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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没这么说。我不评价别人，也不关心谁犯了错，我只是分析案情而已。你可以走了，别忘了帮我查查你女儿的衣服。”
父亲头也不回地拉着他老婆走了。
麦涛马上找到刘队，请他再安排一次专案组会议。
等人都到齐了，麦涛宣布了自己的推论，也就是和父亲说起的推断。
他本以为人们会对他赞赏有加，没想到迎头先挨了队长一顿批评：“你是怎么想的？！拿走了证据也不打声招呼！咱们这里办事，讲究的是精诚合作，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麦涛觉得很委屈，他心想：我不拿，你们也没拿啊！
那个手机充电器的确没人注意到，麦涛是临走时才拿走的，只是忘了说明，倒也不是什么大错。
他感到委屈，当然不理解队长的一片苦心——枪打出头鸟，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这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犯罪心理师不是隶属FBI的。麦涛要在警察局里工作下去，那么首要的，就是要和大家搞好关系，而不是乱出风头！
这时候刘队的担心多少有些不必要了，多数人都觉得麦涛分析得不错，只是嘴上不便表示而已。
充电器马上被送去检验。麦涛取走的时候也还算小心，用塑料袋包着，因此也没有沾上他的指纹。
遗憾的是，那上面几乎没有完整的指纹。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充电器被压在枕头下面，蹭来蹭去的，没留下什么。
回到会议室里，人们产生了新的讨论：那个与女孩合作偷取钥匙的人，究竟会是谁？
一些人认为，仍不能排除户主外甥的嫌疑。不过这观点很快被否定了。女儿偷着买的手机，由于不在现场、不知道号码，所以无从查证。但外甥的通话记录很快被调了出来，几乎每一通电话都找到了出处，不可能有女孩的来电。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表明户主外甥与凶杀案有关，所以他很快被释放了。
另一些人认为，会不会是那个家庭教师呢？这似乎也不可能。因为如果家庭教师与女孩合谋的话，那么任何时间都可以放走女孩，而不是半夜里潜入房间去偷老太太的钥匙。这样做太危险了，而且毫无必要。
那么，凶手也只能落在那个与女孩交往的神秘男人身上了。然而一联系到这个男人，问题就复杂化了。他是谁？这个问题无从回答。他多大年纪？从事什么职业？也许根本没有职业，甚至还在上学，这些问题谁都搞不清楚。
麦涛也曾怀疑此人伪装成家庭教师，但细想之下，也不合理。
首先，真正的家庭教师是从早到晚待在院子里的，直到他离开为止，所以其他人很难冒充他的身份混进来；其次，就算他有这个机会混进来，也取得了老太太的信任，毕竟老年人好糊弄，但是这也和上一条推论一样，既然他白天就能得到钥匙，为什么还要晚上潜入呢？
讨论的结果是：眼下只能支持麦涛的结论，即女儿将旧钥匙给了男人，与他合谋把自己放出去。然而在潜入过程中，凶手出了错，惊动了老太太，失手杀死她，进而与女孩反目，又杀死了女孩。
作为年轻人，麦涛理应得意洋洋。可是刘队长之前劈头盖脸的批评恰似一盆冷水，虽然浇得他直打冷战，却也让他清醒了过来。
自己的推论合理，甚至接近真相了，可是这推论根本他妈的没用！
凶手足够狡猾，根本没留下关于自己的线索。就算你能知道他如何作案，却根本不能知道他的身份。
抓获他难比登天。最叫人窝火的是，你连他是谁都想不出来！
于是，年轻的麦涛第一次认识到了犯罪心理师的局限性，这个职业真他妈太可悲了！
第六章 烟消云散
1
“艾西，你知道我为什么说犯罪心理师这职业可悲吗？”
“啊？不知道。”艾西听麦涛讲述三年前的悬案，听得正过瘾，冷不丁被这么一问，顺口答道，“你说吧。”
“嗯。”麦涛招招手，酒保又添上了一杯，两人已从喝咖啡变为喝酒，并且都有些醺醺然了，“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区别，这你是知道的。”
“嗯，西方人讲究推演，而东方人讲究总结。”
“推演就是由A推导出B，然后再推导出C的过程，这种逻辑过程相对于总结法来说更为严谨。不过犯罪心理这门学科有所不同，犯罪心理很难产生合理的推演。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罪犯的头脑有时候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这已经被现代医学所证明。比如这里……”麦涛指指自己的脑袋，“杏仁核，附在海马体末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医学已经证明，杏仁核与调控情绪有密切联系。正常情况下女性杏仁核比男性要大，所以女人能控制暴力情绪，而男性控制性较差，一些罪犯则更差，这也被认为是暴力犯罪的根源。当然了，这些东西你都懂。”
“嗯嗯！”艾西打了个手势，催他赶紧往下说。
“由于犯罪心理师并非罪犯本身，不可能完全依照罪犯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事物，这就给工作带来了不准确性。譬如我刚才的分析吧——凶手与被害的女孩密谋，去老太太房中偷钥匙，被发现后失手杀死老太太，随后两人反目——这解释在多数情况下也算合情合理，但对于不同的凶手来说，其实可能的解释会有很多。谁也不敢排除纯粹夜盗杀人的可能。
“犯罪心理师的工作常常建立在对大量案件的交叉比对、总结其可能存在的联系的基础上。西方学者也是这么做的，这本身便有悖于西方人的思路。你见的案子越多，你的经验越丰富，你的判断往往就越准确。但是这同时就存在一个悖论：
“如果某一类凶手从未被你抓获，那么你永远不可能了解这类人犯罪的模式，因此你想要抓到这类人，就必须碰运气。即使你侥幸抓到他，也很可能错误地将他分到了其他类别里。
“西方社会中死刑较少，这意味着学者有大量的时间对已被抓获的犯人进行追踪研究。并且FBI这样的组织实际上由中央调控，他们也有权限插足地方的罪案调查。咱们国情有别，某一类别的案件也许成百上千件，但是我无从查证。即使我找到了，罪犯也许在好多年前就被执行死刑了。更何况大量的卷宗让人很少进行交叉研究。于是，国人搞犯罪心理研究，便不得不借助西方现有的结论，而且是善于推演法的西方人根据总结法得出的结论，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就免不了出错。
“即使判断没错，”艾西接着说，“成功地分析出凶手，也很难抓到他，对吧？”
“是的，本案正是如此。”
回忆起三年前的事情来，麦涛总是那么无奈。既然已经得出了凶手当夜的犯罪模式，警察局的调查工作也就有了明确的方向性，然而这个方向只不过是大势所趋而已。
麦涛把嫌疑人的年龄往下压了压，变成十五到三十岁。因为他觉得，与女孩密谋作出如此案件的人，思维方式应该不够成熟。警方先是排查了女孩家聘用的家庭教师，这没花多长时间，因为人家的嫌疑很快就被排除了。家庭教师是正在某名牌大学就读的学生，闲暇时间勤工俭学，四处接一些家教的工作，即使暑假也没有回家。案发当夜他回到宿舍休息，有同屋室友证明。
随后的排查工作则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凶手既然是被害人熟悉的人，鉴于班主任的说法，凶手有可能是校外游手好闲的男青年，警方不得不传讯地面上的所有混混，挨个审问。
两三个礼拜的时间，警察局里天天人满为患。如此庞大的排查行动，毫无疑问会造成巨大的舆论效果，好在被调查者多是混混，媒体也就不好意思兴风作浪。
局里到处是黄毛、蓝毛、绿毛等染着发的青年，嘴里时常骂骂咧咧的，整个警察局乌烟瘴气。
折腾了快一个月，收效甚微。
其实警方的审问方式是很明智的，“出卖朋友”——他们用的就是这样的原则。小混混被叫来了，警察并不把他当成凶手，态度也很和气，而是问他：“你是否注意到身边的人曾和这女孩交往？”不涉及自己的利益，被询问的人也就很难产生防御心理。更何况杀死老太太和小女孩绝非英雄所为，没人愿意包庇凶手。
警方利用了这样的心理暗示，也成功地得到了部分线索，不过深挖下去，线索却断了。
除了排查带来的人力消耗之外，对这么多人、这么多证据的检验，也损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物力。
时间一分一秒地拖着，愣是耗费了一个月，直到凶手再次犯案。
在这期间，有三位少女被报失踪，警方高度紧张。结果发现，三位都是离家出走。然而接下来的一宗却成为了悲剧。
8月24日下午，一位无助、绝望的母亲走进警察局，声称女儿彻夜未归。由于凶杀案的存在，警方已将报告失踪案的时效缩短至十二小时。
陪着这位母亲一同前来的，还有两个女孩以及她们的家长。
“她们昨天晚上去唱歌了。”几位家长的说法如出一辙，“八点半前后从歌厅出来，由于并不同路，失踪的女孩邱丽萍说她自己打车回家。”
另外两个女孩目送她上了车，可是半小时后再打电话，手机就关机了。女孩们没多想，以为只是手机没电了，可随后便接到了邱丽萍家长打来的电话——女儿还没有回家，众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们是千真万确看着邱邱上车的。”女孩们急得快哭出来了。
……
刘队不以为然。人们无心犯下的小错，如果引发了严重后果，他们往往会隐瞒事实。于是，他问了个很简单的问题：“邱丽萍到底是在哪个路口打的车呢？”
结果，两个女孩没串好供，说岔了。
“她到底去了哪儿？”刘队声色俱厉，稍微一吓唬，一个女孩就忍不住哭出来了：“我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她妈管她挺严的，她不会不回家啊！”
再吓唬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