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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天晚上，给已分居的丈夫戴维写了一封信，除了一连串的“对不起”“我丢尽了脸面”“我不配再活在人世”外，苏珊还在信中抱怨，现在大家都转而去哀悼迈可和亚历克思，没有人再理会她心中的苦闷和挫败感，也没有人再关心她所经历的悲伤和痛楚，使她再次陷入了深深的孤独和绝望之中，觉得自己再次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云云。
被亵渎的母爱（14）
同一天，J·卡瑞·费利在康硕产业内部发布了一道禁令： 凡对媒体谈及苏珊·史密斯和汤姆·费利者，开除。 禁令就张贴在公司大厅里。J·卡瑞·费利还雇了临时保安人员把守公司大门和费利庄园。费利家的律师专门为汤姆·费利起草了一封公开信： 这场悲剧使我的心情异常沉痛。自上周以来，就苏珊·史密斯的孩子们失踪一案，我一直在与司法部门合作。我此时发表这封公开信的唯一原因是，外界流传了一些关于我与史密斯夫人关系的不实报道。 我与史密斯夫人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关系。我于10月17日写信告诉她，由于种种原因，我决定终止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并当即交给她一份信的副本。我已在本案调查的早期将这封信呈交给有关当局。信中说，我终止这一关系的原因之一是，我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承担起作为一个父亲的重大责任。 然而，这绝对不是我终止这一关系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向史密斯夫人表示过，她的两个孩子是我们关系的唯一障碍。 我对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及原因一无所知。 我将继续就本案与司法部门合作。我也和这个社区的所有人一样，为失去两个孩子而深感悲痛。我将不再就此发表任何形式的评论。 迈可和亚历克思的葬礼定于11月6日，星期天，在巴菲罗的卫理公会基督教堂举行。这是卢索家常去的教堂。孩子们的父亲戴维·史密斯不愿意用两个小棺材把兄弟俩分开，于是众亲友们为他们选购了一个白色金边的大号成人棺材。 自两个孩子的尸骨和马自达一起被打捞起来后，戴维一直要求看一看他的两个儿子，但每次都被人们以各种理由婉言谢绝了。入殓之前，戴维再次表示要最后看一眼小哥儿俩，伯父道格拉斯把他拉到一旁，轻言道：“你知道，戴维，他们在水里浸了九天。”但戴维说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决不放弃。道格拉斯和教堂的主持商量后，把戴维带到一间侧室里，指着棺材旁两个白布小包说：“他们都在这里了。”主持解释道，州立大学医学中心送来时就是这样。 葬礼的前一天，11月5日，星期六晚上，来自全美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们参加了史密斯兄弟的遗体告别仪式。虽说是向遗体告别，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们看到的只是合上盖的棺材。告别仪式一直持续到午夜以后。据戴维后来回忆说，他和他的家人们站在教堂里和前来悼念的人们依次握手达六个多小时。 星期天的葬礼之后，迈可和亚历克思的合葬棺被送往联合卫理公会基督教堂的公墓，掩埋在他们的伯父、戴维的哥哥丹尼·史密斯身边。三年前，就是在这座教堂里，戴维和苏珊举行了婚礼。孩子们的墓碑上镌刻着迈可充满稚气的话： 他是我的弟弟。我爱他。 墓碑是一位素不相识的石匠赠送的，上面镶嵌着小哥儿俩的合影。 卢索夫妇几乎完全没有时间让自己沉浸于悲痛之中，或使身心从这场悲剧中恢复过来。就在苏珊被捕的当天晚上，琳达和巴威利·卢索为苏珊聘请了科伦比亚著名律师达韦德·布卢克。时年46岁的达韦德曾就读于哈佛大学，1975年从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毕业后，云游北美大陆，遍访美国加拿大各地，最后又回到家乡。达韦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时在南卡罗来纳州，绝大多数被判死刑者皆为黑人，达韦德·布卢克认为，这些人被处以极刑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罪孽有多么深重，只是因为他们无钱聘请一个好律师。在接手苏珊·史密斯双命案之前，达韦德·布卢克办理过50多桩极刑案，只有3名委托人被判处死刑。他的不少委托人已经是死刑犯人，经达韦德据理力争，案子得以重新开庭审理，并改判为有期或无期徒刑，其中一人最后被无罪释放。达韦德·布卢克的这些赫赫业绩不光在科伦比亚，而且在整个南卡罗来纳州的都是有口皆碑的。 达韦德·布卢克特地从华盛顿州请来了女律师茱迪·克拉克做他的助手。茱迪·克拉克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极刑案专家，也是华盛顿州联邦法庭的公设辩护人。公设辩护人属政府官员，其职责是替无钱聘请律师的被告人作辩护。茱迪必须向有关部门请假并被批准后才能参加苏珊的辩护小组。在苏珊·史密斯双命案之后，1997年，茱迪·克拉克曾任轰动一时的系列爆炸案案犯泰德·卡任斯基的辩护律师。 为了支付昂贵的律师费用，卢索夫妇抵押了他们在弗侬山庄的房子，巴威利·卢索还卖掉了他的一栋办公楼。 苏珊一案的公诉人是联盟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托马斯·波普，32岁，当时南卡罗来纳州最年轻的公诉人。和苏珊一样，托马斯是在联盟镇上土生土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一名警官。托马斯·波普先在南卡罗来纳大学念完本科，又继续上了该校的法学院。在加盟检察官办公室之前，曾当了几年南卡罗来纳州警署毒品处的卧底——冒充毒品贩子。苏珊·史密斯双命案是托马斯·波普经手的第二起谋杀案。这样的阅历自然不可与两名被告方律师同日而语，但托马斯·波普的精力充沛、工作勤奋和在法庭上的口才和雄辩却是有目共睹的。 在等候审判正式开庭的八个月里，苏珊被关押在位于科伦比亚的州女子监狱，那里的狱医为她进行了例行的体格检查和心理会诊。苏珊住进了一间特殊的6乘14英尺见方的单人牢房，并被置于全天候“防自杀监控”之下。她的房间里装备有闭路摄像系统，24小时不得熄灯，每隔15分钟有专人查看。苏珊被允许带进其单人牢房的物品只有三件：一本《圣经》，一条线毯和她的眼镜。连她身上穿的都是一种特制的纸质囚服。 txt小说上传分享
被亵渎的母爱（15）
戴维对苏珊的态度一直很矛盾。当他读了苏珊的供词和她在入狱第一晚写给他的信后，戴维觉得他好像被人欺骗了，这个苏珊·史密斯绝对不是曾与他共同生活，一起生儿育女的那个女人。戴维反复地问自己，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究竟是不是魔鬼的化身？但在11月15日，当戴维接受全国广播公司专题节目《日界线》主持人凯蒂·卡尔蕊克的电视采访时，他对凯蒂说：“苏珊，她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她是一个尽职尽责，尽心尽力的母亲。两个孩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就像是我生命的全部一样。”戴维甚至还向苏珊的家人表示，如果允许的话，他愿意带着苏珊远走高飞，躲避到一个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 1994年的圣诞节前夕，苏珊带话希望戴维去女子监狱探视。他们在一起呆了一个小时，苏珊反反复复地为她的行为道歉，但当戴维问她为什么时，她却无言以对，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戴维离开监狱时，心里充满了对苏珊的同情。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戴维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苏珊和汤姆·费利的故事，他越来越相信苏珊是为了让汤姆·费利回心转意才对两个无辜的孩子下了毒手。 1995年2月，琳达和巴威利·卢索分居，巴威利搬出了他们在弗侬山庄的房子。不久，他从共和党南卡罗来纳州执行委员的位置上辞职。巴威利·卢索在辞呈中说，由于个人的原因，他不宜再干下去了。 5月，法院下达了戴维和苏珊·史密斯的正式离婚判决书。在离婚庭审期间，苏珊弃权未出庭，汤姆·费利就他与苏珊的关系到庭作证。根据离婚判决书，迈可和亚历克思的玩具和衣物等在戴维和苏珊之间一分为二。法院还将那辆1990年的酒红色马自达轿车判给了戴维，但作为公诉方的物证，这辆车一直被扣在警方手里。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的审判结束后，戴维将此车销毁。 6月，狱中的苏珊收到前继父巴威利·卢索的来信。巴威利在信中写道：“我为自己曾经对你的所作所为深感痛心和羞愧。”“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并非这场悲剧中唯一有罪的人。”信上的日期是1995年6月18日，父亲节。 被告方和公诉方分别请来了心理专家为苏珊·史密斯诊断。1995年2月至6月，以南卡罗来纳大学精神病学及法学教授赛摩尔·豪勒博士为首的被告方专家小组与苏珊进行了4次共15小时的接触，包括观察、谈话和测试等。豪勒博士的结论是，苏珊患有严重的“依赖性性格失调”：“没有自信心，觉得自己不能独立生活”，“总是需要有人陪伴，老担心某一天会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豪勒博士认为，苏珊并无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在有人关心她的时候，苏珊的心情几乎总是处于正常状态，只有在独处时才会感到压抑，而且也只是在感到压抑时才会想到自杀。豪勒博士的小组仔细研究了苏珊的家庭病史，发现其家人和近亲中有不少人或患忧郁症，或酗酒，或自杀。专家们相信，苏珊的家族有这方面的遗传。苏珊从小便多愁善感，她的依赖性和忧郁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主持本案的法官威廉·霍尔于1995年1月底颁发了“禁口令（Gag Order）”。“Gag”的原意是指放在拳击运动员或牲口嘴里的口衔或塞口器。“禁口令”即禁止公诉方、被告方和警方向公众或外界透露即将提交法庭的证据和证词。所以在苏珊·史密斯双命谋杀案正式开庭之前，尽管人们知道双方都聘请了心理专家，但没有人清楚诊断的具体内容。不过这并不妨碍其他司法界人士和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