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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床前接到了一个电话，我喂了一声，对方就挂掉了。我朝电话呆呆地望了一会儿，胸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歉疚。
我靠在床头拨通了玲姐的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打牌的声音。我说是我。玲姐啊了一声。打牌的声音迅速变小了。
玲姐问：“还没睡啊？”
“嗯。”
“是不是有急事，小天？”
“没有。”
“没有就睡吧。明天我给你打电话。那边正催我出牌呢。”
“好吧。”
挂上电话，我意识到玲姐在电话里没有笑，这是很少有的事。我走到窗前站了一会。看不到香山那边的山影。城西上空有一块很大的浮云，金黄，明亮，低低地悬着，低低地翻滚，像许多人的梦纠缠在一起。
一夜酣睡。睡前，本来想深刻反省一下的，酒劲，长时间散步，兴奋带来的疲倦，却让我很快睡着了。
醒来后，已经弄不明白昨天晚上发生的事，算怎么一回事。躺在床上一点一点回味，觉得我和许可佳之间，好像也没什么事。至少，没有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我那些感受和联想，也许只能说明我自己小题大作，或自作多情。手拉着手，对开放一点的女孩来说，也许跟社交场合的握手一样没多少感情含量。这么想一想，心里轻松多了。
起床去阳台上看了看，才知道下半夜下了一场雨。地上是湿的，空气是湿的，到处都是湿的。气温低了好几度。
我哪儿也不想去，可又不知道一个人这么呆着能干什么。对着镜子照一照，有点厌烦自己那副精力过剩的样子。在屋子里转了两圈，想起玲姐说过她中午能从香山回来，决定还是去她那边。
把换下来的衣服塞进一只大纸袋，打算带过去洗一洗，忽然闻到一股酒味，心里悠了一下。餐厅里那些人太能闹了，灌酒的时候，一定有一半洒在了我的衣服上。想了想，又把纸袋搁下了。
路过棋院的时候，看看时间还不到九点，我下了车。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好像都在把我往棋盘里推。我也有很久没畅畅快快下过一盘棋了，很想一头扎进黑白世界里不出来。
去Ｄ班门口站了站，学棋的还没有来，教室里没有开灯。我又想起了玲姐在这间教室里听课的情景：她端坐在一群东倒西歪的孩子中间，神情很专注。有很多次我从门口走过，脚步放慢，希望她能注意到我。但我们正式认识之前，她似乎从未看过我一眼。后来我们比较亲近了，我问她是否看到过我从Ｄ班门口走过，她笑而不答。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帮她升到了Ｃ班，她已不怎么来棋院上课。当然，我也不怎么来了。有一阵子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希望远离人群。
刚要离开教室，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转过身看看，一张课桌后面冒出了一颗乱篷篷的脑袋。再看看，认出是常四段的脑袋。我们互相“嘿嘿”两声，算是打过了招呼。走近些，才发现常四段睡在几块拼在一起的棋盘上，腿上还搭着一件旧军大衣。
常四段拉亮日光灯，点上了一支烟。他告诉我说，昨晚他被老婆赶出来了。接着，摸出一副棋子，说下棋下棋，看看你有没有一点长进。走了不到十手，常四段直摇头，问我到棋院里来做什么。我想了想，说除了来下棋，就是来请他收一个学生。接着把林秘书的情况和我在公司里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常四段一听林秘书不能按时来上课，需要单独辅导，而且林秘书还不见得会帮我，他只抽烟不说话。过了几分钟，才说，让她来试试吧。又走了不到十手棋，常四段又摇开头了，问我还有什么事。我意识到，我的手和他的手在棋盘上交谈的那种感觉已经没有了，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说我想搞一个围棋培训班。常四段又抽了一会儿烟，没说话。烟缕从他的鼻孔里不停地流出来，他的声音终于在一团烟雾中响起来了。他说，这种班搞起来容易，搞下去怕是不容易，不过也可以试试。再走几手，常四段停住了，说你心里还有不少事啊。我把棋子抹掉，说对不起，我自己先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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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着一张空棋盘，盘腿坐着，能看见红尘在我和棋盘之间翻滚。坐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静下来，这才知道我已经失去了一头扎进棋盘的能力。围棋，像童年的许多游戏一样，好像离我很遥远了，心里有一些悲哀。我站起来，看了看常四段，不知道说什么。常四段已经写好了《围棋培训班备忘》，递给我，他说今天是没法下棋了，改天再来试试吧。
常四段送我走出棋院大门，朝护城河上漂浮的垃圾望了一会，说：“再忙再烦，静坐的功夫不能丢了呀！”静坐，是常四段教我的入门功，如果连这个也丢了，那就是说我在棋院里什么也没学到。我觉得很对不起常四段，想对他说点内疚那一类的话，但脑子里纷乱不堪，再加上我本来就不如常四段生性坦荡，也就不知道从何说起。常四段挥挥手，说：“自己多保重，走吧走吧。”
离开棋院，坐公交车去玲姐家里，已经十二点过了。在楼下往她家座机上打了个电话，没人接。我想，玲姐这次在香山呆的时间可真不短。上楼的时候，我掏出钥匙捏了几下，捏得手心微微有点疼。
我和玲姐正式认识的第二个月，也许是第三个月，一起去香山看过一次红叶，回来的当天晚上，玲姐就把这把钥匙交到了我手里。
照流行的说法：香山，是我和玲姐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地方。那天下山的路上，我们去半山腰一片草地上坐了一会。我有点累，就躺下了。玲姐挥着一片红叶替我赶蚊子，赶了一会，她也躺下了。红叶搭在她脸上。我记得那天她一身雪白衣裙，给红叶黄草一衬，鲜明动人。我望着她，然后我可能睡着了，也可能是半清醒半迷糊状态，反正不知道怎么的就把头枕到了她肚子上。她立刻坐了起来，把手搁在我头上说：“小东西，这么会找枕头呀？”手却没有挪开。起先，我以为她是要搬开我的头，没想到她的手搁在我的眼睛和额头上，就搁在那儿不动了，仿佛是要替我挡住太阳似的。我忍着没翻身；能感觉到有个小虫子在心里爬、爬、爬，痒痒的。然后，我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温暖安详里，睡着了，就像是给太阳晒化了。
回到她家里，她刚打开门，顺手取下一把钥匙交给了我。她说怕我以后来，她不在，我又会傻傻地坐在楼梯上等她。我是坐在楼梯上等过她一次，有个邻居还警惕地看了我好几遍。接过钥匙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小块金属真的有点沉。
这天玲姐家里一片寂静。我正换着拖鞋，冰箱突然启动的声音让我激灵了一下。我有点饿，打开冰箱看看，里面果然有做好了的饭菜，其中还有我爱吃的鱼和我爱喝的排骨藕汤。胃和心里立刻踏实了不少。我觉得一切并没有改变，玲姐只不过在香山打打牌而已。我坐在餐桌边吃饭的时候，忽然有点羞愧，差点又叫鱼剌卡着了。虽然说不清昨天晚上跟许可佳算怎么回事，但我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一些举止确实有些轻浮。
傍晚，我正对着一张空棋盘练习静坐，玲姐回来了。在此之前，她没有给我打过电话，我也没给她打过。看见她一副病怏怏的样子走进来，我吓了一跳。她眼圈发黑，进门时扶着门框都没站稳，抖得像一片风中的树叶。我脸上的表情可能也吓着她了，她强打精神朝我笑了笑，说她没事。还说，就是打摆子，她摆几下就安稳了。
这天是丁当送玲姐回来的。丁当找着地方停好车后，才丁丁当当地走上楼。我看见丁当走进来，就抑住心中的激荡，没有多说什么。丁当看见了我，眉毛挑了一下，顺势送给我一个笑脸。丁当说，这下好啦，总算有个亲人在这里啦。她夸张地拍拍自己的胸口。
我没搭话，希望丁当快一点离开。
丁当把玲姐送到卧室里安顿好之后，回到客厅里，跟我聊了一阵子。她要我放心，说星期一我上班的时候，她会让她家里的保姆来照顾玲姐的。接着，丁当说起了感冒这种病，其实没什么药可治，又搬出了她那副宝贝方子：拚命喝水！拼命撒尿！再接着，丁当控诉医院里的黑暗与腐败，说一点小毛病会治成大毛病。再接着，丁当控诉美容的黑暗与腐败，说生活真是没劲儿，上个月在美容院认识一个姐们，向她借4000块钱去做整形手术，结果现在她完全不知道那个姐们变成了什么样子 ，再也找不着人了。
开始聊起来的时候，我没插话。见丁当一时半会没有离开的意思，我干脆把话题引到玲姐怎么感冒的事上来。丁当摸摸头发，好像有些不安，她说：“怪我！怪我！”然后东拉西扯了一阵。我总算是听出了一点眉目。
昨天晚上她们在香山一幢别墅里打牌，丁当跟玲姐住一个房间，半夜里刚躺下，玲姐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打得很上劲。后来，玲姐怕吵着丁当睡不着觉，就走到别墅外面继续打电话。
天快亮的时候，玲姐回来了。丁当看见玲姐身上的睡衣全都湿透了。到了中午，玲姐开始发烧，发抖。去度假村的医务室里打了一针，才算是止住了一点点。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玲姐接到的这个电话，是许可佳打的。不过，许可佳没打那么久。许可佳告诉我说，一个多小时后，她听见外面在下雨，就说不行了，困了，要睡了。我相信她说的是实话。后来我知道，许可佳是有那么个毛病，一听见下雨的声音就昏昏欲睡。天亮前剩下的时间，玲姐一个人在度假村的花园里走来走去。很可能还走出了度假村，不然，应该不会淋上雨的。
丁当走后，我走进卧室。床头亮着一盏乳白色的台灯，像黑暗中漂着一块透明的冰。玲姐身上盖了好几床被子。看不清玲姐的样子，但能看出那几床被子在抖动。这时北京已经停止了暖气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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