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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按照历史记载，农民军首领高迎祥应该是李自成的舅舅；电视剧里，李自成对高迎祥一口一个“大哥”地叫着，而那位本来应该是舅舅的高迎祥，则语重心长地回应李自成道：兄弟，你要保重。按照我国习俗，舅舅就是舅舅，与大舅哥小舅子之间的区别不可以道里计。
还比如：农民军之所以能够从军事死地车厢峡中脱身而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诈降，并以大批金银珠宝贿赂官军首领；导致该首领轻信并心慈手软，结果，最后的收场相当悲惨。整个过程下作且残忍。电视剧则完全相反，彻底颠倒了至少在这件事情上角色双方的善恶。
比如，除魏忠贤之外，明代并没有其他宦官被称“九千岁”。在明末大太监中，王承恩大体上算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物，并最终只有他一个人陪伴崇祯皇帝吊死在今日的景山公园，史籍中很难找到此人弄权作恶的记载；而在电视剧里，这个人物却成了“九千岁”，其弄权的程度直追魏忠贤。若王承恩地下有知，其苦闷当可想见。
再比如，陈圆圆在皇宫中的一切，几乎全无历史记载上的依据。
还比如周延儒之死完全不是那回事，他有更多的取死之道；洪承畴没有那么坏，虽然他最终投降了满清；李自成没有那么好，不管他是否被冠之以“伟大”之类头衔；张献忠没有那么猥琐，而更应该用残暴名之，因为他差一点杀光了四川人；杨嗣昌没有那么磊落，若不是他忌贤妒能，皇朝可能不会那么快垮台；皇太极没有那么仁义，死在他手下的满汉人们何止千万？袁崇焕没有那么深谋远虑，否则他就不会两次越级杀死同僚并导致严重后果……显然，在上述人等的刻画上，创作者并没有脱出传统史学和“高大全”艺术思维那些已经僵死的俗套。在摆脱姚雪垠那些很难说是有益的影响的努力中，则很难说是成功的。特别是在对李自成与皇太极的表现上。
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种情形，恐怕足以令喜欢在历史真实上较劲的观众痛心疾首，并在这个意义上有理由将这部电视剧与那些俗滥的“戏说”等量齐观。按照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经典定义，现实主义作品要在细节真实的基础之上，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应用这一理论，《江山风雨情》置上述已为史家公认的历史细节真实于不顾，自然难逃讥评与诟病。
然而，让人特别不省心的是，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内，《江山风雨情》却又极为成功地营造出了一个高度真实的晚明帝国图景——
——猥琐阴暗的士大夫，下贱龌龊的帝国官场，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遍地流民，生气勃勃的满清政权及其领袖人物……电视剧中许多时空倒错、张冠李戴的人物与故事，几乎都能在晚明社会生活中找到影子；加上导演与演员虽有时失之矫揉造作、但大多还算恰如其分的表演与煽情，于是，大明王朝走向末路时的世纪末景象就这样极其逼真地再现出来了。一个不算离谱的判断是：那时，本来应该是国家栋梁、民族精英的文武百官士大夫们，其主流群体已经卑贱得远不如稍微好一点的妓女。彼情彼景，在电视剧中有了真正上佳之表现，称得上情何以堪！
对崇祯皇帝性格发展的描述，可能是电视剧最成功的一笔。崇祯皇帝有他特别令人同情的一面。这位皇帝在位十七年，几乎没有过上一天舒心的日子。他的勤于国事、严于律己，在中国历朝历代帝王中并不多见。然而，战略头脑与眼光的缺失，刚愎自用、过敏多疑、虚荣残忍、寡谋善变、器小易盈、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的综合素质，可能是导致他成为亡国之君的重要原因。在与皇太极、多尔衮、李自成、张献忠、天灾人祸和帝国官场士大夫们极端错综复杂的博弈中，这些带有重大缺陷的综合素质被日益推向极端，而终于导致了整个大明帝国的万劫不复。
就这样，太多地方历史细节失真的一部历史题材电视剧，经过创作者的艺术提炼与加工后，奇妙地完成了在更高层次上对历史的尊重与思考。尽管还没有播映完毕，但仅仅到此时，《江山风雨情》对大明帝国晚期历史画面的展现，已经是可圈可点。创作者或许是有意踢开——至少是不囿于历史细节的艺术创作功底，着实令人赞叹。假如这些不能唤起人们对帝国政治传统的永久置疑，那么需要置疑的就只能是观众的智商了。
与表现康熙、雍正、乾隆、慈禧、汉武帝等几部心灵智慧全部猥琐的帝王戏比较起来，《江山风雨情》的创作者们表现出了理性与良知。他们让人知道，除了金钱之外，创作者们还在用头脑与心灵创作，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如果不是更加、至少也是同样值得关注的；使人感受到了艺术创作的魅力，感受到了一种胸襟的雅致与温暖；使我们知道，帝王是靠不住的；从而，不再期待那些“燃烧自己温暖大地”的帝王们“再活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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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1）
——关于《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的对谈
李亚平〓刘苏里
《帝国政界往事》的意义在于：这是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出版二十二年后，大陆读书人（而非学者）写出的关于一个朝代的里程碑式作品。
刘苏里（以下简称“刘”）：与传统史学写作不同的另一种历史写作，其文本之鼻祖乃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二十余年来，在它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系列的作品，早期有张建伟五卷本的“晚清历史报告”；中间努力的人有吴思、顾宏义等；最近的范本是谭伯牛的《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和刘忆江的《袁世凯评传》，你的《帝国政界往事》（以下简称《帝国》）应算最新的了吧？
当我这样叙说时，并没有举另一个类型的文本例子，也就是演义型的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自然与传统的史学写作不同，而我更欣赏的是上述类型的历史写作，甚至可以说，只有它们才能被称为历史写作（以区别于学院派的历史研究式的著述）。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你写作《帝国》过程中，你有无一个较确定的文本样式，如果有，是如何贯彻始终的？
李亚平（以下简称“李”）：从文本的角度讨论这本书的写作，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我很乐于承认《万历十五年》对我的影响。曾经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要是没有《万历十五年》的话，你这本书就厉害了。我立即回答：要是有人认为我模仿《万历十五年》很像的话，那是我的光荣。因为对于我来说，黄仁宇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大智慧的人，而不是到处可以看到的两脚书橱，更不是骗读者口袋里钞票的文字混混。遗憾的是，这两种人在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从《帝国》出版后收到的许多来信判断，我相信许多读者和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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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读《万历十五年》是1983年，大学毕业第二年，当时我没读懂，不明白他想说什么。原因是那时被装了满脑袋教科书里的所谓历史知识。后来，过了许多年，费了极大的力气才算把脑袋里的垃圾清理出去了一部分，再装进去有用的东西，这样才算学会了如何像个正常人那样思考。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再读《万历十五年》，才算真的读懂了，感叹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懂得了历史是人的历史，而不是观念的、概念的历史，这样一个连小学生都应该懂得的基本常识。我想，这必须感谢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至今还浸泡在愚蠢的泥沼垃圾中而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就是吴思，就像我在“后记”中说的那样，我说去“报考”他的研究生，他建议我读四十本的《宋史》和二十八本的《明史》。这哪里是指导，根本就是草菅人命！于是我索性把将近三百本的《二十四史》一口气买齐了，埋头开始读。
读史的过程中发现，当代的传统史学在面对史料时太粗暴了。这已经不仅仅是治史方法的问题。如果光是方法问题，事实层面的东西还不至于被泯灭和阉割，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可是事实上，传统史学为了说明其既有的观念，对史料的歪曲与阉割真是太厉害了。这实在令人震惊。另一方面，在美国呆了近十年，回国后，看到我们国家，更具体地说是北京，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可是惟独在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传统或者说主流史学）领域，在学校课堂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这同样让人心寒齿冷。
刘：你的这个看法我不太同意。事实上，最近一两年来，史学家以及被我称为“非专业的史家”（即历史写作者），一大批人开始重新梳理历史了。但是拿一个朝代来说事，印象中你的书确是第一本。
吴思写的不仅是历史，当然也不是故事。我现在很期待他的第三本书。吴思是在解构传统的“封建社会”。他试图在大的历史脉络中创造出一个解读中国社会的概念框架。这样比较起来，你的书中是没有这样一个大的社会史学概念框架的。
那么，现在大多数史家和非专业的史家在做什么呢？找到一个切入点来展开历史叙述，比如历史上一个较小的时段，一个人物，一所大学，甚至一幢建筑物。学院派的史家如沈志华和杨奎松，在做中共与共产国际以及与苏美的关系，还有朝鲜战争的历史梳理工作。比如邓野，他就在通过梳理1944年到1946年的国共政治关系，展开其中国现代宪政一段隐秘历史的叙述。又比如说，樊树志《晚明史》这样的作品，将明中叶后发生的重大事件置于更广泛的世界历史背景中。当然，学院派的史学著作在文本上还是不易为一般知识大众阅读。而以张建伟、吴思、顾宏义、谭伯牛、刘忆江和你为代表的写作，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