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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谋杀（4）
说到此处，我决定让莫蒂见识一点该案中我为奥沙利文辩护的详情。我想让他知道我们当时面对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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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检察官小心翼翼地让那个年仅7岁的幼小受害人，回忆了她与侵犯者的初次相遇，以使得她对罪犯的辨认准确无误。
“‘你在等候电梯时，门厅里开灯了吗？’
“‘是的。’
“‘灯亮不亮？’这个检察官明白这是个不适当的对答案有诱导性的提问，但他也明白由于孩子的年龄以及她所承受的压力，假如我提出反对的话法官不会做出有利于我的裁定。这无关紧要，因为我根本不打算反对，我认为那将使孩子受到惊吓，从而给陪审团造成负面影响。
“孩子答道：‘很亮。’
“‘你独自一个人？’
“‘是的，’她轻声答道，然后又像耳语般加了句，‘只几分钟。’此时法官探身对她热切地说：‘小宝贝，你得说响亮些，这样陪审员才听得见。’年幼的受害者便指了指弗兰克，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然后他来了。’
“说到此时她的脸颊上流下了泪水，当她回想那丑恶的一刻时不禁战栗起来。我向陪审席瞥了一眼，看见了陪审员们的反应，有的悲伤，有的愤怒，有的露出嫌恶的神色。
“助理检察官证实了电梯里的照明十分充足，且反复询问孩子在被诱拐以及受折磨的过程中她是朝哪儿看的，从而引出了她关于在机房遭到侵犯的证词，并向陪审员清楚地表明，她有充分的机会来指认侵犯者。”就在此刻，即在我回忆小女孩的证词时，我留神起莫蒂的反应来。
“‘当你被强迫跪下时发生了什么事？’起诉人继续问道。
“当孩子讲到侵犯者拉下裤子拉链时，她的抽泣失去了控制……”
我描述完这其中的淫邪和野蛮后，我看了看莫蒂，发现他的脸气得发白。
“你怎么能为这头猪辩护？”
“可是莫蒂，”我说，“这人是无辜的。”
我叙述完了她的证词，其间她回忆道，那侵犯者最后对她说：“数到50，不然……”他亮出枪顶在她脑袋上，以强调不服从的后果。接着他出了门，很快下了金属楼梯。
“弗兰克出庭了六次，在每个案子里都有一位经验丰富、技巧娴熟的律师代为辩护。每次他都遭受到全套指控，包括绑架、袭击未遂以及幼奸。到了我代表他出庭时，受理上诉的部门已撤销了前两项罪责，并驳回了指控，引证的理由是目击者指认普遍缺乏可靠性，尤其在这两宗案子里。在我参与的这次审判中，侵犯者的面部汗毛的颜色与长度都有很大差异，不仅如此，他还被描述为长有漆黑的鬓角和漆黑而浓重的山羊胡。弗兰克的鬓角像他毛发的其余部分一样是金黄的，他被捕时的照片上还有细绒毛状的金黄色山羊胡。警察得到的关于罪犯身高和体重的描述也存在很大问题。根据受害者的说法，侵害她的人比弗兰克重40磅，而且至少高出6英寸。”不过这在人们眼里看来都无关紧要，对现在的莫蒂也是如此，于是弗兰克？奥沙利文再次被控告。
“那时奥沙利文已失去工作，自第一次遭到起诉后就被解雇了，虽然他一直在求助FBI的仲裁。局里为他做的行政复议随着接踵而来的第二次控诉而变得毫无意义。当然在第二次控诉被驳回后他的行政上诉得到复议，可是第三次诉讼又使之停顿下来。最后他维系了10年的婚姻以离婚告终，他失去了对9岁女儿的监护权。他的妻子罗斯玛丽在第三次审判时还跟他同甘共苦，但接下来她称自己已不能肯定他的清白，并为他们的女儿感到担忧。此时弗兰克的健康每况愈下，而且还在努力克服抑郁症，他说他已逆来顺受惯了，也完全理解罗斯玛丽的决定。
“几个月后第三次控诉撤销，案子被驳回，但是地区检察官仍初衷不改，继续起诉。弗兰克又被审判和控诉了三回，每个案子又都被撤销和驳回，理由是受理上诉的法庭的结论认为目击指证存在缺陷。不过真正向地区检察官传递了明确信号的，是关于这起‘人民对奥沙利文之案’的第六次撤销和驳回，其中在毫无异议的情况下，主持法官R。赫伯特？戴扬以雄辩但直截了当的语言写道：‘对于本州的法庭而言，再也没有比毫无任何其他支撑的目击证词更令人不安的证据了。虽则本法庭并非完全拒斥该证词，但每一位希望做事公正的起诉人在仔细斟酌该证据时，都应该充分认识到其潜在的不良和不公正的后果。’戴扬接着又补充道，‘在金斯县地区检察官更完整地理解其职责不仅在于控诉还在于公正执法之前，本法庭还得依据奥沙利文案的事实撤销多少次起诉？’奥沙利文无须第七次出庭受审了。”
三重谋杀（5）
莫蒂开始理解弗兰克的困境，不再做出情绪化的反应，他问道：“那么他后来怎样？”
“他重新归队并拿到了欠薪，”我回答，“但几年前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的状态仍然很差，还在尽力挽回他的婚姻。几个月后我把电话打到他重新分配工作后在圣路易斯的办公室，他告诉我还是难以让罗斯玛丽回心转意。”
我们都意识到谈论奥沙利文的荒唐遭遇占用了大部分午餐时间，再谈腐败问题已没有多少工夫了。这时年近七旬的莫蒂道：“顺便说一句，小伙子，警务腐败问题是永远谈不完的。他们什么招数都试过，但都没用。”我笑着耸了耸肩。
我们吃了鲜美的法兰西小牛肉和浸大蒜及橄榄油的通心粉，然后省掉甜点，改而要了些浓咖啡和少许茴香酒。莫蒂突然站起来说：“吧台那儿有几个人想见见你。”
“谁？”我警惕地问。都是些不错的家伙，几个庭审记者，一个诉讼人，一个辩护律师。“你大都认识，而且，”他向我保证，“不记录在案。”
这是个周五的下午，度假的日子，法庭日程也停顿了，当我们走进吧台区时，我认出了房间另一头靠门口的博比？卡闵斯基，一位谋杀案诉讼律师。他正和卡洛斯？里维拉说着什么，后者是辩护律师的好手，已干了15个年头了。里维拉早先在纽约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10年。他刚刚被推荐到州最高法院，而且在民主党的支持下，确保了在11月的选举后有长达14年的任期。他和卡闵斯基正在庆祝呢。
里维拉和卡闵斯基过从甚密，情同手足。卡洛斯？里维拉有着5英尺8英寸的结实身材，厚厚的胸脯小心地掩藏在剪裁讲究的巴罗尼西服里。他喜欢戴那种阔边浅顶软呢帽和穿深灰色斜纹软呢带天鹅绒领子的大衣。他总是用唾沫将黑色意大利皮鞋擦得锃亮，那是在海军陆战队时养成的习惯。他言辞强硬，时而夹杂着泼辣粗俗的语句，那是在埃尔巴里奥——哈莱姆的西班牙语区成长时学会并保留至今的。他的头发乌黑发亮，且总是向后梳得十分齐整。作为资深谋杀案起诉人，他受上级委任对博比？卡闵斯基进行培训，由此开始了两人的友谊。博比？卡闵斯基身高6英尺5英寸，体重整两百磅，每日清晨5点开始的强化训练使得他魁梧结实。他长着浓密的淡黄棕色波浪发，而且作为一个45岁的单身汉，他可是一点不乏爱慕者。卡闵斯基和里维拉在福里尼餐馆似乎总是形影不离，要么在餐区，要么在吧台。他们都喝得不多，而是更喜欢吧台上推杯换盏的氛围，多数时候只是小口喝着健怡可乐或偶尔要些啤酒。他们各自的形象能使年纪稍长的顾客想起连环漫画里的人物马特和杰夫。
站在他们之间的是三个记者：《纽约每日新闻》的西德？李昂斯，他无时无刻不在抽着雪茄；《今日新闻》的吉米？菲斯，是个矮胖爱嚷嚷的家伙；还有《纽约邮报》的巴尼？戈尔登，他穿着方格子外套。三位都是能喝善饮之辈。我在法院里见过他们，但从未交谈过。我知道卡闵斯基和里维拉都是一流的庭审律师。要旁听他们的辩论那可是一票难求。他们一上场便将兄弟情谊抛在法庭外边，激烈的唇枪舌剑一直持续到陪审团宣判为止。
莫蒂飞快地向众人介绍了我，着重于我的职位而不是名字。《今日新闻》的菲斯几乎没有分神注意我一下，而是第一个继续自顾自地说起来：“假如国家不破产，你唯一能从这份该死的饭碗里得到保证的就是每两周一张的支票，因为对于警察腐败，甚至是法官腐败问题，你他妈的再也没辙了！这是体制！”当我问菲斯为何如此肯定时，西德？李昂斯粗暴地打断我说：“真见鬼，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你是凭什么混上州反腐特别公诉人的？”为强调他的嘲讽，他一字一顿地念着我的头衔。卡闵斯基打断他们说：“咳，让人家喘口气吧，他什么都没说呢。”此时里维拉和《邮报》的戈尔登争着扯开嗓门插进话来。“博比，跟小伙子说说马尔维吧。”戈尔登说。“告诉他，”卡洛斯？里维拉说，“那鸟‘蓝墙’是怎么毁了一个好端端的警察的。”戈尔登接着道：“你瞧，所有干警察的都知道马尔维的事，尽管他们大多是诚实、卖力的童子军，可因为马尔维，也因为警察局对其他警察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个诚实的警察会愿意帮助你消除警务腐败。”“还有，”莫蒂补充道，“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只会是这个岗位上的又一个失败者，这份活儿早就该在多年前废除了。不过眼下，还是听从吉米？菲斯的忠告吧。放松心情，享用工资。”对这种玩世不恭我并不感到特别意外和新鲜。可我想听听马尔维的事儿。
他们在那天下午告诉我的情况着实令我震惊，而数年之后马尔维外甥的遭遇更让人忍无可忍。这位青年警察史蒂文？罗伯特？霍尔特及其舅舅罗伯特？马尔维警官的故事是个令人痛心疾首的例子，说明纽约警局那“沉默的蓝墙”是如何生成的，且为何要将其摧毁以终结纽约警察腐败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