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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入下下最低等者，“与展磨勘及降差遣”＇1＇（卷166皇祐元年二月戊辰）。在整个两宋时代，屡屡有专以户数或户口增减为唯一考核指标的规定，灾荒及战乱年代尤为重视。
以上事实表明，户数对于各级政府、各地方官是极为重要的。口数固然也至关紧要，但口一般不是赋役征收单位，而且“口尤难计”＇7＇（卷上《户口》），所以相比而言，宋代的户数统计更规范认真。宋太宗至道元年重造版籍时颁于天下的格式，主要即“凡一县管几户夏秋二税”＇1＇（卷38至道元年六月己卯），而不计口数。宋孝宗时衢州司户赵希言曾“合郡民以计，表其里，标其户数，为图以献于守，守才之”＇4＇（卷247《赵希言传》）。所计也是户数。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宋代的人口数量，最宜于从户数而不是从口数统计资料入手
二、宋代户数统计评估
众所周知，宋代户数统计也存在许多问题。以下几个方面，就是其突出的表现。
其一，官方问题。一些地方官吏不能按时清查统计，或统计时敷衍塞责，还有的地方官吏为升迁加俸，虚报户数，导致户数不准确和不能反映增减变化。再者即多系统户口统计，目的不一，导致同一地方、同一时期的户数差异较大。一些数据不做考证辩别难以适从。
其二，诡名户问题。形势户尤其是官户，为逃避赋役，用种种手段弄虚作假，使宋代出现严重的诡名户现象。影响户数的主要是诡名子户，即一户分作数户、十余户乃至数十户，以分散财产、降低户等，达到减免赋役的目的。这一现象导致户数虚假增多。
其三，脱漏户问题。所谓脱漏户，即不在官方户籍的人家。这一现象同样严重，情况也更复杂。其中有的是自有田产本应在主户籍内而隐瞒不报，仍为客户，所影响的是户口类别比例而不是户数，暂且不论。另一种确属“黑户”，即谎称逃亡、绝户而隐瞒起来的“逃绝户”。宋神宗元丰三年，三司户部判官李琮受命专门调查清理江东、两浙二路的逃绝户，结果骇人听闻：仅清查出的逃绝户就多达401332户；同年改任淮南路转运副使的李琮又在当地清查，“凡得逃绝、诡名挟田（佃）、簿籍不载并阙丁”475965户、丁，＇1＇（卷300元丰二年九月癸酉注文）其中脱漏的户数当是个不小的数字。这一现象导致户数虚假偏低。
统计不实，户数虚假地偏高或偏低，在当时就是一大无法解决的难题，更使现在的研究陷入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呢？对于官方统计公布的户数，我们应有三点基本认识：一是必须利用已有的户数资料为研究的出发点，否则宋代人口数量之谜根本无法破解。二是具体的数字肯定不精确，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三是传世的宋代百余个总户数，由于种种原因不可全信，其中有的不是总户数，有的明显错误，但经过鉴别的大部分数字，宏观上基本可靠。
具体再谈户数虚假的偏高偏低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宋代户数偏高，多以诡名子户为证据。但如果同时充分认识到还有大量的脱漏户数，那么偏多的估计就难以成立。二者相较，当然难说互相抵消，但由于无法量化，不能确证，所以应另辟蹊径，转换视角来认识这一问题。例如，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将宋代户数与唐代、元代户数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宋代户数的发展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
唐玄宗开宝十三载（754年），户数峰值为9069154户。＇8＇（卷217）；＇9＇（卷84）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总户数为9055729户。宋朝版图不及盛唐，但所辖地区全是人口稠密之地，所缺边远地区人口稀少，不影响大局。这时的户数之所以历经260年尚未达到盛唐峰值，主要是唐中后期及五代多年战乱，人口损失惨重，宋初几十年尚处于恢复时期。此后经过80多年的自然增长，至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宋代户数达到20882258户。如果从唐玄宗末年算起，成倍增加的户数其实是300多年以来的结果，或者说是弥补了宋以前200多年战乱所造成的损失，不足为奇。
再与后世的元代相比较。《元史·地理志序》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南北之户总书于册者”为13196206户。但这一数字并不能与宋代比较。一是其数根本不是“总书于册者”。10行省中，缺云南、岭北二行省的户数，其余8行省仅河南、江浙、江西、湖广4行省数字相对完整，另外4行省户数多有残缺遗漏。而就相对完整的河南而言，也缺汝宁府、归德府、襄阳路、高邮府的户数。二是当时刚经过大战乱，户口损失严重，户籍制尚未完善，地广人稀现象普遍存在。如汴梁路领38县，仅有20018户，每县平均不足790户；南阳府路领13县，仅有692户，每县平均53户。由此一斑，可窥至元二十七年的户数既不是当时的总户数，更不能代表元代户数峰值，也就不能与北宋末年总户数相比。实际上，据估计元代中后期全国约有27650000户，＇10＇（P141、150）与宋代相对应的领土上户数峰值相比，应无多大差距。
举两个具体地区户数变化的例子，均按与宋代相应地区对比。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宋代两浙的户数高于唐代，低于元代，河北的户数也低于其后的金代。均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相适应。
看一下北宋及其他朝代户数的年递增率，更证明这一点。
从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的4279634户，到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的9348227户，＇11＇（《郡国志五》，应邵注）中经90年，年递增率为8．7‰。
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的3041871户，到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的9069154户，＇12＇（《地理志》）；＇9＇（卷84）中经115年，年递增率为9．5‰。
从宋太宗时的《太平寰宇记》（成书年代约为980－－989年，暂取其中间年代984年）所载的6499145户，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的2088225户，＇2＇（《食货》69之71）中经约125年，年递增率约为9．3‰。
综上所述，宋代的总户数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基本可信。
三、北宋历年户数表分析
北宋一朝，全国总户数传世有50多个年代的具体数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但其中有虚有实，有对有错，不能随便引用。因此，有必要将其排列为表，以便比较鉴别（附后）。＇1＇
1．同一年代不同户数分析。
我们在表中首先发现的问题是，同一年代的户数并不相同，共有20处，有的差距相当大。主要有3个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其一，传抄刊刻之误。古籍文字在千百年的传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讹误衍漏，其中数字笔划少又枯燥，更是如此，而且不易理校。典型如《宋会要·食货》一一和六九两部分有内容基本重复的《户口》，二者个别地方互有详略，更有不一致的数字。如天圣七年、嘉祐八年、治平三年、大观三年的数字即各不相同。不同书籍中同一年代的户数不同，也有同样的原因。建隆元年4个数字，开宝九年2个数字，“太祖朝”3个数字，至道二年3个数字，景德三年3个数字，“真宗朝”4个数字，天圣七年2个数字，宝元元年4个数字，嘉祐八年3个数字，治平三年2个数字，熙宁八年2个数字，元丰元年前2个数字，元祐三年3个数字，元符二年2个数字，大观三年2个数字，均属此类错误。类似不同，大多差异在千位数左右，其中嘉祐八年的3个数字仅是个位之别，影响不大，可存而不论。极个别差异在百万位左右者，经前后年代的数字参照比较，则可以检验出讹误者。共2例：1．《宋会要·食货》一一之二八所载元符二年数17915555户，与前一年的19435570户和后一年的19960812户参照，显系错误，是第2位和第3位数字颠倒造成的，应以《长编》等书所载的19715555户为准。2．《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九所载大观初数为29010000户，前后年代数字比较，也是同样错误，应以《通考》所载的20910000户为准。
其二，同一书中单列的总户数与各地或分类具体数字之和不同。共3例：1．建隆元年。《长编》卷l载：朝廷根据各地提供的户数升降天下县望，“凡望县五十，户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七十；紧县六十七，户二十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三；上县八十九，户二十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中县一百一十五，户一十七万九千三十；中下县一百一十，户五万九千七百七十。总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户。注：按总数不符，应作九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三户。”分类数之和多出90户。《玉海》所载分类数与《长编》同，但总数作967553户，反而少110户。另有《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七所载总数与《长编》同，但其分类数中紧县户数作271693户，差别更大。唯有《宋会要·方域》七之二五所载两类一致，都是967353户，与《长编》、《玉海》的分类数对照，可知这两书的望县户数应为“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七”，中县户数应为“一十七万九千三”，原末尾均衍出“十”字。此数应以《宋会要·方域》所载为准。2．元丰二年。《文献通考》所引毕仲衍的《经进中书备对》内，全国总户数为14852684，但下载各路户数之和却为14543264，相差309420户。主要原因之一，是各路户数不完整，缺开封府、梓州路、夔州路3地的客户数。而《元丰九域志》所载这3地的客户总数为480427户，若借此补加，则为15023691户，又比总数多出171007户，仍不一致。故而此数存疑。是年应以《元丰九域志》户数为准。3。崇宁元年。《宋史·地理志序》载崇宁元年总数为20264307户，但下载各州户数之和则为17301008户，相差2963299户。主要原因是，《宋史·地理志》中，广东、广西、夔州路的户数并非崇宁元年的户数，而是元丰年间的户数；福建的福州、泉州、南剑州、漳州、汀州、邵武军6地，虽标明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