跑来跑去捡球。
所以等我回到崇德里的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浑身酸痛。我打开门的时候，被妈妈的惊呼吓了一大跳：“啊呀！你可回来了！快点！快点来吃！”
“妈？我不是告诉你今天有事不回家了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惊讶地望着坐了满满一房间的七大姑八大姨。我认得她们的面孔，知道她们是附近的老邻居。但是并不知道她们的姓氏，也不知道多数人的具体住址。
“阿二头（读音a…ni…dou，老二），你妈怕你一个人懒得做饭随便糊弄，”余家阿婆说，“特地从家里带了菜过来。快来吃吧！饭菜都要凉了。”
“这…”我哭笑不得，“我又不是去了埃塞俄比亚！”
一双双女性的手牵扯着我在桌边坐下，不容分说地塞上碗筷。她们铁定是要边聊天边看着我吃饭，作为余兴节目了。想到这里我就觉得头皮发麻。在一道道充满母性的目光中，我端起了饭碗。当然，要耳根清静是不可能的。
“阿二头今年是29岁吧？对，虚岁是29，属猪的。比阿大足足小6岁。”
“阿大（读音a…du，老大）的儿子上小学了吧？”
“已经3年级了。哦哟！和阿大长得象是象得来…不得了！（非常象）”
邻居们按照我家传统的腔调，按照排行如此地称呼我和我表哥。就和在祖籍绍兴的人家家里，叫“六斤”和“四斤半”（绍兴人按出生体重叫小名），在祖籍盐城的人家家里，叫“小三子”，“毛头”，在祖籍蚌埠的人家家里，叫“大丫”，“狗子”一样。这个伟大的都市容纳一切，包罗万象。
聊天仍然继续，并且逐渐转向正题。
“阿二头怎么没注意到呢？动迁小组在隔壁弄堂已经开过会了，听说这次方案有改变呢！不是照户口上的人数发动迁费了。”
“啊呀，现在户口是越来越没用处了。”
“不会的。听说是两套方案，看户口人数多不多。人数多的，就照房子的实际面积作价给动迁费。人数少的，就照户口人数给动迁费。”
“反正动迁组就是照着少的数目给！你们看着好了。吃亏的总归是我们。”
“对呀对呀！”
“那也不见得。拿对面16号里季家那个亭子间来算吧，不管什么方案，只差几百块钱。”
“那个季家只有一个野小子，也不管事情，他拿到钱就开心，哪里管多少？”
“对呀！听说现在为了加快动迁进度，哪家人家拿了钱搬走，就拆这家。搬一家拆一家。到最后房子拆得一个个窟窿眼，你不搬也得搬。”
“是啊！那这种单身汉有钱拿不要太开心哦（很开心），肯定拿了就走了，房子让他们去拆，不管邻居死活。”
“就是啊……”
不知不觉地，在季家的亭子间还没有动过一块砖头前，泰安在婆婆阿姨们的嘴里就成了罪魁祸首。这种印象一旦在随时警惕别人侵占自己利益的头脑里形成，被无数张嘴到处传播后，就很难改变。我低头闷闷地嚼着芹菜。
“咦，这样不对的。这个小子拿不到那么多钱的。那个亭子间是私房，算季家老头子的遗产。那么还得和其他人分。”
“那还不是等于白搭？那野小孩的老娘的份还是他拿。”
“不是。季家那个儿子不是在云南插队吗？”
“是呀是呀。”
“不是在那里结了婚，生了孩子所以不能回城吗？”
“对呀对呀。”
“后来不是生什么瘟病死在那里了吗？”
“是死了呀。”
“房子虽然没了，房子折成的钱那个小孩也有份的。说起来还是正宗姓季的，不是野小孩。”
“就是就是！”
“那个小孩现在在哪里？说不定老早死掉了。听说他老婆改嫁了。那小孩活着也肯定送人了。那种乡下地方！”
“听说是个儿子呢！”
“是吗？啊呀，是儿子呢！可惜是乡下女人养的。不知道在哪里呢？”
“听说好象比那个野小孩大一点。至少大几岁吧。”
“不会的。没这么多吧？乡下女人大肚子的时候季家儿子带着她回来过一次。那次他们家大吵一场。我记得很清楚的。”
“你说得不对！我明明记得比那野小孩小好几岁的。”
“也可能…不管他到底多少岁，那个小孩应该很聪明的。你看他爹这么聪明，手这么巧。可惜在那种乡下地方，书也没得读，讲不定饭也没得吃。倒被那个野小孩拣了便宜，养在这里，在这么好的地方长大，做了一个城里人。”
“就是么！人长得长一码大一码（高个子，身材健美），卖相（外貌）是不坍板（糟糕）的。就是一副触气（讨厌）的死腔（死样子）。野小孩到底是野小孩。”
“对。野小孩说来说去还是野小孩。”
“我老早就讲，野小孩就是野小孩。”
在一片弥漫着无因的恨的声讨中，门钮一转，门开了。泰安带着和我刚才一样诧异的目光扫视了整个屋子，迅即摆出冷冷的脸，关上门就走了。
屋里鸦雀无声。
“阿二头，你刚才没关窗？他听到了？”王家阿姨拉着我说。
“哼，本来就是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