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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玲姐有很久没有下过围棋了。最后一次下棋，是在怀柔山中的湖边。她白衣胜雪，坐在湖边一棵大槐树下。在她旁边，一只野鸭子从水里爬上来，摇摇晃晃走进草丛中，一趴下就睡着了。湖边很静谧，几乎能听见野鸭子的心跳。
我摸出一枚棋子抚弄着，一边回想着玲姐那天下棋的样子，一边随手把棋子敲在棋盘上。棋盘上落下十几颗棋子后，我才发现这正是我跟玲姐那天下的一局。那天我没有让子，且执黑先行。布局是从天元开始的。也许应该说，一种情爱语言是从宇宙深处开始的。她紧紧跟随着我，对天元的棋子飞挂了一手，像轻轻拉起了我的一只手。舞蹈就这样从棋盘的中心开始了。双方基本上放弃了争城夺地的胜负心，思考着怎么在黑白棋形的变化中保持住微妙的平衡。默契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了，共同目标是终局和棋，谁也不战胜谁。从棋理上来说，这一盘几乎是“反围棋”。一方有了失误，另一方就绞尽脑汁把对方失误的那一手变成妙手。一方有了妙手，另一方就想出相应的妙手让对方的妙手更光彩夺目。风起，金黄细碎的槐花缓缓落在身上，落在棋盘上。我和玲姐不时伸手把槐花从棋盘上拈出来。喜悦在湖光中缓缓流淌。我相信，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和玲姐，以前不曾有、将来也不会有人像我们这样下围棋。
我一点一点回忆着后来的每一步，越到后来越困难。有时候要想好几分钟，才能往棋盘上落下一颗棋子。玲姐微笑着望着我，眼眶有些湿润。见我复盘艰难，她托着腮跟我一起想。不一会儿，我看见她额头上有了汗水。我让她不要想了。她摇摇头，不肯从炽热的思索中抽身而退。她把汗蹭在我肩膀上后，继续回想着。
这是一局没下完的棋。因为哑巴农妇钻进草丛里捉那只正在打瞌睡的野鸭子时，野鸭子突然挣扎起来，呱呱的鸣叫声嘶哑悚人。
我和玲姐终于回忆到被中断的地方。玲姐走到我对面坐下，说：“咱们接着下完吧？”
我说：“好啊。”
心里马上泛起了在湖边中断的喜悦。但下了几手后，却感觉到棋盘上生出了一股凉气，挨着这几手白棋的黑棋，仿佛都在微微颤动，试图远远逃离。再看看全局，那股凉气已经改变了整个棋势，一直波及到棋盘的最边缘。每一颗都在挣扎，都在呼喊救援。从前亲密相依的黑白子此时看起来，都像是在贴身肉博。如果以胜负来论的话，黑棋几乎大势已去。要想挽回来保持平衡，好像不是我的功力能办到的事。我悬在棋盘上方的那颗黑子久久无法降落，我收回手，吃惊地望着玲姐。
玲姐面无表情。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天玲姐是要借下棋来决定自己是否悄悄出国。出国的念头她早就有了，真正变得清晰起来，是去年１１月下旬我跟她在床上长时间交手辩论的那个晚上。但此后，她一直下不了决心。用她自己后来的话说，“我给结结实实地卡住了，动弹不得，无法自拔。”于是想出了这么一套不完全听天由命的决断程序。决定用这套程序来决断自己的未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后来我有点怀疑她在作出这个决定时的精神状态，随即又打消了自己的怀疑。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不能很好地理解她，这本身就是卡住她的一个原因。她总得给自己找个出口，不管用什么方法。选择这套程序，不能说这不是一种选择。
程序稍稍有点复杂：首先在棋盘上分出黑白输赢，然后再用从道士手里买来的棋子猜黑白决定输赢的意义。具体地说，假如白棋获胜，则由执黑棋的我来猜她手中的棋子是黑是白。再假如我猜对了她手中棋子的颜色，则那种颜色代表不出国；猜错，则她手中棋子的颜色代表出国。反之亦然：假如黑棋获胜，则由执白棋的她来猜我手中的棋子是黑是白。再假如她猜对了我手中棋子的颜色，则那种颜色代表不出国；猜错，则我手中棋子的颜色代表出国。不考虑和棋情况，排列组合一共８种，出国和不出国的可能性各占一半。
这天我不知道玲姐心里是这么一番打算，吃惊了几秒钟，又挣扎着走了几步。后来，我觉得她可能是要在平手的情况下赢我一局，以后好取笑我。我就嘿嘿地笑着认输了。
但我认输后，没从玲姐脸上看出什么高兴的表情。她的脸色甚至可以说有点凝重。她叫我跟她一起去阳台上的蒲团上盘腿静坐了一会儿。十几分钟后，她取出了从道士那里买来的一黑一白两枚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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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又要猜这个玩呀？”
她说：“这回不是闹着玩，你可要用心猜。”
她双手捧着两枚棋子，像作辑似的摇了三下，然后一手抓一枚。左手握拳向前，伸到我面前，右手藏在身后，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我想都不想，就对她说：“黑色。”
她打开手心一看，果然是黑色。
我笑起来了。她也笑起来了。我看见她眼睛里有泪光闪动，说：“瞧你，把眼泪都笑出来了。”
她抹抹泪，说：“真是的，我怎么把眼泪都笑出来了。这么好的大节，这样可不好。真是对不起。”
我说：“怎么又认真起来了？也好，你身上又多了一种认真之美。”
玲姐笑了笑，没说话。吃过年饭后，我们在一起呆了几个小时。有好几次我把头搁在玲姐怀中差点睡着了。这天我特别疲乏虚弱，本来想在这里过夜，后来想到母亲会盘问，十二点之前我还是下楼打车回家了。
初三，许可佳上门拜年。
许可佳告诉我母亲，说头天玲姐上她家里拜年来了，她问玲姐记不记得什么姑什么姨时，玲姐说，记不得了。许可佳嘻嘻地笑，对母亲说：“那些姑啊姨啊，她居然一个也记不得，她比您年轻十岁多吧，记性怎么这样差呢？还是您记性好。”母亲脸红了，打岔骂我，骂我那几天把她气糊涂了，那些姑啊姨啊记错了几个兴许也是有的，她那一辈的表亲实在太多了。然后骂我不该把耳环弄丢了，拉起许可佳的手，要去逛街。
这天我父母和许可佳一直到快吃晚饭时才回来。到处都在打折，我父母买了不少东西准备带回去送人。三个人拎着大包小包的，让我下楼接他们。一进屋许可佳就让我看看她的左耳，接着把右耳转过来给我看，我看见了母亲给她买的一对耳环，随口夸了几句。买耳环的钱本来是要给我压岁的，年三十晚上母亲拿出来在我手心里拍了一下，又收回去了，然后将用途告诉了我。当时我笑了笑，说：“那你再来一下。”我母亲居然真的在我手心里又拍了一下。
晚饭后送许可佳下楼，从五楼到一楼，我和许可佳一句话也没有说。耳朵里灌满了下楼的脚步声，还有零星爆炸的炮竹声。
走到门洞口，许可佳让我别送了，我说没事，送她出小区我也可以顺便在小区里散散步。许可佳说：“你要散步等我走了再去好不好？我总觉得你要告诉我什么坏消息一样。小天，要是有坏消息，这会儿你千万别说，让我自己慢慢弄明白。”说完，转身走进了雪地里。
她的话忽然在我胸中产生了回声，每个字都让我有点惆怅，这是我们交往中很少见的事。寒风扑面，傍晚的雪地上，她的背影显得那样孤单柔弱，我心里怦怦地跳了两下。
我叫了一声：“许可佳。”
许可佳回头望了望我，像赤明莉香一样摇了摇手，说：“回去吧。”
春节过后，我被调回了公司总部，给韩总当秘书。林秘书怀了孕，人力资源部给韩总准备了两名秘书候选人，韩总却点名要我。接下来差不多一个月，我的日子真可以用忙得要命来形容。父母离京的时候，我等不及火车开动，便返回了公司。玲姐那边去得比较少。交接工作。学车。写讲话稿。喝酒吃饭也成了个事。陪韩总下围棋。替韩总领福利。我跟在韩总后面城里城外的走动，从一个会议室到另一个会议室。我一只手端着韩总的茶杯，另一只手拎着两个公文包，其中一个公文包里装着围棋。
我知道公司里有不少人在背后议论我，说我是踩着围棋子爬上去的。当阿伍把更多更不堪入耳的闲话转告给我的时候，我笑了笑，没有为自己辩解。我也无法辩解。事情的背景太神秘复杂了，我至今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秘书们之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原先给韩总准备的那两名秘书，是韩总的对头安排的眼线，韩总当然不敢要。韩总点名要我，他的对头之所以画圈，是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人没什么背景和能力，只会下下围棋，正好让韩总玩物丧志。还有一种说法则完全相反，说人力资源部准备的那两名秘书是韩总的死党，韩总的对头不点头，这才匆忙把我的材料搁在了那张椭圆形的会议桌上讨论。第三种说法来自林秘书，她的说法似乎与高层斗争无关，她说是我的围棋水平，还有我坚持不约玲姐来公司陪韩总下棋这件事，给韩总留下了深刻印象。说不出为什么，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说法。不过无论哪一种说法，我觉得都不应该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没想到的是，阿伍却把我的沉默理解成疏远。从此，阿伍常常出现在袁大头那伙人的酒桌上。
回公司总部后，第一次见到袁大头是在洗手间里。袁大头握手问候，热烈祝贺，诚恳要求彼此多多沟通多多关照，诸如此类，把这次见面搞得很正式，很隆重。有一瞬间，我几乎要产生错觉，觉得正置身于金碧辉煌的会谈室里。我虽然十分内急，却不得不跟着他一起变得很诚恳，很庄重。第二次在洗手间里碰到袁大头，袁大头正站在小便池前抽烟出神，左手两根指头在嘴边夹着香烟，右手两根指头夹着下面，沉思的脸被一层薄烟罩住了。这次我先解决内急，然后跟他打招呼。袁大头哆嗦了一下，像被烫着了一样。他朝我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