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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口号按阿东的解释就是：如果你愿意相信，没有发生的事也真正发生了；反之，如果你不愿意相信，真正发生了的事也没有发生。
真正荒唐的不是事情的不合理，而是你总是想不到。那些天，美国社会上一连串事让阿东深深地感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秩序可言，也没有什么理由可言，可它恰恰又秩序井然，而且都在依法办事。”
比方：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成员挪用公款二千元去赌博，结果被解雇。但他却联邦调查局上告法庭，理由是，他“对赌博控制不了”，该当伤残处理，而伤残者是受联邦法律保护的。
法庭竟然支持他，判他获胜而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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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某学校一名职员，上班老是迟到，被校方开除。他竟然状告以前的雇主，理由是他是“长期迟到征候群”的受害者，法庭也支持他。
更可笑的事件则是：在麻州，一个窃贼从停车场偷走一辆车，在逃去时撞车身亡。他的家属控告停车场，现由是，他们的“防盗设备不全”，导致车毁人亡。结果这个家属也从停车场得到了一笔可观的赔偿金。
正是在这样一种没有是非、没有标准、“怎么着都行”的自由社会里，阿东凌乱的思绪渐渐得到一整合，他认为自己去了维也纳，并在那里与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妓女实习生”有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性生活。慢慢地，阿东变得坚定、从容，他继续读书，读研究生，读博士，打工，再打工。积极参加当地人举行的各类“个性活动”。他也开始看黄色录相，并与真正的妓女进行“实战演习”。
阿东突然发现，生活原来是这么简单，这么真实而轻松！
有一次，阿东在一位当地朋友家参加晚会，到了更阑兴尽的时候，竟然发现其中一位朋友的太太，搂着另一男子狂吻，而她的丈夫有旁边熟视无睹。
事实上，这对夫妇非常恩爱，结婚十多年了没有闹过离婚。
后来从别人那里得知，那天主持晚会的朋友，原来是北伊州大学“性派对协会”的主持人，而狂吻别人的女子及其丈夫，都是该会的会员。
怪不得那天晚上，阿东总感觉到那里的人“有点怪怪的”，如果不是互相介绍了，他真分不清谁与谁是夫妻。
因为当晚有事，阿东离开得早，不知道接下来他们就在搞“性派对”活动了。
而据说，这种“性派对”活动在美国已属司空见惯，所有大城市都有机构主持其事。
有性心理学家频频在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交换配偶”可以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有助于稳定家庭，使夫妻关系常日常新。
尽管阿东已慢慢习惯了美国光怪陆离的社会——“怎么着都行”，但碰上交换夫妻这样的“性派对”活动，他的思想还是有些“转不弯”来，觉得有些“别扭”。
不久，芝加哥大学东亚系从中国大陆请来一名专事女性研究的专家来讲学，阿东听了他的一次讲座。
这位学者说，最近读到高尔基的一篇回忆文章，说有一回，高尔基跟几个文坛朋友在一起谈女人，托尔斯泰突然说，“等我一只脚踏进坟墓时，再说出关于女人的真话，说完立即跳到棺材里，砰的一声盖上。来捉我吧。”紧接着，这位学者又举了另一个例子：一个德国人想编一本名家谈婚姻的书，向肖伯纳约稿，肖伯纳回信说，“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时，没有能老实说出他对婚姻的意见的。”
这个学者在分析这两个事例时指出：一个要在自己临终前说，一个要在太太去世后说，可见说出的都不是什么好话了。
不过，其间又有区别。
自己临终前说，说出的多半是得罪一切女性的冒天下大不韪的话。
太太去世后，说出的必定是不利于太太的非礼的话。
有趣的是，托尔斯泰年轻时极为放荡，一个放荡的男人不能让天下女子知道他对女人的真实想法；肖伯纳一生恪守规矩，一个规矩的丈夫不能让太太知道他对婚姻的真实看法。
最后，这个中国学者向听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男人要对女性保持有美好的感想，他的生活是否应该在放荡与规矩之间——既不能太放荡，也不该太规矩呢？
更为重要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这两者调节起来的吗？听到这里，阿东脑海里突然一亮：“性派对”就是这种“中庸之道”的最好办法啊。他觉得自己不但理解了北伊州大学的“性派对”活动，而且感到自己已经参与了这类活动。他认为维也纳的艳遇就是一次变相的“性派对”，只不过“派对的人”只有他和那个“妓女实习生”——两个人都既不放荡，也不太规矩，并且彼此都保持了美好的回忆。
“生活，抖落了身上的一层鳞甲，你会感觉特别轻松。”有一次，阿东到加州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周山岭时，感慨万千地说：“我们原来也可以这样子生活！”
第二章 狐狸的尖叫屈乡楠文件夹
一种全新的生活在我面前展开。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这项挑战，但我愿意尽力一试。
这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自称为“遮阳部落”，倒是很符合他们的性格特征。
这些天，我们白天四处玩。晚上就到钟国军家中搞“性派对”，日子过得特别丰富多彩。
由于我没有女人，每次都有一个人“放空档”。奇怪的是，这几天，我倒是没放过一回“空档”，跟谢双依、桂妞、温尼都有着激动人心的收获。
我敢说，我跟妻子做爱时，从来没有如此感觉，如此的兴奋！
是否，跟妻子在一起时，义务的东西将人性的东西压抑住了呢？而“性派对”活动，根本不用考虑这一切。
真是轻松极了。
说真的，最初我也是内疚万分，但现在慢慢好像也习惯了。
我与他们很快混得厮熟。
他们对我也无话不谈。
今天上午，阿东给我看一份当地华人报纸，上面有一则消息，讲的是深圳爱滋病的情况。我将它抄在这里，也许日后用得着——本报讯 深圳自一九九二年发现首宗爱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迄今已发现爱滋病人数十宗，其中多人已经死亡。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深圳累计发现的HIV病毒感染者有二百多人，但该市的医疗卫生界人士认为，目前检出的感染者仅是冰山一角，估计没有被发现的爱滋病患者多达数千人，他们混杂在各类人群之中，成为爱滋病主要传播源。
阿东给我看这则消息时，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在他看来，“性派对”至少可以杜绝这种可怕的病患。
我对阿东略带传奇色彩的经历很感兴趣。他告诉我的这一切对我了解他们这个群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许将来的某天，我可以将他们隐秘的生活写出来？
阿东不是给了我鼓励的暗示吗？
第三章 爱情杀手租赁家庭：机场上的红玫瑰
温尼去上海虹桥机场去接阿东的时候，是带着已经读初二的儿子贝贝去的。
那一天是寒假中的第一个星期天，阳光很好。
这也是温尼离婚后第一次去上海。
上海有她的记忆，有她的痛。
温尼真的不愿意去上海，她害怕陷入那些旧岁时光的忧伤回忆。
可表妹桂妞说，“你无论如何得帮我这个忙。”
因为“这个忙”一般的人还真帮不了——这个三十多岁的怪怪的男人在美国读了博士，现在又在香港某证券所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居然没有结婚，而回国探亲还要来“租赁一个妻子和一个孩子！”
换言之就是“租赁一个家！”
娃妞没有对这个男人的情况说得更多，只是说他头上有一块光疤，个子高高的，叫什么“阿东”来着。
桂妞请温尼去机场接他时，只要在胸前别一支小小的红玫瑰就行了。
“阿东会主动向你走来的！”这是桂妞反复交待过的。
这种神秘的接头方式真像白色恐怖时期的“地下工作者”。温尼觉得有些刺激，就勉强答应了。
由于路上堵车，温尼到达虹桥机场时，飞机早已着陆了。她拉着贝贝急急地跑到出站口，然而，那里几乎没什么人了。问了一个值班服务员，回答说，“香港来的飞机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所有的旅客早就出了机场。”
温尼一听，暗暗叫苦。她没想到飞机还有提前到达的。她原想，即使迟到一点，因为出站要办各种手续，等她到时，也不至于人去楼空。现在好了，人都出去了。哪里有什么头上有块光疤的“阿东”？要是没接到人，白跑一趟，那可就真是惨了。从浙江湖洲到上海，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啊。路途虽不远，可心路远啊。
温尼不停地注视着机场四周的人流，并将别在衣领上的小小玫瑰干脆插到头发上。这样更加显目，却也有些滑稽。
贝贝不停地说，“妈妈，怎么没见着叔叔呀？”
温尼心里急，就没好气地对孩子说，“你嚷什么，妈妈不正在找叔叔吗？”
“你好，温尼；你好，贝贝！”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身后突然响起。
温尼回头一看，正是头上有光疤的高个子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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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东将温尼头上的红玫瑰拿到鼻孔下嗅了嗅，然后又很自然地将温尼和贝贝拥抱在一起，脸上露出那种很家庭化的男人的微笑。
旁边有人“咔嚓”接连拍了几张照片。温尼发现了，正要制止那人。阿东说，“没事。是我要他帮我照的。我付了钱的。”
在出租车上，阿东告诉温尼，打从他出国十多年来，这是他第二次回老家看望年老的父母，也是他在香港工作以来的第一次回国。父母总是担心他是否成亲，有没有孩子。他总是告诉他们，有了，一切都有了——老婆、孩子、家庭等，样样不缺。
阿东说，他不想让两个老人家担心。可上次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