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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8）
事实上，早在商鞅变法之前许多年，秦国就已经开始在各国引进人才。秦穆公五张羊皮从楚国换来虞国人百里奚做自己的宰相，是春秋时代最为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
商鞅则是卫国人，在他手里，秦国建立起了当时肯定是最先进的、相当于我们今天最现代化的政治、法律制度，从而使并不先进的秦国，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具备了最适合国家快速发展的社会机制。这套机制惩恶扬善，相当公平公正，即便放在今天，抽象出其法制精神来比较都会显得极其出色，足以让今日还有一点良知的中国人脸红。它使秦国的普通百姓都有了踊跃建功立业的机会和积极性，整个国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反观其他六国，则是一片世纪末的衰颓景象：君主昏聩无能，握有各种特权的世袭贵族们争权夺利，贪赃枉法，为了装进自己口袋一点蝇头小利，不惜出卖整个国家的利益。其情形就像后来法国人在一首歌中唱的那样——“为了一块牛排，他们就出卖了巴黎。”
中国人最为熟悉与崇敬的屈原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段时间稍前一点。
屈原是楚国的三闾大夫，他的遭遇富有象征意义，与后代大量发生的同类故事一样，令人有十足的理由怀疑，在我国传统的政治生活中，所谓“邪不压正”这句话的正确性。
楚国曾经是春秋五霸之一，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成语典故就发生在这里。另外一个直到今天使用频率仍然极高的词汇——问鼎，也与这个国家强大的国力和军事力量有关。即便到了屈原的时代，楚国仍然是可以与秦国相抗衡的强国之一。屈原的命运可以让我们部分地知道，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如何土崩瓦解的。
屈原出身显赫，其家族属于楚国王室的宗室，是楚国景、昭、屈三大世族之一。屈原的官职最高时做到了左徒，权位仅次于相当于宰相的令尹。从司马迁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屈原实际上已经是楚国最高决策层中的成员，参与了整个国家内政外交、大政方针的制定与实施。
当时，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力迅速增强。楚怀王艳羡不已，于是，也让屈原制订方案，准备在楚国实行变革。屈原的一位同事嫉恨他的才能，在怀王面前将屈原描绘成了一个狂妄自大、心怀不轨的小人。结果导致楚怀王讨厌并疏远了屈原，并进而将他的官职贬为三闾大夫，也就是主管三大贵族家族日常事务的闲散官儿。
此后发生的一切，其荒诞可笑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那些胡编乱造的蹩脚电视剧：
楚、齐两国是亲戚之国，就是说两国的国君有互相联姻的血缘关系。秦国为了拆散这两个国家令人头痛的联盟，派了一个满嘴跑舌头的纵横家张仪携珠宝重金前去打点楚国上下，并对楚怀王说：“如果楚国愿意与齐国绝交，并和秦国交好的话，秦国愿意献给楚国六百里土地。”楚怀王大喜，立即下令断绝与齐国的联盟。然后，派人跟着张仪来到秦国，准备接收那些土地。谁知，张仪回到秦国后，一连三个月不露面，说是病了。楚怀王知道后，认为秦国是怪自己与齐国绝交绝得不彻底，于是，派遣士兵在齐国边境上痛骂齐国国君。这使齐国国君大为恼火，不惜折腰低头，迅速与秦国建立了联盟关系。
这时，只有到了这时，张仪才终于露面。他惊讶而断然地对楚国使臣说：“我和贵国王约定的是六里土地，从来没有说过六百里这回事。”
这种公然厚颜无耻的流氓外交手段当然只能导致战争。不幸的是，屈原的祖国一败涂地。当此时，其他国家趁火打劫，而过去的亲戚之国——齐国，则冷眼旁观，看着这个背信弃义的昔日盟国陷入凶险的困境之中，没有施以援手。
令人惊讶的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楚怀王在被秦国重金收买了的臣子的辅佐下，竟然在同一块石头上又连续绊倒了两次，直到被骗去秦国并最终死在那里。从症状上判断，这位国王很像是心智失常的白日梦妄想狂患者。而屈原——这位一心一意忠爱自己国家和君主的三闾大夫，则因为反对这种愚蠢，而被流放到了洞庭湖边，并在知道楚国首都沦陷的消息后，怀抱着一块石头自沉于汨罗江。
作为一位诗人，屈原的崇高地位无需争辩。若说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则使我们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尴尬。原因是他坚决反对秦国统一全国的努力，使那些硬要用古代幽灵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人们，只好“一方面”、“另一方面”地强词夺理。
此后，楚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屈原这样出色的人物；而后来的楚国君臣则比楚怀王时代还要糟糕。《战国策》描述此时的楚国，用了这样一句话：“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意思大概是说，如果没有重金开路，要想见一见楚国的当政者，其难度直如上青天。这样的国家，其覆灭的命运应该是被注定了的。
由是观之，六国不亡实在也是没有天理的事情了。
吕不韦是卫国人，诚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在他担任秦国首相的十三年里，秦国的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为秦王嬴政统一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斯则是楚国人。这位大学问家荀子的弟子，长期担任秦始皇的高官，在秦国后来的制度建设中，被认为是发挥了大作用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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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被这样拿下（9）
还有就是魏国人尉缭，这一位则来自大梁（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这是一个经常对秦始皇骂骂咧咧的外国旅游者，居然变成了秦王嬴政的国尉，就是后来的太尉，相当于今天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居于主持全国军事工作的崇高地位。
再有一个人，也是外国籍人士，他就是赵高。这个祖籍赵国的家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恶名昭著的、真正的坏蛋。此人的不可忽视之处在于，他以极其特殊的方式，对中国历史做出过两项特殊的贡献：其一，他以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方式，为中国文化史留下了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成语，这就是——指鹿为马；其二，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帮助秦二世胡亥作恶，加速了大秦帝国的灭亡，从而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一个坏蛋如何影响国家政治变迁的可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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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引进与使用人才的机制和事例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当时秦国人将要成就一番大事业所必须具有的博大胸怀。与其他六国掌权者的鼠目寸光、鼠肚鸡肠比较起来，其高下何止以千万里计？
考察秦国发展壮大的历程，还有一个现象极其引人瞩目，就是这个国家对于精确性和标准化的追求。作为一个国家理性化、法制化管理的标志，这可能是决策高度人格化、国家管理混乱不堪的六国相当轻而易举地被秦国打垮的深层原因。
仔细考察当时其他六个国家，尽管这些国家差不多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变法自强活动，但一个共同的情况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变法进行得像秦国这样彻底，也没有一个国家变法之后像秦国这样坚定不移、持之以恒。一位我十分尊敬的智者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曾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考察历史上的胜负，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制度的胜利！”诚哉斯言。
这一点，理应在今天受到应有的关注与高度评价。
有一种说法认为：秦国的成功，极大地得益于武器的先进。
这种理论断言：秦国采用了先进的钢铁冶炼技术，锻造出的锻铁刀剑远远优于其他国家军队使用的青铜兵器。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套说辞很难得到现代考古发现的支持。
事实上，我国发掘出古代兵器的六十三个战国时代包括秦国遗址表明：铜、铁刀剑的比例为十比一，即铜刀剑为二百七十把，铁刀剑为二十七把，铜刀剑的比例大大高于铁制兵器；
同样遗憾的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些铁制刀剑是经过锻造，从而增加了硬度、韧度，并降低了脆性的。
考古发现表明，在战国晚期的金属冶炼技术中，铸造技术的大面积优先应用，远远超过了锻造技术。
考古发现的证据证明：秦国在冶金技术上没有拥有对其对手们的压倒性优势。
上述那种将一个国家对许多个国家的决定性胜利，归因于技术优势的说法，既轻佻又浅薄。它甚至都无法说明，为什么偏偏是秦国而不是别国拥有了这种技术优势；它同样无法说明，为什么秦国军队在取得胜利的同时，也曾经遭受过惨败这样一些简单的事实。
看看近三百年来日不落帝国大不列颠、日出之国日本与超级大国美利坚的崛起，再看看几乎与美国拥有同样技术能力的前苏联，我们就会明白这种说辞的要害不仅仅是愚蠢可笑，它的最糟糕之处，是模糊了人们对事物的深入认识与判断。
与此相比较，相关的另外一个事实倒是更加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秦国始终不渝地对国家法制机制的完善，和在行政、军政、财政等国家管理上对于精确性与标准化的不懈追求。
在此，我们需要回到商鞅的时代。
在商鞅所实行的一系列变法中，有一条法律极其重要。这条法律重新确定了二十个等级的帝国爵秩与等级，规定了“见功而与赏”的系统化制度。
制度规定：只有那些立有战功和为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才能够获得爵位、奖金、田宅等封赏，而且还可以做官。其官位的高低、封赏、俸禄的多少，与功劳的大小相对应。使普通平民甚至奴隶，都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获得社会的尊敬。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世袭贵族、宗室的特权地位与基础。
毫无疑问，这种制度，对于动员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同心同德地建功立业，具有极大的作用。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