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嫔缫岳矗延⌒�24次，达110万册。计算之下，16年时间里《 挪 》仅正版就印了140余万册，作为外国文学作品堪称传奇性印数。在日本国内，据《 朝日新闻 》2004年11月12日发表的统计数字，上下册加起来一共印行826万册，在村上作品中也是发行量最大的。发行量最大即意味影响最大，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是代表作。但就创作手法来说——村上说《 挪 》是百分之百的现实主义小说——又的确是个例外，因为村上再没有写过“现实主义”含量如此高的作品。
记 者：你曾表示译村上春树不只是在翻译，有一种倾诉的感觉，一连译了二十本，真的那么快乐吗？
林少华： 准确说来是译了32本，出版了29本，译完出齐应有35本左右。翻译不同于刷锅洗碗，是我比较喜欢的劳动。而像村上这样适合自己脾性和笔调的更让我喜欢。在这个世界上，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劳动的人估计不会很多，因此我感到幸运，感到快乐。反过来说，如果翻译村上让我感到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那么持续做一二十年是不可能的，毕竟不是非做不可的事。尤其抓耳挠腮之间忽然灵机一动觅得一个好词的时候，终于译完最后一页推窗望月的时候，样书寄来捧到鼻端深深吸一口墨香的时候，我切切实实感到一种由衷的快乐，也让我深信真正的快乐或幸福是钱所买不来的。
记 者：一本四万字的《 爵士乐群英谱 》比译一本十四万字的小说还花时间，翻译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骂你的“村上迷”也不少，是怎么面对的？
林少华：以前我也说过，最大的难题就是碰上怎么也查不到的西方音乐尤其爵士乐方面的乐队名、歌名和歌手名，那是我的心虚之处。而村上又特别喜欢炫耀他这方面的博学，有时气得我恨不得一巴掌把书打到地上去，这种时候当然只有痛苦没有快乐了。不用说，这方面的翻译出了不少笑话，有的读者因此“骂”我也是情有可原的，即使个别朋友“骂”得相当情绪化我也乖乖听着，从未利用媒体反唇相讥。“骂”其实也是一种关心。不过总的说来，夸我的读者好像占绝大多数。人无论多大年龄，得人夸总是开心的，借此机会对无数读者朋友拜个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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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村上多放了几克盐（3）
记 者：网上一直有林少华与赖明珠之译笔的争论，作为当事人作何感想呢？
林少华：这其实是我最不想回答的问题，毕竟赖明珠女士不在场，有背后说坏话之嫌。但回避了又显得虚伪，这么说好了：赖女士的英文比我好，我的中文比她强。上面说的我在音乐翻译方面的痛苦在赖女士那里是不存在的，因为她都可以一一巧妙地返回英文原文，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我的中文总体上较为考究，这点稍加对比就看得出来。一般说来，台湾的翻译不如大陆，这在出版界已是共识。
记 者：你说翻译的文字91？郾2％是村上春树的原汁原味，剩下的8？郾8％属于自己，村上似乎没有正面评价过你的翻译？
林少华：村上先生无论正面还是侧面都没有评价过我的翻译，因为他完全不懂中文。只是在相见时说了感谢话，说这么多年翻译他那么多书辛苦了。说起来他倒是懂英文，却也没对英译本做过评价。在广义上翻译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即一种批评。而村上的原则是对批评概不回应。只有一次例外，《 挪 》出版时有人批评太黄了，他恼怒地说“那么我倒要问问那人过的怎样的性生活”！
记 者：有一种说法是你的译笔“美化”了村上的文字，对其在内地的畅销推波助澜？
林少华：既美化了又没有美化。说美化了，是因为汉语本来就是世界上最富于装饰美的语种，而我原本又是搞中日古诗比较的，难免多用几个文言词儿。说没有美化，是因为日本文学如日本料理，以淡为主，以淡为美。问题是如果同样译得那么淡，中国人就未必觉得美了。这也好比上海菜和山东菜，上海人觉得咸淡正好的菜，山东人往往觉得淡，而要让山东人觉得正好，就要多放几克盐进去。而我为了缩短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审美距离，有时就在允许范围内调整一下，即多放几克盐。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美化，而是一种“信”，一种忠实，即审美忠实，这在文学翻译上不但是允许的，也是必需的。不过，所幸说我是美化村上文字，而不是美化日本……
记 者：作为一名教授，译名比做学问的名头响得多，学生是怎么看待你的？
林少华：的确，较之教授和学者，作为翻译家的名声更响一些，作为我个人心情比较复杂，因为在我这行当里，翻译基本是进不了主流评价体系的。而在学生眼里似乎不同，因为教授太多了，而所谓翻译家终究少见，自然产生一种新鲜感。而且学生中也有不少读者，知道翻译的分量。当然，学问——准确说来是学术——我也并非不搞。说句贴金的话吧，我去年第一次带了两个硕士生，都考上了博士，一个北大，一个天津师大，而且都是高分。当然，要我现在开始构筑自成体系的学术大厦是不大现实了，好在这方面的年轻人才比比皆是，我大可倚老卖老。
记 者：在日本一般是什么人在阅读村上？他也是一个时尚的“小资读本”吗？据说曾获诺奖的大江健三郎批评过他，文学界的看法究竟如何？
林少华：在日本读村上的也大部分是年轻人，和中国一样。不一样的是日本没人视之为“小资读本”。因为日本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属于“中流”（ 中产阶层 ），没有所谓“小资”。大江健三郎是批评过他，后来又表扬过他，说他的作品有了社会性，有了进步。如今日本文学界总的来说对村上持正面看法，甚至认为如果再有日本人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么非村上莫属。
记 者：你说过村上的作品“良莠不齐”、“不够大气”，有美国学者认为村上的作品“娱乐性十足又具有启示性”，中日之外的研究者对村上还有什么评价呢？
林少华：德国人欣赏村上作品的出奇制胜和对内心世界的发掘，认为他是“日本的卡夫卡”；英国人欣赏其中的温情、美感和迷失感；俄罗斯人甚至从中发现了“日本传统美学”。美国哈佛大学一位教授甚至出了一本研究村上的专著，名叫《 村上春树和音乐的韵律 》（ Haru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 ），认为“村上最出色的成就就是体察出了市井小民生活中的玄秘和疏离”。
我给村上多放了几克盐（4）
记 者：《 海边的卡夫卡 》和《 天黑以后 》以来，村上的思想和笔触都有了变化，作为译者，是怎么思量和应对的？闻听你有写关于村上评传的想法，在进行中吗？
林少华：其实村上的转变从十年前的《 奇鸟行状录 》就开始了，到了《 海边的卡夫卡 》和《 天黑以后 》变得更为明显，尤其思想上的变化。简而言之，开始从一个作家转变为知识分子。主要表现是开始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更尖锐地质疑日本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甚至质疑那段不少日本人讳莫如深的历史，认为日本“没有人对（ 过去 ）那架暴力机器承担内在责任，没有认真地接受过去”。可以说，村上不仅仅具有我们所认为的“小资情调”，他还是个战士。作为中国人，理应对后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评价。至于村上评传，我是有写的打算，但迟迟未能动笔，有负读者朋友的期待，真是抱歉。
（ 2006年2月 采访者刘江涛）
村上和我谈了什么（1）
2003年您去日本和村上见过一次面，是吗？能具体说说当时的情况吗？比如说由谁组织的，有哪些活动，和村上主要谈了些什么，中间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村上说过什么话给您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等等，最好能说得详细一些。
2002年10月开始我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之邀，做客东京大学从事一年学术研究。转年一月中旬见了村上。其实也没什么人组织，没什么丰富多彩的活动。约了时间，我去了他的事务所。谈话谈得很愉快。一开始他问我路上怎么样，我说东京的交通可就不像您的小说那么轻松有趣了，他笑，我也笑，气氛很快放松下来。关于谈话的内容我在不少场合都提过，概括起来主要谈了以下五点：
（ 1 ）关于创作动力。“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使灵魂获得自由。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而这大约就是我所追求的东西。”
（ 2 ）关于奇异的想像力。“想像力谁都有。难的是接近那个场所，找到门、打开、进去而又返回——我并没什么才华，只不过具有这项特别的专门技术。如果读者看我的书过程中产生共鸣，那就是说拥有和我同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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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关于孤独与沟通。“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能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人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人们总要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或者说人们总要深深挖洞，只要一直挖下去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而用围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
（ 4 ）关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读者。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何况一旦获奖就会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和‘匿名性’，非常麻烦。再说诺贝尔文学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 5 ）关于小说中流露出的对中国（ 中国人 ）的好感和中国之行。“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就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短篇《 去中国的小船 》就是根据那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