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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即是当今赫赫名流范曾先生。S君也是因为同其长时间交谈之故，其画其字其文且不说，对其为人亦得不少趣闻。如某超大企业集团举行项目签约仪式之际，请范氏为国家某委员会副职高官和异邦巨商作画，范氏曰楼下购之可也，来者以五十万元巨资购毕，复上楼请其当场作画以立此存照，范氏凛然答曰吾乃画家而非表演家，纵总统有令亦不受也！平素偶尔应邀出席政要宴会，草草吃罢便坦然离席，如入无人之境。现身公共场合，每有老总和大款围前围后，欲讨字讨画而惴惴然不敢开口。围得久了，遂问彼是何人，惟望对方知趣告辞。
黄宗羲有句云：笼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张范二人，鹤也！因鹤的存在，我等得以偶闻来自天表的孤鸣逸响，重温高山流水情怀，一时把酒临风，宠辱皆忘，幸也！
席散归来，翻出《 中国海洋大学报 》，上面报道说3月28日范氏在敝校礼堂为广大师生做了题为“老庄心解”的学术报告。从中摘出范曾先生以下几句话：
2500年前的老子、2300年前的庄子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他们都不赞成人类智慧的过度发展，提出零度发展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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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的智慧是大智慧，人类的智慧只能算是小智慧。人无论做何种工作都应对宇宙怀有敬畏之心。
我对自己有24个字的定位：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每个人都要客观地看待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有正确的定位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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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大在哪里
晚饭后我喜欢散步。但不在本校，专门去兄弟院校。为什么呢？因为怕有损教师形象。你想，讲台上我可以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纵然胸无点墨，看上去也蛮像那么回事。而散步时往往背心短裤同贩夫走卒无异。走在自家校园一会儿给自己教的女孩子来一声“林老师好”，虽是半大老头也心里不大受用。何况若在花间树阴里撞见班上一男一女做零距离接触状，大家都够尴尬的。而去邻校就没这个麻烦，因为互不认识。也巧，从南到北，我所任教的大学必同另一所大学隔路相望。讲学我心虚不敢去，散步甚觉理直气壮。春季桃红柳绿，夏天合欢婆娑，秋日满树金黄……“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但不那么乐的时候偶尔也是有的。一日，刚进彼校侧门，即被门口保安员拦住，叫我出示工作证。我拿不出，他便不放：“学校有令，今天省教育局来检查，学生不许走动，外人不许进入。”往里面看，果然安安静静，空无一人。正迟疑间，但见若干辆黑色轿车斯斯然鱼贯而来，两名保安即刻挺胸收腹，举手敬礼，神情肃然，俨然缩微仪仗队。轿车们当然不予理睬，径自消失在暮色中。保安员这才放下手，示意我进去散步。我当然没了散步心绪，默默扭头折回。
既是省教育局，顶大官无非局长了。局长毕竟稀客，好好接待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用得着“坚壁清野”吗？用得着举手敬礼吗？此时此刻，较之气恼和嫉妒，我感到的更是诧异和悲哀。
时过不久，我去北京大学开一个学术研讨会暨季羡林老先生九十华诞庆贺会。听完季老关于东西文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进一步高谈阔论，听完###的贺词，听完李肇星（ 季老的学生 ）的讲话，看完敦煌飞天舞（ 同季老的东方学有关 ），我和北大一位我所敬慕的学者及其他几位同行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这位北大教授极健谈，而谈得最为绘声绘色的是北大如何“架子大”——###司局长来校，北大只由副处长接待（ “处长太忙” ），副部长来校难得见到副校长（ “副校长上课去了” ），校长找部领导时让秘书打电话（ “校长正和李政道交谈” ）……总之就是说北大基本不把“官儿”看得神乎其神，能在权力面前保持学者、学府的尊严。我听了，不由想起前不久目睹的向局长（ 或副局长 ）敬礼的滑稽场面，心想北大到底不同，北大就是北大，北大就是大。
记得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恩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而教育，最后当然聚焦于大学教育。可以说，大学之大，不取决于其校区面积之大，不取决于其师生数量之大，不取决于其设施规模之大，不取决于投资款额之大，而在于是否大气——是否具有藐视官本位意识和世俗价值观的孤高之气，是否具有引领国民人格和民族精神走向崇高的浩然之气，是否具有敢于追求真理和高擎理想火炬的凛然之气。有此气，再小亦大；无此气，再大亦小。大学之大，惟在气大而已。试想，一个在校期间看了向局长致敬表演的学生，毕业后能够向真理致敬、向学问致敬、向人民致敬吗？幸好校方来个“坚壁清野”，没让学生瞧见。这至少说明校长们毕竟不好意思，晓得这玩意儿不是大学应有的光彩表演——“知耻近乎勇”，大学还有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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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教授
日前搭出租车回家，路上司机跟我聊了起来。由天气聊到暖气，由暖气聊到采暖用煤，进而提起频发的煤矿事故。这位大约年过五十的司机显然有些激动：“这样子下去怎么得了啊！那不是别的，可是人命啊！烧暖气的煤有的可是人命换来的啊！煤矿工人太惨了！事情太不公正了！”车进校园，他转过脸很认真地说：“看来你是教授，是知识分子，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
回到家，我像往日一样走进书房，但没能像往日一样马上工作。我对着桌面沉思良久，心情很不平静。身后就是暖气片，书房像往日一样煦暖如春。
我下过煤矿，下去参观。井下，矿工们不出声，不说话，不笑，脸是黑的，四周是黑的，惟独白眼珠和偶尔闪露的牙齿格外白，头上矿灯如萤火虫。参观之间，有的地方须爬洞而过，稍不小心就会把煤渣石渣哗啦啦碰落下来，甚至落进脖领里……给我最强烈的感觉就是和死贴得太近了，简直听得见死的喘息。出井后我说的第一句话是“矿工一个月挣一万我也没意见”！第二句话是“我再也不想下去了”！都是肺腑之言。
多少年过去了。我成了教授，有了福利住房等种种城里人待遇。至于野外的矿工们一个月挣没挣到一万元，有没有类似待遇，我不太清楚，也从没把书房的暖气同矿工们的血汗以至生命联系在一起。
是的，煤矿作业未必需要我这个教授，但我这个教授一定需要煤矿。没有煤矿和矿工们的劳动，冬天就没有煦暖如春的书房，甚至因为没电而拧不亮台灯发不了传真上不了网。可是我为矿工们做了什么呢？任教二十多年来没教过一个矿工子女，大量读者来信中没有一封来自矿山……文章固然写，但没有哪一篇写到矿工，而和许多教授一样，写的是论文——为了提职称保岗位拿津贴写的据说包括自己在内平均只有4？郾5个人看的所谓学术论文。
于是我不能不质询自己：我是教授吗？我是知识分子吗？我是教授兼知识分子吗？我一时无法回答自己，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份、角色产生困惑和怀疑。
应该说，教授一是专业人士，一是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士，他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教授给学生同时进行专业领域的研究；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必须体现社会和时代的良知。也就是说他要对“太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写文章和发言。如果他对此视而不见、麻木不仁，那么他就放弃了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和使命，从而不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尤其在现阶段“效率优先，公平滞后”的发展模式下，在经济效益和人文情怀这对矛盾之间，作为知识分子更应自觉地为弱势群体诉求公正、诉求正义，更应表现出昂扬激越的人文情怀和与时俱进的社会良知。毫无疑问，良知是知识分子、更是教授的灵魂。失去良知，知识分子无非是有知识的俗物，教授无非是有教授职称的市侩而已。
所幸出租车司机们还没有舍弃我们，还期待我们“写文章把这个写一下”！魏晋文人尚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等教授岂宜一味标榜学术一味自我陶醉！古之士大夫犹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而先忧后乐，今之知识分子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脸面先乐后忧甚至只乐不忧！
或许，我身为教授又不是教授，身为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呜呼，吾谁与归！
教师头上日益黯淡的光环（1）
不知是因为迟钝还是敏感，身为教师，我忽然发现教师头上的光环黯淡了——教师好像不怎么受人尊敬了。就说搭出租车吧，聊天中司机知道我是当教师的，以前每每感叹“当教师挺不容易的，挣的都不一定有我这开车的多”！如今则往往这样感叹：“当教师挺好啊，挣的不少，有的都自己有车了”！同是感叹，但听得出，前者未必羡慕，但有些许敬意；后者明显羡慕，但敬意基本没有，为之欢欣鼓舞好像也谈不上。
如此说来，教师因挣得不多受人尊敬而挣得不少就不受人尊敬了不成？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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