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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为停了一会接着说：“对于你的第二个问题，1840年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从中国掠夺走的的文物。来源是劫掠所得，全属非法，那么无论中间经过多少次转手，都不能改变它们作为赃物的性质，所以不管是怎么得到的都必须归还。对于你的第三个以前是否有追索战争中被掠夺文物的先例这个问题。我想你作为德国人应该知道”二战后，一些国家根据相关法律和协议归还了部分文物，如1945…1949年美国占领当局向西德地方政府归还了原属于德国的艺术品，50年代末苏联政府也向民主德国政府归还了部分原属于德国的艺术品。”
李大为以很富有煽动性的语气说：“事实上，文物被掠夺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遭受的厄运”自口世纪以后的殖民时期，被殖民化国家的文物几乎是无一例外地遭到殖民者的掠夺。比如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由法国考古队在伊朗的苏萨发现并运走的，现存放于卢浮宫博物馆。在北非和西亚，拿破仑东征的结果使大量的埃及古物被盗往法国。1800年，英国驻土耳其公使甚至策划了把帕台农神庙和希腊神话的雕塑品运往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是该民族人民在历史发展进程的客观真实的记录，是这个民族人民的智慧的结晶”也是其继承者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要求“归还”或“偿还”被掠走的本民族文物是每个获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的呼声。因此我们强烈要求西方各国政府把你们博物馆和公私收藏的全部非法掠夺来的其他民族的文物归还给原属国。通过返还被你们无理录夺的文物来重建原属国破损的文化遗产，这已经是当前国际社会应该承认和接受的道义原则。”
我是美联社记者大卫：我想知道中国政府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各国首先无条件的返还从中国掠夺去的文物。
对损坏的中国国家财产作出应有的赔偿呢？
“我们首先希望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清楚”这些非法手段掠夺的中国文物是中国的国家财产，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人民强烈要求自己的中央政府对此有所作为，对于1840年以来各国通过各种非法手段所获取的中国文物必须予以返还，对损坏的中国国家财产作出应有的赔偿，这是６亿中国人民的呼声。在此也要烦劳各位，通过把中国人民这一正义的呼声传达出去。让你们所在各国的人民知道事实的真相，使他们充分的意识到，如果继续的占有这些掠夺来的中国文物就是窝藏赃物，就是对过去那些在中国犯有滔天罪行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的纵容，同时也是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极为不友好态度。我们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我刚才说过，不过我愿意再重申一遍，一切战争罪犯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必须受到法律制裁，其掠夺的财产不管藏在哪里都必须追回。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折扣的。
当然，我们也会同各国政府进行积极的外交方面的磋商，争取通过政府间的交涉，友好的协商，使得相关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如果通过友好协商不能解决，中国将保留通过其它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利，以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通过国际社会尽快的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国际法，尽快的解决返还文物中产生的纠纷。
第三百一十章主权归我，保管归你
100多年，中国积弱太深，造成的文物流失真是太多了，由于情况复杂，涉及到历史原因和事实的认定，在追索过程中更是困难重重，追索收回这些文物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
中国对从1840年以来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掠夺文物的追索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
追讨散落在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是由飞豹突击队第9侦察分队负责秘密进行。另一方面是以中国文物保护委员会的法律专家组成的法律组，通过国际法院提起诉讼，甚至以中国的大国地位的影响力，成立国际仲裁法庭。采取适当的符合“国际习惯”的法律和司法方式进行大张旗鼓的追讨。
法律仅仅是在理论制定的相关规定，是为当政阶级服务的，在实践中很多是扯JB蛋的事，裁决的结果是和当事人双方的实力、地位有直接的关系，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也只是一些无权无势草根基层老百姓的一个梦而已。国际法更是不例外，在国际“官司”中，一个国家实力和这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是起决定的因素。对于大国、强国来说，裁决对我有利，就是公正的裁决，裁决对我不利，你给我一边玩去。我可以推倒重来。甚至我另起炉灶。另搞一套。这就是所谓“弱国无外交”的真谛。一个国家的实力不强，就无法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你们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证，这就是最讲理的强权政治。
由于邓峰他们“基地”的到来，新中国在最高首长领导下，经全国人民的努力，以彻底的改变了中国的实力状况，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增强，以不再是19世纪遭受西方列强欺辱的中国和历史上被帝国主义严密封锁的那个中国了，已成了一个傲视群雄，新兴崛起的超级大国，国际地位空前的提高。
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中国所大力提倡的实现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民主化进程，受到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现有的国际法不利于中国和那些原来殖民地国家对本民族被掠夺文物的追索，需要改善，需要重新制定。1961年由中国发起了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掠夺其他民族文物这一不正义的行为提出正义的主张。
在中国的积极主张和参与下，联合国制定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禁止和防止进口从他国被掠盗和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防止其所有权的非法转让，并采取适当措施收回和归还此类文化财产。
1961年12月的罗马外交大会上，又通过了中国主张的《关于被掠夺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在这两个公约中都明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禁止和防止进口从他国被掠和非法出口的文化财产，防止其所有权的非法转让，并采取适当措施收回和归还此类文化财产。
鉴于以前的公约都缺乏追溯力，中国政府在这两个公约中，要求加入了每个国家对自己国家被掠夺和非法出口的文物都具有要求归还的权利；对于被掠去和被盗文物主要是特定纪念地或者考古遗址组成部分的文物，或者属于公共收藏的文物，原所属国具有要求返还的永久性时效期，原所属国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具有追索流失文物的权利。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积极的同那些掠夺中国文物的大户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国政府进行外交方面的谈判，争取通过政府间的交涉，使中国那些掠夺文物得以尽快的返回中国。
1961年1月，从在“安保斗争”被迫下台的岸信介手指接过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职的池田勇人刚刚上任的就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他有太多的时要向中国商量，请求中国的支持。
1959年，日美两国就重新签署新《日美安保条约》问题举行了会谈。与旧《日美安保条约》相比，它增强了日美关系的对等性，很大程度上纠正了旧条约不平等的条款和内容。但是日本国民最关注和敏感的几个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如日本向美军提供基地和设施，承认美国使用、管理和保卫这些基地及设施的权利；美**人及其家属犯罪；日本无刑事裁判权和驻日美军基地核武器的问题，尤其是新条约的适用区域问题扩大了，这样会使日本增大卷入战争的危险性，毕竟中国这个崛起大国脾气太爆了，美国惹完事，打不过可以跑，日本往哪儿跑啊。
自日美开始修约谈判起，日本国民就掀起了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即安保斗争。日本134个社会团体召开大会，自发组成“废除《日美安保条约》国民会议”。到1960年3月，参加国民会议的组织已达到1633个。举行请愿、集会和示威。日本国会收到请愿书就多达17万封，参加请愿的人数达到330万人。1960年第十六次统一行动，提出解散日本国会和对岸信介内阁的不信任案。斗争逐渐进入**。
由于中苏战争已经结束，中国已经收回了在远东地区的绝大部分的领土，美军再呆在日本个南朝鲜已经起不到牵制苏联的作用，在呆在日本和南朝鲜以不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了。邓峰所领导的中国远东工委当然不会放弃这一把美国“挤兑走”的好机会。大批的远东工委的工作人员秘密的被事先安排到中国在日本的中资机构和中日合资的企业中。积极的和日本**联系指导他们，参与这次对中国和日本都意义重大的“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这一反对外来势力的民族解放斗争。大批在日本的中资企业和中日合资的企业，支持自己企业的日本员工参加这一“爱国行动”，因为参加这一活动影响工作的没关系，工资照付，奖金照发，运动中表现好的红包加厚。
1960年6月1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预定访问日本，而条约要在日本国会通过30天后才能自动生效，所以日本国会最迟要在5月20日前通过该条约。历史在这里又一次的发生了转折，岸信介政府和自民党5月16日深夜决定强行通过新《日美安保条约》，当晚，33万示威群众包围日本国会，阻止新的《日美安保条约》通过，7000多名学生冲进国会，与3000名防暴警察发生冲突，一名东京大学女大学生被打死。矛盾进一步激化，随后日本**在全日本发动了罢工罢课，以支持“国民会议”的行动，要求岸信介政府下台。至此，新的《日美安保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