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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便士的“克里夫”太妃糖撑不了一辈子，等它吃完了，我还得想到回家，去见一下那个母亲，是她让父亲把“兴奋”塞进她的身体里，使我用了一半的时间就出生了，长成了一个杂种。要是她对她那条红色长裙或者别的什么说一个字，我就把我知道的“兴奋”事件向她抖搂出来，她准保会大吃一惊。
星期六的早上，我和利默里克红心队员碰了头，然后在路上逛悠，想找个足球队比比赛。男孩们还在抱怨那块红裙布不像是红心，比利对他们说，要是他们不想踢足球，就回家去玩妹妹的娃娃去。
巴里纳库拉的空地上有几个男孩子在踢足球，比利向他们发起挑战。他们有八个人，而我们只有七个人。不过我们不在乎，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是独眼龙。比利对我们说，打他看不见的那一边。还有，他说，我们的弗兰基。迈考特差不多是个瞎子，两只眼都不好，这更糟。他们都穿着蓝白相间的运动衣、白短裤和正规的足球鞋，其中一个家伙说我们看上去像帮杂牌军，小马拉奇听了想跟他们打架，被死活拦住了。我们同意只踢半个小时，因为巴里纳库拉的这帮男孩子说他们得吃午餐。午餐？全世界的人中午吃的都是正餐，他们吃的却只是午餐。要是半个小时内双方都没得分，就算平局。我们踢来踢去，这时，比利拿到球，快速前进，在边线上左躲右闪，让人眼花缭乱，没人能追上他。结果，球进了，我们得了一分。半个小时差不多要到了，这帮男孩子想加赛半个小时，扳回一局。这时，球过了边界，该我们发球。比利站在边线上，把球举过头顶。他假装看着小马拉奇，却把球扔给我。球向我奔来，我顿时忘掉了世上的一切，眼里只剩下球了。球直奔我的脚下，我只是向左一转，飞起一脚，就直射入门。我的大脑里顿时一片空白，感觉像是上了天堂，飘飘欲仙，利默里克红心队的队员们拍着我的后背，对我说，好球，弗兰基。你也是，比利。
我们沿着奥康纳大街走回去，一路上，我想着来到我脚下的那一球，那一定是上帝或圣母玛利亚送来的，他们是从不会给一个没用一半的时间就出生、注定要遭殃的人赐福的。我知道，这一生我都不会忘记比利。坎贝尔传来的那一球，那一个进球。
妈妈在巷子里碰见布瑞迪。汉农和她的母亲，她们说起汉农先生那可怜的腿。可怜的约翰啊，每天在码头路用那么大的平板车为煤商们送一天的煤和泥炭，晚上还要骑车回家，真够要命的。他要从早上八点干到晚上五点半，而早上八点前就得把马喂好，晚上五点半后又得把它安顿好。他整天车上车下地奔忙，搬运一袋袋的煤和泥炭，根本不可能固定腿上的绷带、保持伤口干净。他回到家时，绷带总是粘在腿上，只能撕下来。她用温水和肥皂为他清洗伤口，抹上药膏，再用干净的绷带包扎起来。他们没钱天天买新绷带，她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洗旧绷带，洗得都发乌了。
妈妈说汉农先生应该去看看医生，汉农太太说：当然啦，他看过不知有多少次了，医生说他得让两条腿闲着。就这么多，让两条腿闲着。他怎么能让两条腿闲着呢？他得工作，他不工作，我们吃什么呀？
妈妈说也许布瑞迪可以找些活儿干，布瑞迪不高兴了：你不知道我肺不好吗，安琪拉？你不知道我有风湿热，随时都会死吗？我得多加小心才行。
妈妈经常说起布瑞迪和她的风湿热、肺功能衰弱。她说：这人能整天坐在这里抱怨她的病，可这些病却没影响她没完没了地抽“忍冬”。
妈妈对布瑞迪说，她的肺不好，她很同情，但她父亲的痛苦也很可怕。汉农太太对母亲说，约翰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了，迈考特太太，要是让你的孩子弗兰基每周跟他的车，干上几个小时，帮他搬搬煤袋，你觉得怎么样？虽说我们出不起多少钱，可弗兰基还是可以挣上
一两个先令的，约翰也可以歇歇那两条可怜的腿。
妈妈说：我不知道，他只有十一岁，还得过伤寒病，煤灰对他的眼睛也不大好。
布瑞迪说：他可以待在户外，对眼睛不好或得过伤寒的人来说，没什么比新鲜空气更好了，不对吗，弗兰基？
对，布瑞迪。
我巴不得跟汉农先生坐在那辆大平板车上到处走呢，就像一个真正的工人一样。要是我很在行的话，说不定他们会让我停学。可是妈妈说：他可以去干，只要不影响上学就行，就让他从星期六上午开始干吧。
我现在成了一个真正的大老爷们，星期六一大早，我就生了火，为自己烧好茶，煎好面包，在门边等着隔壁的汉农先生骑自行车出来。我闻到从窗户飘出来的腌肉和煎蛋的诱人香味，妈妈说汉农先生吃的都是最好的东西，因为汉农太太还像新婚时那样迷恋他，他们就像美国电影里的一对情人。他推着自行车走过来，嘴里叼着烟斗，叫我爬上自行车的横梁，我们向我作为大老爷们的第一份工作进发了。他骑着自行车，脑袋在我上方，那烟斗的味道很好闻。他的衣服上还有股煤味，让我直打喷嚏。
男人们或步行或骑车，向码头路的煤场、兰克面粉厂和利默里克汽船公司进发。汉农先生拿掉他的烟斗，对我说，这是最好的一个上午，星期六，只干半天。我们八点开始，午祷钟敲响十二点便收工。
我们先把马伺候好，给它刷刷毛，在木槽里添上燕麦，桶里盛上水。汉农先生教我怎样给马套上马具，然后让我把马赶到平板车的车辕里。他说：老天，弗兰基，你真有天分。
这让我非常开心，我真想就这样爬上爬下，赶车为生了。
有两个人往那些袋子里装满煤和泥炭，然后放到一个大铁秤上称重，每个袋子有一百磅重。汉农先生去办公室领送煤券时，他们把煤袋摞到平板车上。装袋的人干得很快，轮到我们送煤了，汉农先生坐上平板车的左侧，轻轻挥了一下鞭子，示意我去右侧坐。爬上平板车可不容易，它实在太高了，还堆满煤袋。我想从车轮爬上去。汉农先生说我不可以那样干，一旦把马套进车辕，就千万别把手或腿靠近车轮。马可能会突然来了兴致，想散散步，那样你的腿或胳膊就会卷进车轮里，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和身体分家。他冲那马吆喝：驾，马晃了晃头，马具扯得嘎嘎响。汉农先生笑了。这匹傻马勤快，他说，几个小时都不会停下来扯扯马具。
下雨了，我们把旧煤袋披在身上。汉农先生倒咬着烟斗，免得淋湿烟草。他说雨会让所有的东西都变沉，但抱怨又有什么用，你怎么不去抱怨一下非洲的太阳？
我们穿过萨斯菲德桥，去恩尼斯路和北环路送煤。这里住的都是有钱人，但汉农先生说，他们从口袋里掏小费是很不爽快的。
我们有十六袋煤要送，汉农先生说我们今天挺幸运，因为有些人家要了不止一袋，他可以不用车上车下地爬，摧残他那两条腿了。我们把车停下，他跳下车，我把煤袋拖到边上，放在他的肩膀上。有些人家门口有空地，你可以把车上的板门一拉，直接把煤袋倒空，这很方便。有一些人家有很长的后院，汉农先生只好忍受着双腿的疼痛，把煤袋从车上扛到后门前的小棚子。啊，老天，弗兰基，啊，老天，这就是他惟一的抱怨了。他爬回车上，让我拉他一把。他说要是有辆手推车就好了，可以用它把煤袋从车上运到人家里，那可就有福了，但一辆手推车得花掉他两周的薪水，谁买得起呢？
煤送完了，太阳出来了，平板车也空了，马都知道它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坐在平板车上向前看，马一颠一颠地走过恩尼斯路、香农河桥，来到码头路。汉农先生说送了十六袋一百磅重的煤和泥炭的人，应该喝上一杯啤酒，给他帮忙的小男孩也该来一瓶柠檬水。他告诉我应该去上学，不要像他那样拖着两条烂腿，没完没了地出体力。要上学，弗兰基，离开利默里克和爱尔兰。这场战争总有一天要打完的，你可以去美国、澳大利亚或随便哪个大国家，看看一望无际的景象。世界是广阔的，你可以进行一番伟大的冒险。若不是这两条腿，我就跟其他的爱尔兰人一样，跟你父亲一样，去英国的工厂赚大钱了。不，不能跟你父亲一样。我听说他把你们弄得走投无路了，嗯？我不明白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怎么会撇下妻子和孩子一走了之，让他们在利默里克的冬天饥寒交迫？上学，弗兰基，上学。读书，读书，读书，趁你的腿还没有烂，大脑还没有完全崩溃，赶快离开利默里克。
马在路上“嗒嗒”地走着，我们到了煤场，喂它吃了草喝了水，给它刷了刷毛。汉农先生一直在跟它说话，称它为“我的老草王”。这匹马打着响鼻，在汉农先生的胸前蹭来蹭去。我很想把这匹马带回家，让它待在楼下，我们住在楼上的意大利。不过，就算我能把它弄到屋里，母亲也会冲我大嚷：这个家里最最需要的不是一匹马。
从码头路回来的街道太陡了，汉农先生带着我没法骑车，我们便下车走路。他的腿一直在疼，费了很长时间才到亨利街。他一会儿靠在自行车上，一会儿在人家屋外的台阶上坐坐，咬着烟斗玩。
我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这一天工作的报酬，要是我拿着汉农先生给我的一先令，或是别的什么东西进家的话，妈妈可能会让我去利瑞克电影院看场电影。现在已经走到南方酒吧
的门口，他叫我进去，说不是答应了让我来一瓶柠檬水吗。
帕姨父正在酒吧里坐着，浑身上下跟平时一样黑。他旁边坐着比尔。盖文，浑身上下跟平时一样白，大口喝着黑啤酒。汉农先生招呼说：你好吗？说着，在比尔。盖文的旁边坐下。酒吧里的人哈哈大笑起来。老天啊，酒吧伙计说，瞧瞧那儿，两个煤球跟一个雪球。酒吧里各个角落的人都拥过来，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