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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过几次，多年以前。”当我们经过凡·克莱夫分店时，昂热拉说，“不行。我们……我的天，我们根本不合适。于是我们说，我们还可以做朋友。我们就成了朋友。我们将这样做下去。放心了吗？”
“我没有权利放心或不放心！”
“不错。但我还是想知道。”
“请您原谅，我不应该这样。”我说。
我们来到了她的车前。车里热得跟地狱似的。我旋下我这一侧的车窗。昂热拉在手套格里找到一根线，果然将那只孤寂的小熊系在了反光镜下。又有豪华车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
我望着昂热拉，看她固定小熊，说：“拉克洛斯先生告诉了我一些数字。”
“什么数字？”
“有关他和我要在此打交道的那些富人。比如说，在美国，百分之二点五的人统治着三分之二的经济。一切的一切，包括一场通货膨胀，都会让他们富起来，而其他所有人却越来越穷。”
“是啊，”昂热拉说，“这话他也对我讲过。现在它挂牢了，这只小熊。”
“您对这个不感兴趣……”
“我对它非常感兴趣，卢卡斯先生。我是个社会主义者。我猜，您也是个社会主义者。”
“当然。”我说，“如果不是傻瓜，如今的人还能是什么呢？”
“但咱们俩是有点歇斯底里的社会主义者，我的亲爱的。”昂热拉说，“比如说我吧，我靠这些‘大富豪’生活。您住在一家‘大富豪’的酒店里。咱们刚刚在一家穷人们不会进去的饭馆里吃过饭——若在从前咱们俩谁都不会进去的。我有一种感觉，您在此碰上的无限财富给您的印象有些太深刻了。”
“一点也不，您这位沙龙女社会主义分子。”我说。
“就是，就是，您这位沙龙社会主义分子。”她说，“咱们能不能达成共识？咱们乐于生活优裕，但还是想做社会主义者？”
“行。”我说。
“您要是想想这痛苦的世界，这算不算歇斯底里？”
“是的。”我说，感到左胸侧微微地疼。
我迅速地偷嚼了两粒硝酸甘油胶囊。
“您在干什么？”昂热拉马上问。
“这是一种饭后我总要服用的药。”我说。我们沿十字架路往上开去。没有一丝风。
24
昂热拉只将车开到“庄严”酒店。这里站着一位身着深蓝色制服的魁梧男人——一位泊车师傅。昂热拉下车，我也下车。那位泊车师傅名叫泽尔热。他使劲握着昂热拉的手。从交谈中我听出来，当昂热拉要在城里呆上较长时间时，她总是把她的车停在这里，停在清凉的地下车库里。两个人谈起了在卡格奈斯—苏梅尔赛马场举行的上一场赛马。我走进大厅，问有没有给我的消息。勃兰登伯格还没回电，没有什么给我的消息。
我走回室外。我把那个脏兮兮的玩具驴放在看门人那儿，他把它塞进了我的保险箱。
泽尔热正把车开下车库。
“好了，”昂热拉说，“现在出发吧，罗伯特，去购物！”
我们一直走到电影节大楼，因为节日将至，那里正在忙乎。我们从那儿拐弯，来到主要的商业街安提伯斯路。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全由昂热拉作决定。她陪我走进一家男士时装店，在这里为我挑选我需要的东西：白色、浅蓝色和深蓝色的很轻便的裤子各两条，配套的非常轻便的衬衫穿在上面，可以塞进敞开的衬衫里的围巾。我当然得一一试过。虽然有一台风扇在转，试衣间里仍很热。我穿上后走到隔帘前，昂热拉对我进行评判。她并不是一下子就对布料和颜色感到满意，花了好长时间，不过我无所谓。一股强烈的幸福感攫住了我。
昂热拉坐在一张椅子里吸烟，我总是像个模特儿似的从更衣间里钻出来。昂热拉挑选出的裤子是那么紧，我想，我穿不上它们。它们的口袋非常小。白色的合适，其它的得改。衬衫全合身。昂热拉也选了一条深蓝色带白点的衬衫。这件衬衫跟这条裤子我当场就穿上了。昂热拉给我在脖子上围了一条金黄色带蓝点的丝巾。我在更衣间的镜子里观看我自己，感到好像是站在一个陌生人对面。我觉得，我变得苗条多了，看上去更年轻了，突然也不那么热不可耐了，只有两脚还嫌热。我付钱，女售货员说，其它东西以及我的西服、我的衬衫和我的领带将送到“庄严”酒店。
昂热拉拉着我往前。在第二家店里，她为我挑了一套米色的和一套几乎是白色的西服，还配上了卡丁牌领带。这家店里也有燕尾服。售货员是个年轻的、非常热情的同性恋，昂热拉跟他非常谈得来。他把西服时装一套套地抱过来，直到昂热拉找到一套她如意的。布料非常精致、薄薄的、防皱。我买下黑裤子、白上衣和几个宽边领结，这正是眼下的时髦。我也买了配套的衬衫。当然又是昂热拉挑选的。让人把燕尾服和衬衫送到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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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去‘洛普’。”当我们又来到安提伯斯路上时，昂热拉说。这条街上汽车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单线前进。“那是戛纳最好的鞋店。”她走路迅速轻快，我很难跟上她。包装我让她开心，她非常重视，不找到她认为最适合我的决不罢休。穿着衬衫和裤子我已经觉得大变样了，那炎热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
在“洛普”店里，昂热拉为我挑选了很软的、舒适的便鞋——白色的、棕色的、黑色的和一双配燕尾服的漆皮鞋。我得穿上鞋来回走动，好看看它们是否跟脚。虽然我一直憎恨这种事，但在这里却感到其乐无穷。昂热拉又坐在那里，仔细观看，吸着烟。她吸烟很多，跟我一样。一双便鞋，那双白的，我当场就穿上了。其余所有的，包括我的旧鞋和我的袜子，都让人送到酒店。
当我们最终离开“洛普”时，我停了下来。
“什么事？”昂热拉吃惊地问，“您不舒服吗？”
“不是，”我说，“我觉得美妙极了。美妙无比，前所未有。我感觉自己变了，昂热拉，就像童话里一样变了。我感觉更年轻了，昂热拉，年轻了许多。有点飘飘然……”
“是的，”她说，“是的，罗伯特。这真好。我要的正是这个。噢！”
“什么？”
“您刚刚笑了。”昂热拉说，突然变得很严肃，“您头一回真正地笑了。”
“这是因为您。只有您，只有您能做到这一切。”
“废话。”她匆匆地说，“走吧，我现在还需要我的东西。”
我走。香港不是这样的，新加坡不是，悉尼也不是：不是这么让人开心，这么轻松，这么欣喜若狂，就像这里一样，就像在戛纳这堵塞的安提伯斯路上，在昂热拉身旁一样。我根本没意识到我走得有什么不一样，直到昂热拉有些喘不过气来地说：“慢点！您走慢一点，罗伯特。我透不过气来了！”
于是我们停下来，相视而笑，大笑了很长时间。我突然想：这就是幸福。我曾经相信我从来不知道它或者忘记了它。孩子时一只小狗曾经带给我欢乐。现在，快五十岁时，我又幸福了。因为一个陌生的女子对我表现出了人性的兴趣，人性的同情，人性的友好。下午的太阳斜斜地燃烧在安提伯斯路上。人们来去匆匆，汽车爬过，保险杆顶着保险杆。我回味我在这里遇上的一切是多么的罕见。
七
25
现在昂热拉去买颜料、画笔和绘画用品。我陪着她，陪她走进一家大超市。她在那里订购了一大批东西，明天上午送货上门。购物，尤其是买衣服，此生一直让我厌烦。跟一个女人一起去购物，就更让我觉得烦不可耐了。今天我却觉得美妙极了。我观察着昂热拉那坚定的、又总是客气地得到她真正寻找的东西的方式。她不受劝诱，准确地知道她需要什么，不管那是一种特殊的管装绿颜料还是一罐德国的俾斯麦鲱鱼。她非常喜欢吃它，令我吃惊不小。这个星期六下午商店开门到八点，许多人在购物，但是我无所谓，这些人不影响我，因为我只看见昂热拉。
后来，我还是得让她一个人去了。我不能跟着她去试衣服。昂热拉所买的一切，除了食品，都叫人送到“庄严”酒店，交给那儿的泽尔热。他似乎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安提伯斯路的商店里人人认识他。
于是，昂热拉让我独自留在夏伯德小街的街角上。我说，我要看看这儿的商店。我也这么做了，在夏伯德街上往里走了一段，走到加姆贝塔广场。加姆贝塔广场上有一家花店，它叫“花月”。我走进去，要求送三十枝红玫瑰给昂热拉·黛尔菲娅夫人。她住在……
为我服务的那个人打断我的话：“我们认识黛尔菲娅夫人。她所有的花都是从我们这儿买的。我们位置好，紧靠安提怕斯路，而且便宜。请您原谅，先生，要哪种红玫瑰？”
“巴卡拉。”
“无论如何我得给您个建议，先生。我叫皮埃尔，您就叫我皮埃尔好了。不过，在红玫瑰当中，比起‘巴卡拉’来，黛尔菲娅夫人更喜欢‘宋娅’，这点我知道！‘宋娅’更雍容华贵，存活时间更长。它是浅红色，您看，这儿。”他指着一只花瓶里的一束。
“那好吧，就‘宋娅’吧。”
“好的，先生。来张卡片吗？”
“行。您等等。我想，从现在起每个星期六同一时间，也就是下午，您送给黛尔菲娅夫人三十朵‘宋娅’。我先预付前四个星期。”
“我们非常乐意，先生。”
“您给我一张卡片吧。”
他给我一张，我坐下来写道：“谢谢一切。”我把卡片插进一个信封，粘上。我对皮埃尔说：“如果没人在家，请您把这玫瑰放在门外。”
“您可以信赖我们，先生。”
然后我又来到加姆贝塔小广场上，走回安提伯斯路。我没穿袜子，那双柔软的便鞋使我的脚无比舒适。我感到全身舒服，穿着那薄薄的衬衫，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