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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时，也是记在咱们名下。顶多再给老吴加20两就是了。”
“哪，要是老吴知道了海底眼，跟咱们翻脸怎么办？”
“哼，”胖子眉毛一立，眼睛一瞪，“哼哼，他敢吗？”
“哈！”
四个无赖哄笑起来，随后最小的少年，起身招手：
“老吴，过来，过来，有好生意知会你嘞！”
“…”
不提可怜的老吴，如何被四个无赖折腾，先说说这番对话中所包含的信息吧：
旧党真正的理论家，不是钱谦益也不是侯恂，而是号称“江南四公子”的侯方域。侯方域前两天公开算了一个帐目：
假设国家有十个农户，每个农户每年缴纳10两银子的税赋，那么国家税收就是百两。但后来国家把税赋增加到了200两，平均到每个农户身上，就是20两银子。这时候，有人开始动脑筋了。因为国家有个财政优惠，士子、官吏，是可以免税的。因此，十个农户中，就有人通过行贿、走门子等手段，搞到了士子、官吏的身份，这样非但新增的10两银子不用缴纳了，就连原先的那10两，也全免了。
假设有两个农户分别搞到了士子和官吏的身份，那么国家的200两税赋，就平摊到了剩余八个农户的身上，平均每人25两。对于这八个农户来说，通过非正常手段寻求免税特权的需求，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强烈。长此以往，农户与士子官吏的人口比例，就会越来越畸形。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改变身份，剩余农户的税赋压力也就越来越大，直到那“最完美”假设出现：国家没有农户纳税，而只剩下5个士子、5个官吏。
于是，国家彻底崩盘。注①
应该说，侯方域的这个假设模型是非常犀利的，他准确的刺探到国家弊政的根本，那就是农民的税赋越来越大。但他刻意忽略了最根本原因：特权阶层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但缴纳的税赋却越来越少。底层百姓（农户、匠户）所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少，但缴纳的税赋却越来越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特权阶层不仅可以零税赋，还可以持续扩大在手资源？
这个原因可以暂时不提，先说说侯方域通过这个假设，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吧：
“农户不知安贫乐道，只知道偷改身份来抵减税赋。国家不知道度量规矩，无限扩大士子、官吏之规模。”
这样赤裸裸的偷换概念与推卸责任，出自一位如此风流俊雅的年轻翘楚之口，实在是人文界一大憾事。
紧接着，侯方域又根据一段史实做出了第二个假设：
说当年忽必烈接到大臣奏折，里面惊世骇俗的写有这样一句话：
“汉人于国，多而无益，望空其地以牧！”
这句话的血腥程度，是非常非常令人震惊的，反人性反得如此彻底，也算一株奇葩了。后来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忽必烈没有同意这个奏折，那么伟大的耶律楚材是如何劝服忽必烈大汗的呢？耶律楚材说：
“请大汗给我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内，允许我派遣兵马、出台法令，并且增加汉人税赋。到时候，您就知道应不应该空其地了。”
有了军队，有了苛政，耶律楚材收讫了新增税赋。平均每个农户增加缴纳了3。5两白银的税赋。折合每年14两（3。5×4）。
正是因为这多出来的税赋，才让千千万万的汉人保全下性命，也就是说那个年代里，一名汉人的生命标签，是每年14两白银。
耶律楚材为了救人，不得以增加税赋，尽管后来元代贵族因此而征税征上了瘾头，不断加大百姓负担，造成很多人间惨剧。但我们理当对这位先人，鞠躬致敬。注②
侯方域基于此段事实，做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一个国家有十户民，其中1户为士，1户为官，1户为吏，剩余7户为农，每户农每年缴纳14两白银，国家每年总计拥有了98两白银的财税收入。
那么相比较第一个假设，国家减少了2两银子的收入，农户的负担只增加了4两，却足以养活三户士子官吏。这样算来，大家相安无事，也不会再有崩盘现象了。
到此，侯方域的诡辩术，正式清晰起来：
他首先做出第一个假设，让大家胆战心惊并且相信了两个假定前提：国家士、官、吏的比例不要过高；每家农户每年缴纳20两税赋为苛政。
然后提出第二个假设，让大家迷惑于新出现的两个虚假命题：
士、官、吏的比例在30％为最好；
每家农户每年税赋在14两为最好。
其中第二个“14两”的命题，其实是为了第一个服务，就是要让所有人都接受第一个命题。换句话说，这两个伪命题的目标就是：士，即“君子集团”的比例永远保持在20％的额度以内，不再扩大，也不再缩减。
为什么这里多出来个“20％”的字样呢？很简单，官由士选，假设模型中占据10％的“官”，和10％的士，自然可以划等号喽！
这是一个险恶的维护特定阶层特定特权的政治理论，它所代表的，恰恰是人类心理的最阴暗一面。
每个人都希望好吃懒做，高高在上，既然自己成为了“士”人，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永远维护自己的统治。君子养民的根本内涵，也就在此。
由一小撮既得利益精英，在小范围内决定下全国资源的分配比例，然后公布出去，利用他们的才学与辩才，给全国洗脑并接受这种分配方案。使得国家政体在短期内趋于平稳安定，这其实正是历朝历代治乱交替的本源。
因为人心是无止境的，白水买酒，还抱怨猪猡没有酒糟吃，这就使得“君子”养民中的君子数量，越来越多，而民则越来越少，最后百姓活不下去了，揭竿而起。但“君子”们却从来不会反思自己的错误，而是纠缠于“天命”“昏君”“乱民”这样由他们发明的词汇，来作为开解自身的标准。
中国的“君子”们，是最熟练掌握“抽出放大”诡辩法的，像屋檐滴水，去年滴在廊前三步，今年、明年仍旧滴在廊前三步。这本来是个自然现象，但中国文人会据此得出结论：
“孝顺仍出孝顺子，忤逆所出仍忤逆，不信你看廊前水，年年滴落旧时地。”
意思是不错的，你对父母孝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孝顺你，你要是责骂父母，将来你的孩子也会这么对你。但这里就包藏了一个祸心，将来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根据自己的需要而任意诋毁或者是褒奖别人。
最有名的实例，就是那个“为何不食肉糜”的昏君。
可从史料上看，小皇帝当时不过才16岁左右，一个长在深宫妇人之手，身前左右都是太监佞臣的小孩子，说出这样的话语，我们不应该怪一个孩子是昏君，而应该谴责他身边的监护人。但偏偏文人不愿意这么做，因为只要把罪责简单的推托给一个孩子，就可以解脱他们的不作为。这样是最轻松的心理暗示法。
更何况，没有谁一辈子不犯错不说错话的，一个小孩子这么说，多少还有为百姓着想的意思，而百官呢？除了毫无负担的揪着一句话不放，却从来不去替百姓想一想，如何才能吃上肉糜！
以上，就是侯方域两个假设模型的理论体系。也是君子养民的得失所在。亦即文人一方面利用自己的能力来搭建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模型，一方面又想利用这个社会模型来为自己谋取更大空间，但随着法统与道统的争夺与妥协，使得君子集团的施政纲领总是在左右调整，一方面从法律上讲，他们受皇权与国家统治；一方面从理论体系上，他们又肩负着指导皇帝、领导国家的重任。这两种各不相同的责任，使得他们最终都沉沦于保留既得利益的桎梏中，再也没有什么生机了。一个民族的精英分子，如果丧失了革命意志，进而也就丢掉了气节，那这个民族的危亡时刻，也就接踵而至。
所以，要想让一个民族的精神不死，首先就要打碎君子养民这样的理论体系。但这个道理，侯方域是不可能理解的，他在做完这两个假设之后，适时抛出了具体的施政纲领：
很简单，让旧党治下的沿江六省的商户、农户、匠户，都从内心中认同：他们的衣食住行，都要依靠一群公正、道德、才学、俊雅的君子们的安排，才能够幸福的生活下去。也因此，江南几大集团势力，利用出让自己名下财产的将来所有权，来套取大量的民间金银。也变成了一场伟大的，勇于牺牲的献祭，这场为了心目中虚无缥缈的目标而发起的套现行为，变成了所有人的精神祭台。
只有让人们相信你的理论，才好把身家交托与你。侯方域的本事，就是通过抽出极端事例，来放大理论的正确性，进而让百姓相信他们，拥护他们。
七王集团、复社东林集团、皇商集团，这三大集团名下在南方的产业极多，通过高估在手不动产储备，来吸纳发行货币，倒也算是一条正途。并且吸纳金银时，发放双倍纸币，多出的一倍纸币，作为在手资产升值利润，也可以即期体现。随后约定将来期，如果旧党的联行银票不能到期兑换真金白银，则直接转为茶园、桑园的土地出让金，让平头百姓拥有了一个希望：那些大户家里的良田，我们有机会拥有。
并且在这次发行桃花票的时候，侯方域等人也留了一个后手儿，因为这次是以“田产抵押”的形式超额发行纸币，其兑换风险是比较大的，因此宗业司的金银，就变成了雪中的火炭。
宗业司金银作为补偿金，被拆分下发到各地银行、钱庄，作为小额、短期兑换之用。发行桃花票收集的金银，则作为资本金投资到收购北方的行动中去。
这就造成这样一个连环套：
宗业司金银，抵押给各位大佬，让各位大佬答应拿出名下不动产，以各位大佬的不动产超额发行桃花票，桃花票吸纳的金银全部投资到北方赌局中。
由于宗业司金银本是左兵所有，拿出后，将补偿一部分纸币给左兵，同时因为是超额发行，所以左兵的现有财产，忽然间被无形放大了两倍。这就促使丘慧荣、金声桓、王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