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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村上新出了一部名叫《 天黑以后 》（ After Dark ）的长篇小说，里面再次出现了中国人、中国女孩。女孩同是十九岁，同样漂亮甚至更漂亮，但不是大学生，而是由不法中国人偷运到日本被迫接客的“妓女”。另一点不同的是，小说中的中国人第一次讲起了中国话，说自己名叫“郭冬莉”。小说开始不久悲惨场景就出现了：天黑以后在情爱旅馆接客时因突然来了月经而被一个叫白川的日本人打得鼻青脸肿，衣物也被剥光抢走，赤身裸体地蜷缩在墙角吞声哭泣，床单上满是血迹。半夜在餐馆里看书的女主人公玛丽（ 她姐姐叫爱丽，从名字发音上看，同冬莉俨然姐妹 ）因为会讲中国话而被情爱旅馆女经理请来协助处理这场麻烦事。
说实话，看到这里时我心里怦怦直跳。虽说类似的事我在日本期间时有耳闻，国内怕也多少有所知晓，但出现在村上春树这样的作家笔下还是让人担心。担心此前村上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受到损坏，担心国人、尤其村上迷们读了为之失望和不快，心惊胆战地往下看情节如何发展。还好，村上很快把笔锋转到对嫖客白川恶行的抨击上来。作者通过旅馆女经理之口说道：“为了不让报警，浑身上下剥个精光，卑鄙的家伙，一文不值！”她决心以恶惩恶，很快把防范摄像机里的白川头像打印出来送给那个不法中国男人，以便由对方将白川削掉一只耳朵至少使之“戴不成眼镜”。玛丽则说从看第一眼就想和那个中国女孩成为朋友，非常非常想，“我觉得那个女孩现在彻底留在了我身上，好像成了我的一部分”。
可以说，村上在这里表现出的，较之对中国女孩遭遇的同情，莫如说更是对于超越民族的善的彰显和对白川式恶的憎恶和鞭挞，从而表现出广博的悲悯情怀和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而这在当代日本作家中是不多见的。或许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寻找与社会上通行的善恶基准和规范不同的线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 主题 ）。”（ 森达也语 ）
饶有兴味的是，《 天黑以后 》中最后以爱心使姐姐也使自己获得再生的女主人公玛丽会讲中国话。从小上的是“中国人学校”，大学是在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并且即将赴北京留学。村上二十几年前写的《 去中国的小船 》中，“我”坐在港口石阶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线上迟早会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我遥想中国都市灿然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现在，去中国的小船终于从水平线出现了，主人公即将朝中国出发了……
村上春树笔下的中国人（2）
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中国、中国人既是村上春树的一个“缘分”，又是他的一个隐喻。
“天黑以后”的善与恶（1）
如村上春树自己所说，他的小说的确常有中国人出现。如《 且听风吟 》、《 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 》、《 寻羊冒险记 》中杰氏酒吧的老板杰、《 去中国的小船 》中的中国老师、中国女孩和中国推销员，而且总的说来都属于正面形象。杰话语不多但善解人意、富有爱心，又有幽默感，“他虽说是中国人，日语却说得比我俏皮得多”（ 《 且听风吟 》 ）。因此无论“我”还是“鼠”都和他相处得很融洽，甚至不妨说是两人惟一的知心朋友，以至《 寻羊冒险记 》中的“我”把一张金额“好厉害的”支票看也没看就交给了他。《 去中国的小船 》中的中国女孩是“我”打工时碰上的十九岁的女大学生，“说长得漂亮也并非不可”，并且“干活非常热心”，“我”诚恳地向她表示“和你在一起我非常愉快……觉得你这个人非常非常地道”。对于去外面一所小学考试时偶尔见到的负责监考的中国老师，二十年后“我”还能记起他的形象和他考试前说的那句话：“抬起头，挺起胸，并怀有自豪感！”对于相隔十几年相逢的高中同学、推销百科事典的中国人，“作为我也不明白所以地觉得亲切”。前年我在东京见村上，村上特意强调这个短篇是根据小时候在神户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并且说他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期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我同中国是很有缘分的。”
2004年9月，村上新出了这部名叫《 天黑以后 》的长篇小说，里面再次出现了中国人、中国女孩。女孩同是十九岁，同样漂亮甚至更漂亮，但不是大学生，而是由不法中国人偷运到日本被迫接客的“妓女”。小说开始不久悲惨场景就出现了：天黑以后在情爱旅馆接客时因突然来了月经而被一个叫白川的日本人打得鼻青脸肿，衣物也被剥光抢走，赤身裸体地蜷缩在墙角吞声哭泣，床单上满是血迹。半夜在餐馆里独自看书的女主人公玛丽因为会讲中国话，而被旅馆女经理通过吹长号的大学生高桥找来当翻译处理这场“麻烦”，故事情节由此进一步铺展开来。
很难认为这个中国女孩的遭遇是这部小说的重心，所占篇幅也并不大，但她无疑是上下纵横、虚实交错的小说空间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点（ point ）。围绕这个点，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情爱旅馆女经理、职业拳击手出身的阿薰对白川大为愤慨：“为了不让报警，浑身上下剥个精光，卑鄙的家伙，一文不值！”为了不饶过这个“暴打无辜女孩的家伙”，她费了不少周折把防范摄像机里的白川头像用电脑打印下来送给那个中国男人，以便由中国人将白川耳朵割掉一只。玛丽则说“从看第一眼我就想和她成为朋友，非常非常想。……我觉得那个女孩现在彻底留在了我身上，好像成了我的一部分”。而高桥沉思后认为玛丽的姐姐爱丽正在另一家类似情爱旅馆的地方“遭受无谓的暴力，发出无声的呻吟，流着看不见的鲜血”。事实上爱丽也在仿佛是白川办公室那样的房间里沉睡不醒。后来醒来时但觉身体变成了空洞，“迄今为止使她成其为她的器官、感觉、血肉和记忆被某人之手熟练地剥夺一空。结果，自己变得什么也不是，彻底沦为仅仅为外部事物通过提供方便的存在”。于是，爱丽的处境和中国女孩的遭遇果真有了一条令人深思的隐喻性纽带。就这三个人态度来说，显然是“善”或类似“善”的情感的流露。这里，作者无疑肯定了“善”和“善”的力量，“善”（ 爱心 ）最后使玛丽和爱丽双双获得了解脱和再生，也可能使白川少一只耳朵“戴不成眼镜”，使中国女孩的遭遇不至于在异国夜晚完全化为零。
不过相比之下，作者的注意力似乎更在于由中国女孩遭遇这个点所折射出来的“恶”。恶的化身当然是白川，但白川的恶不同于那个骑越野摩托穿黑皮夹克留褐色马尾辫强迫同胞接客的中国男子的恶。概括起来，白川的恶或“白川式”的恶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身高、体形和发型都极为普通，在大街上走碰头也几乎留不下印象。”也就是说是个外表没有任何个性特征的普通家伙，但用阿薰的话说“普通家伙才最凶不过”。而这同爱丽房间里用半透明面具掩住面部个性特征——这也正是其“真正令人惧怵之处”——的“无面人”在实质上互为表里。第二，衣着考究，整洁利落，文质彬彬，根本看不出是嫖妓之人，“更不像野蛮殴打对方剥光衣服拿走那一类型”。第三，作为电脑技师，不仅敬业，技术上也是“头号高手”。无论多么复杂的故障也能手到病除，用他的话说，就算情况再糟糕也能“把球击进穴位”。第四，近乎怯懦的神经质、精神压力大。在便利店买苹果要在灯光下从各角度检查，反复好几次才挑出一个大体可以接受的苹果。下班前“以严峻的神情久久凝视”和检查自己映在镜子里的脸。回家后睡不着觉，“身体在诉说实实在在的疲劳，无奈脑袋里有什么东西不让他睡，有什么堵着不动，而他又无法把那个什么躲开”。第五，丝毫没有作恶意识和愧疚感。回家前他在办公室一件件取出从妓女身上剥下的衣服，脸上自始至终浮现出“这样的物件为什么会在这里呢”的神色，冷静得俨然“在发掘不远的过去的寒碜的遗迹”。
“天黑以后”的善与恶（2）
这些特征表明，白川确乎是个普普通通的公司职员，他身上的优缺点也是常人可能有的优缺点，全然看不出他会是在旅馆嫖妓、大打出手并抢走对方身上所有衣物的“卑鄙的家伙”。甚至他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卑鄙。说不定他单纯从交换价值这一角度看待自己的行为——我出了钱，作为交换，你提供性服务；而你因突然来了月经未能提供，作为交换，理应挨打，一如因为我是电脑技师所以电脑坏了该我加班维修，因为加班晚了所以该由公司出钱让我搭出租车回去，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换言之，白川式的“恶”已不再是常规形态、传统形态的恶，不再是“绝对恶”，而属于超出善恶标准的、甚至超出了恶的恶，因而有可能是现代社会中更带有普通性、更可怕的恶。
其实“恶”很早就已出现在村上笔下——此前我们注意的大多是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