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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许多顾问和投资人如沃伦·巴菲特都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证券的回报都会比历史水平低。牛市的预测通常是以强劲经济增长和相对较低的利率的预期为基础的。但强大持续的收入增长所需的强劲经济状况可能导致高得多的利率——尤其是在考虑到我们的长期财政困境的情况下。但这一力量似乎没被预测者考虑进去。
我对市场行为的解释是，尽管市场大跌并因此带来了严重损失，但18年里形成的心理力量仍保持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9·11后的世界对金融市场有种奇怪的不真实感。一方面，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普遍认识到世界似乎不再完全是双子塔倒塌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个世界了。另一方面，这一刚被认识到的现实对多数人对与金融市场有关的估值和风险的思考的影响似乎并不像我原本想像的那样大——与30年代股市崩溃后的现象相反。这可能反映出了市场的这样一种趋向，既要在导致过渡的因素已经消失很久之后体现过渡时期的预期，又不考虑与分析家用以对股票进行估价时的思考框架不相符的更广泛的因素。
我所交谈过的有国家安全问题背景的人都对我国当前面临的情况深感忧虑。我曾与桑迪·伯杰同乘一架飞机，作为克林顿总统非常务实而富有远见的国家安全顾问，在人们刚开始认识到恐怖主义威胁时，他已详细谈论过这种威胁的严重性。在伊斯兰世界的某些地区发展起来的极端狂热主义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会对我们的国家和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恐怖主义可以许多方式影响经济——通过增加安全成本，使贸易更加昂贵，使油价上升以及通过在海外的关键国家制造政治不稳定。除了灾难性事件和干扰的明显的可能性而外，还包括恐惧的上升和信心上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这些对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经济状况和风险升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在好几个月之后职业经济预测家仍继续对近期前景保持他们自2000年初经济放慢开始以来一直如此的几乎是正面的看法呢？在整个2001年，大多数人都预计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降低利率的强有力行动将会相对较快地恢复美国经济的健康增长。9·11之前，我就感到预测家们夸大了联储措施的潜在有效性——这些措施确实是强有力的，也确实有助于减轻放慢的程度，但它不是万能的——而大大低估了持续不断的过度投资和经济不平衡的影响。9·11之后，华尔街的经济预测家们承认未来恐怖行动和海外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但所有这些对他们的分析和预测都没有多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无法将这些风险量化，也可能是因为坚持自己熟悉的分析框架的一种惰性。
稍晚些时候，花旗集团在一家曼哈顿餐馆为一群非常资深的职业基金管理人举行了一次晚宴。席间有关全球经济前景的长时间的、有趣的讨论大多围绕着恐怖主义和地缘政治事件。但在晚餐结束时，参加者们提出的预测反映出的框架并未考虑我们整个晚餐期间都在讨论的那些因素。显然，他们的模型无法容纳这类风险，于是他们也就没被包括进去。
第二部 第59节
让我吃惊的是，9·11之后，面对严重的新的不确定性和继续存在的不平衡情况，不仅主要的华尔街公司的预测仍绝大多数是正面的，而且这些预测仍是同样的单向预测，给出的下一年经济增长率仍只是一个数字而不是一个范围。在我看来，这种单向的预测似乎总是隐含着一种不现实的精确度，因为未来的前景总是很大范围内的一系列可能性。预测家们大概也认识到了其预测的有限性，但消费者可能不那么老练，且完全不可能就一个预测结果做出可能性的判断。生活是不确定的。想预测经济次年能增长多少的预测家往往未能考虑进去的不仅包括特定的不确定性，还包括不确定性是生活基本原则这一因素。在不确定的世界相互依赖宣言第十四章相互依赖宣言
刚开始在华尔街工作时，美国之外的全球经济所发生的事对我和我的同事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那时，作为纽约最顶尖的投资银行公司之一，高盛公司一个海外办事处也没有。我们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以及日本有一些业务联系，但我们从没想像过会在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业务。
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置信。我在从业生涯中所亲见的最根本的变化之一，就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联系的极大增加。几十年前，财长们出访，访问的是伦敦、巴黎、波恩和东京。在我担任财长期间，我访问过的国家包括阿根廷、巴西、中国、科特迪瓦、印度、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以及菲律宾、乌克兰和越南。正如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见到的，我们的经济健康越来越多受到全球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的影响。现在美国40％的出口输往发展中国家，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世界中的重要部分。
在任职期间，我关注最多的是将我们的利益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和金融联系。这些仍在很大程度上未得到美国公众的充分认识。我国人民仍极需更好地理解贸易自由化、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的扩展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等复杂的现象，他们常常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经济联系仅仅是更广泛的相互依赖的一个方面而已，大多数人对此更是缺乏认识，因而同样需要公众更好的理解。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应当使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如何对我们本国的福祉有多么重要。
在2002年夏天一次到亚洲的公务旅行中，我和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聊了两个小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对这位内阁资政多少有了些了解，当时他显示出了对地缘政治以及地区问题的极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指出，目前还没有一种冷战期间曾经存在的范式，可用于理解作为世界事务中一个因素的极端伊斯兰宗教狂热，在这个问题上的大多数看法都是简单化的。我赞同他的这样一种看法，即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如何来理解恐怖主义和其他地缘政治风险。在我看来，一般的狂热宗教暴力和特定的反西方恐怖主义，都仍与贫困、不平等问题分不开，也与这样一个事实分不开，即尽管近几十年来世界许多地方的生活水平都有极大提高，但仍存在广大的极端贫困地区，无缘享受现代经济所带来的各种好处。
当然，贫困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很有争议，也非常复杂。“9·11”事件背后的恐怖分子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家庭，专家们也指出，有许多因素导致了恐怖主义所赖以存在的那种深深的仇视。然而，贫困孕育了怨恨、隔膜和绝望，并进而制造了一种有利于恐怖分子的环境，世界贸易中心遭到袭击之前一段时期的阿富汗的情况正是如此。
实际上，恐怖主义只是我们所面对的与全球贫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众多风险中的一种。在执政之初，克林顿总统曾传阅过一篇罗伯特·卡普兰撰写的题为《即将来临的无政府状态》的文章。该文认为，西非地区最为突出的那些可怕的问题如环境破坏、疾病、贫困和政治冲突可能越过边境传播，损害富裕国家的安全。这促使我又读了卡普兰的著作《地球的末日：21世纪前夜之旅》，他详细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有门禁的社区”式的生活方式在把工业化国家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问题隔开方面越来越缺乏效能，而我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某种程度上在纽约都见过这种生活方式。
对有关全球贫困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也对发达国家构成威胁的问题，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卡普兰的著作使这一系列想法具体化了。如今，公共健康方面的危险已经从那些根本无力为其大多数人民提供哪怕是适度的医疗保健服务的国家迅速传播开来。而跨国的环境危险如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大气的污染从那些人民每天都在挣扎求生、不可能真正关注环境问题的国家传播到我们身边。在某些发达国家，试图逃避贫困的移民潮正带来社会和政治问题。国家崩溃或陷入冲突时，国际社会一般要为由此导致的大规模人道主义问题负责。为了生活在那儿的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努力解决较贫困国家的贫困问题。但是，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境况对我国自身的利益同样至关重要。
许多深切关注全球贫困问题的人都对全球化和开放市场抱有很大的疑虑。我认为，有时被概括为关心贫困问题的人与全球化的支持者之间的分歧的那种争论是虚假的。克林顿总统认为繁荣的经济是最佳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这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对他们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对提高生活水平、使人们摆脱贫困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对增长是极其重要的，并对许多国家和数量庞大的人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正如克林顿总统同样经常说的，增长和市场本身是不够的。政府还须实施促进广泛分享增长的政策，并致力于那些市场本身不足以解决的重要需求。而这些政策反过来又将提高工人的生产率。这在全球范围内也同样适用，贫困和不平等及其所伴随的社会弊病仍是巨大的问题，并且对生产率和增长构成了巨大的障碍。在贫困国家，某些市场经济运转所需的最基本的前提如法治和廉洁有效的政府以及足够的教育、保健，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常常缺乏。
每次访问发展中国家后，我总是会再次意识到这类国家的问题是多么难以解决。比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墨西哥的历任总统和财长都实施广泛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因为明智的政策选择，墨西哥经济的许多基本面都非常健康，该国的前景也看好。然而，其经济增长率一直不高。仍有太多