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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种诛心之问也只能这样回答。这时候谁会跳出来说大明国运多厄，十代之内必将亡国？如果真的活腻味了，等早朝结束后悄悄找根柱子撞死得了，又何必连累九族受诛呢？！
“这样一算，太祖皇帝的第十代孙就会多达四十五万两千七百零九人。即便这些宗室全部只拿奉国中尉的岁禄，而且还不算公主、附马、郡主、县主的岁禄，国家每年仍然需要为此支付9054万1800石。洪武年间田赋收入曾达到3227万8900石。有谁认为十代之后，国家能够支付得起一亿石的宗室岁禄？或者说，你们谁有解决的办法？”
皇家宗室的子孙不繁昌吗？
大明国祚不绵长吗？
如果不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将来国家有能力供应宗室的岁禄吗？
这三个问题提出来之后，持反对意见的人立即乌眉梢眼地闭上嘴了——即便是脑袋被驴踢过的人，也知道这种时候绝对不能出言反对。因为，他们既不能说皇室福薄或是大明必然短命，又不能硬着头皮说支付多达一亿石的宗室岁禄能够办到。
于是，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的建议便顺利通过了。
之前，夏元吉只是隐隐约约觉得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更好，但并没有想到这种细节问题——别看作为户部左侍朗的夏元吉经常与数字打交道，不过每人生三子，十代之后会有多少人的数学问题他却也从来未曾想过。听了皇上的话，夏元吉立即有了一种拔开云雾见天日的感觉。
显然，改世袭罔替为减等继承是一项极有远见的措施。而皇上之所以要拐弯没角让周王等人提出这件事，大约是因为此举毕竟违背祖宗成法，担心会对自己的名声有碍吧。
想到这里，夏元吉不禁对怀里的黄木匣子产生了极大的期待。不知道这一次，皇上又会有什么先知卓见呢？
回到家，夏元吉顾不上吃饭便吩咐下人不许打扰自己，然后躲进书房。将房门关紧后，夏元吉将黄匣子虔诚地放在书桌上，揭开木匣上的封条，果然见到里面放着一摞写满字的纸。
夏元吉捧起这摞纸细细地看着，很快，他的心神便完全被皇上的改革思路深深吸引。夏元吉在户部干了很多年，对财政上的某些弊端非常了解。作为一个正直而且有能力的官员，夏元吉自然希望解决那些弊端。然而由于知识面的局限，夏元吉根本就想不到这些方法。虽然有些内容夏元吉未必完全理解，而少数思路他也并不是很赞同，但在阅读思考的过程中，夏元吉仍然陷入了如痴如醉的状态之中。夏元吉眼都不眨地看着，时而长吁短叹，时而拍案叫绝。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轻轻放下那摞纸，用微微颤抖地声音自言自语道：“圣上真乃神人也！”
朱棣在这摞纸上写的主要是役法改革的内容。
所谓役，是指徭役。明朝徭役有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再加上驿传，四者被合称“四差”。其中以里甲为主干，以户为基本单位，户又按丁粮多寡分为三等九则，作为编征差徭的依据。所谓的“丁粮”，其中“丁”是指十六至六十岁的合龄男丁，而“粮”则是指田赋。徭役制的实行，以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及地权相对稳定为条件。每个朝代之初因为之前历经战乱的缘故，会有大量的荒地，因此很容易有产生大量的自耕农——只要开国皇帝不太蠢，而外部环境又不太恶劣，每个朝代一开始都会有一段社会秩序良好、经济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
然而令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无奈的是，随着经济的复苏，土地兼并就会越来越严重，而地权也会高度集中。仅此倒也罢了，问题是官绅包揽、大户诡寄、徭役日重会造成大量农民逃徙，将导致徭役制度遭受严重破坏。
朱棣对役法进行的改革可以用简单的一段话来概括。
将各州县原来的田赋、各种徭役（按户、按丁、临时的）、各种杂税全部折成银两，统一编派到田亩上，按田亩征银，随夏、秋两税一起征收。其中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只是部分分摊到田亩上，另一部分则分摊到人丁上。
之所以要改徭役为缴纳货币，其主要原因在于劳役无法量化。赋与役的征收及解运期间彼此不一致，而赋内各项与役内各项，其征解期间多亦不同。主持征收及解运的人员，也往往不是同一个人，而是由各种不同名义的人员去分别地负责。如此一来，就很容易滋生官吏的腐败。
“税收制度越简单越好”这句话虽说有绝对化的嫌疑，但毫无疑问，将税收制度简明化，既可以减轻税收成本，又可以减少官吏从中舞弊的机会。虽说朱棣并不打算迁都北京（永乐皇帝之所以迁都北京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北方领土的完整，而朱棣准备向海外发展，因此若迁都北京则无法满足其战略目的），但是南粮北运的局面却是无法改变的。也就是说，想要维护北疆领土的完整，必然会有大量钱粮运输的现象产生。过去运送钱粮属于百姓的徭役负担之一。各项钱粮皆有它指定的输送仓库，又大都有特定的用途，因此运输距离的远近不同，时间缓急也不同。所以，官吏很容易从中舞弊——假设张三行贿，官吏便可以将缓项以及较近的运输任务指派给张三，使其暂不起解或只是负担费力较少的解运任务；而李四不行贿，官吏则可以指派急项以及较远的运输任务给李四，并且逼迫李四及早起运，进而借机侵欺勒索。
将解运事宜由民间自理改为官府办理后，这样的弊端自然而然就会消失。
役法改革的核心思想便是各项赋役普遍地用大明宝钞折纳。想要税收完全货币化，当然不能仅仅只是田赋货币化——田赋、徭役，一个都不能少。
将民众之役折成现钱来征收，国家反过来逐步提高钱币生产，这样税收中不断增加的对货币的要求便可以抵消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影响。而流通领域内货币的增加，又可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说，税收实现货币化是再好不过的政策了。
夏元吉不是穿越者，不知道朱棣的思路主要是抄袭后世的一条鞭法，因此对朱棣惊为天人。其实按后世的评价，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还不够彻底，因为一条鞭法仍然保留了部分徭役。真正彻底减轻贫民负担的，其实应该是雍正的摊丁入亩。
按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封建社会的皇帝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所做所为均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屁股决定脑袋”这句话显然是正确的：如果朱棣穿越后身份只是一个雇农，当然会希望国家实施摊丁入亩，完全取消人头税。然而朱棣如今的身份是皇帝，立场不同，想法自然也就不同。当然，朱棣之所以仍然保留人头税，倒也不是出于阶级立场。雍正的职业同样是皇帝，也没见后世学者认为雍正叛变了地主阶级的立场——朱棣这么做，其实是为将来殖民做准备。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就迁移习性而言，汉民族的乡土观念太强，因此并不具有强烈的迁移倾向——在现代社会之前，若不是在家乡生活不下去，汉人极少自发地移民。
朱棣坚信，在自己的指导下，郑和至少可以比另一个时空提前一百年完成环球航行的壮举。毕竟，1405年郑和就开始下西洋了，而麦哲伦1519年才开始环球航行。按正常的程序，发现新的土地后应该立即开展殖民活动。然而一旦实施摊丁入亩，就会稳定地主经济，强化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体系，继而会使得农民更加牢固地束缚于土地之上，对开展殖民活动形成障碍。
想想，中国的老百姓们只要有口饭吃（如果实施摊丁入亩，贫民的负担将大为减轻，因此果腹这一最低级的目标将很容易实现）就会故土难离，因此，到那时唯有通过强迫手段才能获得足够的移民来源。而汉民族本来就对离开故土有着天然的反感情绪，如果知道移民的目的地竟然不在中国，而是比天涯海角（海南）更加遥远的海外，一旦有人带头唱起了了类似《无向辽东浪死歌》的俚曲，朱棣找谁哭去？朱棣坚信自己在军事上比隋炀帝高明无数倍，可他并没有强逼民反然后镇压农民起义的爱好。
所以说，仍然保留人头税，令无地和少地的贫民生活艰难，然后诱使他们加入殖民活动才是最好的选择。
另一个时空里最先开始殖民活动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由于本国人口有限，殖民成果受到严重的限制。而“摊丁入亩”对丁徭的彻底取消，又恰恰能够助长人口的增殖，因此，朱棣决定在制定人头税时耍点花招。这个花招，便是将人头税分为正税和附税。
正税为每丁每年缴纳一个铜钱，这样的额度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附税则可以称之为役银，与基本田赋结合起来。所谓的基本田赋，无论是明朝人还是穿越者都是不懂的，因为这是朱棣自己定义的概念：以州县为单位，将一个州县的全部徭役折算并入田地后，单位田地所需缴纳的货币数额。
与基本田赋相对应的则是浮动田赋。毕竟土地的肥沃程度各有不同，如果按同样的额度收取田赋，那样既不公平也不科学。从本质上看，基本田赋其实就是农户应当承担的徭役，而浮动田赋才是真正的农业税。由于浮动田赋与役法改革的关联不大，所以朱棣并没有将浮动田赋的相关内容写在那摞纸上。
言归正传。人头税的正税只不过一个铜钱，而附税则与基本田赋挂钩。如果某丁缴纳的基本田赋等于或超过十亩，则无需再缴纳役银。如此一来，只要拥有田产达到十亩，实际上便享受了摊丁入亩的待遇，“富户也困于役，而置产困也”，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土地兼并。另一种情况则是缴纳的基本田赋不及十亩之数，则需补齐差额部分，这意味着无田和拥有田产不及十亩的农民，仍然需要承担徭役负担——也就是说，贫农稍遇天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